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政權變迭困境：未來難測，1979年往事有啟迪

伊朗正處于決定自身乃至整個中東命運的關鍵時刻。

自上世紀70年代末革命將激進伊斯蘭教職人員推上權力寶座以來，德黑蘭發生的任何動蕩所引發的全球連鎖反應，早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實。在阿曼，伊朗外交部長阿巴斯·阿拉格齊及其團隊已同美方的高級別代表團開啟了間接談判。許多分析家認為，雙方之間的鴻溝過于巨大，幾乎無法逾越，沖突似乎不可避免。就在本周末，已經發出軍事威脅的唐納德·特朗普表示，政權更迭是伊朗“可能發生的最美妙的事情”。緊張局勢不斷升級，風險也隨之劇增。

那些在1979年革命余波中掌權的人，如今其統治根基正面臨挑戰。美國的終極目標似乎就是政權更迭，而事實上，這一進程或許已經開啟。2025年12月至2026年1月，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規模最大的抗議浪潮橫掃伊朗，從馬什哈德到阿巴丹，成千上萬的民眾涌上街頭。

這些場景讓許多人想起了伊朗國王流亡前的最后歲月，當時也有數百萬人走上街頭。隨著當下的局勢發展，過去與現在之間存在著驚人的相似性，這些相似點理應成為我們討論未來走向、寄托希望或審視恐懼的參照。一個顯著的平行點是經濟的核心作用。飆升的通貨膨脹是近期騷亂的關鍵誘因，而近50年前同樣如此。1977年，基本消費品價格上漲了27%。當時，抗議的中堅力量是德黑蘭大巴扎里的商人和企業家，因為他們的生計受到了威脅。

如果不是因為什葉派穆斯林的傳統，這些抗議或許早已平息。在伊朗，什葉派占人口的絕大多數，他們習慣于在最終的集體紀念儀式前，遵守為期40天的哀悼期。

波蘭著名記者雷沙德·卡普欽斯基曾描述過這種場景：家屬、朋友、鄰居和熟人——“整條街、整個村莊的人群”聚集在死者家中。他寫道：“如果是自然死亡，這種聚會表現為數小時的悲痛宣泄，隨后陷入麻木與屈從的沉默。但如果死者是死于暴力，是被人殺害的，那么復仇的渴望會攫取所有人……他們呼喊兇手的名字，那是他們痛苦的源頭，人們相信，即便兇手遠在天邊，那一刻也會不寒而栗，因為他的死期已近?！?/strong>

正是1978年1月庫姆抗議活動發生的40天后，新的示威引發了新的殺戮，隨之而來的哀悼和紀念游行不可避免地演變為更大規模的抗議。這些活動當然又招致了更致命的鎮壓。循環不斷加強，直到1979年1月，那個“痛苦的源頭”——伊朗國王，以度假的名義離開伊朗，從此再未歸國。

這種循環極有可能重演。上周四，《華爾街日報》報道稱，德黑蘭大巴扎的商人們已呼吁全伊朗的同行，在1月初遇難者的40天傳統哀悼期結束時重返街頭。據《華爾街日報》在其社交頻道引用的工人行業協會消息，此次抗議旨在“各城市同步紀念死者，并繼續全國性的起義”。其目標是“為當代歷史上最大的街頭屠殺復仇”。

如果談判如預期般失敗，這對伊朗政權而言，可能是比美國軍事打擊威脅更嚴峻的挑戰。著名伊朗歷史學家阿里·安薩里曾估算，1978年反對國王的運動中總死亡人數約為2800人。而有人認為，僅在今年1月，死亡人數就可能高達30000人。這意味著在接下來的幾周里，會有大量的哀悼者和密集的“40天紀念儀式”。

1978年，卡普欽斯基與數百名國際記者和攝影師一同駐守伊朗，但今天那里已沒有他們的身影，政權依然在嚴格限制互聯網。這使得人們很難確切獲知去年12月和今年1月究竟是誰在街頭抗議。騷亂的廣泛性以及它作為深刻憤怒與疏離感的真實表達，這一點似乎毋庸置疑。但從那些零星流傳出的不幸遇難者的生平中，我們也只能碎片化地窺見那些以自由之名冒著傷亡風險的人們的身份。

我們知道，1978年的革命運動是一個廣泛的聯盟。它包括追隨霍梅尼的激進教職人員，以及數百萬通常處于底層、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伊朗人，他們視流亡的阿亞圖拉為祈禱的終極回響。但盟友中也有其他人，許多人在推翻國王的斗爭中付出了同樣艱辛的努力與犧牲。

1978年和1979年的街頭聚集著各種意識形態色彩的自由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女權主義者、溫和派教職人員及其學生，甚至還有一些老派的共產主義者。伊朗的民族、語言和宗教少數群體也派出了代表。這種多樣性既是優勢也是劣勢。正如卡普欽斯基所寫：“每個人都反對國王并想除掉他。但每個人對未來的想象都截然不同?！?/strong>

即便當前的政權被推翻，任何新的方向可能都不會立刻明朗。值得注意的是，霍梅尼在回國后并未立即攫取全部權力。他花了數年時間才徹底鞏固統治，這建立在同伊拉克的戰爭、新機構與新憲法的制定，以及諸如伊斯蘭革命衛隊和巴斯基等新安全部隊的基礎之上。在1979年至1988年間，這些力量被有計劃地用來摧毀伊朗境內每一個潛在的反對者，同時它們也是該政權在此次騷亂中實施血腥鎮壓的尖兵。

對于今天那些尋求推翻統治者的勇敢男女來說，這里有一個教訓：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勝利只能通過數百萬人的大規模動員和廣泛聯盟的構建來實現。但是，盡管所有人都會有共同的目標，今天對伊朗未來的愿景，依然會像1979年推翻國王的人群那樣各不相同。當年，正是這種極度的多樣性變成了致命的弱點，使得單一派別得以強加其威權統治和強硬立場，并以犧牲所有其他派別為代價。

因此，政權或許會倒塌，但如果真的倒塌了，未來依然像47年前的動蕩歲月一樣難以預測。民眾或許會贏得勝利，但他們可能會發現，爭取自由、繁榮與安全的真正戰斗，才剛剛拉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