新加坡為何態度轉變了？

2月初，新加坡內政部長尚穆根訪華期間，特意瞻仰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并在社交媒體上寫道：“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提醒我們，整個亞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做的巨大犧牲——包括新加坡。我們每年2月都舉辦全面防衛日活動，以銘記我們在日據時期的經歷”。

隨后在2月15日新加坡“全面防衛日”上，教育部長李智陞與總理黃循財紛紛發聲，痛陳日據時期的黑暗記憶，誓言“絕不遺忘”，“當年的苦難給我們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教訓——我們必須當自己命運的主人。沒有其他人會代替我們保衛新加坡。“此時，中新兩國在歷史認知上似乎達成了高度默契。

然而就在短短三個月前，面對日本高市早苗發表涉臺挑釁言論導致中日關系冰封時，黃循財總理卻曾公開呼吁“擱置歷史爭議，向前看”，暗示東南亞已與日本和解，中國也應效仿。這種在受害者傷口上撒鹽式的“理中客”態度，當時被視作一種戰略誤判。

為何新加坡會在短時間內“自打嘴巴”？這背后是其精密的地緣政治計算。

此前新加坡試圖扮演調停者，要求中國在遭受挑釁時保持克制。但這步棋走錯了——中國此次反制決心堅定，而日本右翼勢力在高市早苗當選后愈發激進且不可控。

作為一個彈丸小國，新加坡深知在大國博弈的夾縫中，若日本右翼失控或中美對抗升級，自身將首當其沖。意識到中國“動真格”且日本“危險化”后，新加坡迅速調整身段，通過訪問抗戰紀念館等具有強烈象征意義的外交動作，向中國釋放善意，以此糾正之前的偏差。

外交無小事，新加坡的一系列動作蘊含深意：

高官專程參觀中國抗戰紀念館，規格極高，僅次于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這不僅是對歷史的尊重，更是對中國抗戰史觀的官方背書。

在新加坡國家級紀念活動中邀請中國駐新大使出席，是一個清晰的政治信號：新加坡的防御假想敵并非中國。相反，中國被視為可信賴的區域伙伴。

盡管立場靠攏，新加坡依然保持了其一貫的圓滑。李智陞部長引用李光耀遺訓，將紀念活動的意義泛化為警惕“全球新危險”，并未點名批評日本。這種模糊處理，既安撫了中國，又避免了直接得罪日本，體現了小國在大國夾縫中“多交朋友、少樹敵”的生存智慧。

相比于某些在錯誤道路上狂奔、不知回頭的島國，新加坡展現出了極高的戰略敏銳度與靈活性。它懂得在風向變化時及時調整航向，避免成為大國碰撞的犧牲品。正如王毅外長所言，若繼續在地緣政治上盲目下注，結局注定是慘敗；而新加坡的選擇，顯然是在規避這一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