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你放在三十七歲的年紀(jì),左手是一把預(yù)示著絕路的剃須刀片,右手是一張只有千分之一概率能活命的假護(hù)照,你會選擇并在沉默中自我了斷,還是在這個國家嚴(yán)密的邊防線上賭上身家性命瘋狂一搏?
這個問題聽起來像是一場殘酷的心理測試,但對于1968年冬天的關(guān)愚謙來說,這是擺在眼前的冰冷現(xiàn)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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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的北京,空氣里都透著緊張。關(guān)愚謙坐在中國人民保衛(wèi)世界和平委員會的辦公室里,周圍熟悉的一切都變成了壓向他胸口的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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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他穿著藍(lán)色工作服騎車到了機場。在廁所的隔間里,他脫下工作服,換上西裝,戴上黑框眼鏡。
推開門的那一刻,他不再是關(guān)愚謙,而是那個名叫西園寺一晃的日本旅客。走向邊檢臺的那幾分鐘,每一步都踩在刀尖上。
邊檢員拿著護(hù)照,目光在他臉上停留。時間仿佛凝固。或許是那身筆挺的西裝,或許是他鎮(zhèn)定的眼神,章蓋了下去。
飛機起飛。他透過舷窗看著腳下的土地,淚水奪眶而出。他知道,這一走,他就成了沒有名字的孤魂野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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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沒想到,落地開羅,等待他的不是自由,而是另一座監(jiān)獄。
埃及警方早就接到了消息。關(guān)愚謙剛下飛機就被以非法入境的罪名逮捕,關(guān)進(jìn)了開羅的一座舊監(jiān)獄。
那地方陰暗潮濕,滿是跳蚤和臭蟲。他在那里待了一年多。這段日子里,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蘇聯(lián)克格勃的人輪番登場。
他們并不關(guān)心關(guān)愚謙的死活,只關(guān)心他腦子里的東西。只要他肯開口,肯吐出中國高層的機密,金錢、美女、美國的綠卡,甚至政治庇護(hù),想要什么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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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guān)愚謙坐在牢房的爛草堆上,看著這些來自超級大國的情報販子。他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意外的決定:閉嘴。
他逃命是因為想活,不是為了賣國。他拒絕了所有的誘惑,咬死不肯透露半個字的國家機密。哪怕把牢底坐穿,哪怕爛在埃及的監(jiān)獄里,他也絕不做民族的罪人。這一點,讓后來所有指責(zé)他的人都不得不閉上嘴巴。
1969年,在國際組織的斡旋下,他被送往聯(lián)邦德國。
三十八歲,流落漢堡。他從一名受人尊敬的國家干部,變成了碼頭上扛鋼筋的苦力。德國的冬天冷得刺骨,他在餐館的后廚洗盤子,雙手被洗潔精泡得潰爛流血。
每天收工后,他拖著像灌了鉛一樣的雙腿回到住處,唯一的慰藉就是那把從北京帶出來的小提琴。琴聲響起,全是家鄉(xiāng)的調(diào)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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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德國講魯迅,講紅樓夢,講中國發(fā)生的一切。他辦雜志,寫書,把真實的中國介紹給歐洲。德國前總理施密特成了他的座上賓,聽他分析中國的改革開放。他用半輩子的時間,在萊茵河畔搭建了一座通往中國的橋梁。
1981年,國內(nèi)形勢變了。關(guān)于他的通緝令撤銷了。他第一時間申請回國探親。當(dāng)他跪在母親墳前的時候,哭得像個孩子。
母親在他逃亡的那些年里去世了,臨死也沒能再見兒子一面。這是他心頭永遠(yuǎn)挖不掉的一塊肉,是他為那0.1%的生存概率付出的最慘痛代價。
但他沒有沉溺于悲傷。他帶著兒子關(guān)新在上海安家,往返于中德之間。他看著中國一天天變好,看著高樓大廈拔地而起。他用余生所有的精力去彌補當(dāng)年的遺憾。
2018年,關(guān)愚謙在柏林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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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在絕境中背棄故土求生,這本是懦夫的行徑;但同一個人在異國的威逼利誘下守口如瓶,又用后半生極力維護(hù)祖國的尊嚴(yán),這又是勇者的堅守。
關(guān)愚謙到底是那個年代可恥的逃兵,還是一個被時代洪流裹挾卻依然保持了中國氣節(jié)的愛國者?或許,真正的愛國從來不是掛在嘴邊的口號,而是在沒有任何人監(jiān)督的黑牢里,依然選擇守護(hù)國家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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