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南京司令員帶中將遺孤進軍營，遭集體反對，結果如何？

那是67年的夏天，南京那邊，裝甲兵的大院里突然冒出來一幫挺扎眼的新兵蛋子。

這些兵個頭實在不敢恭維。

歲數大點的，十六七，看著還湊合；小的那些，才十三四歲，那一身軍裝穿身上，松松垮垮，跟戲臺子上唱戲似的，一臉還沒長開的稚氣，甚至連被子都疊不明白，得讓人伺候。

更讓人頭大的是這幫孩子的來歷。

他們既不是莊稼地里出來的樸實后生，也不是尋常干部的子弟。

他們的老爹，這會兒大多正處在風口浪尖上，有的已經被撤了職，有的甚至人都不在了。

像是海軍中將陶勇家的公子，還有王近山家的娃。

照那年頭的規矩，當兵政審那是紅線，碰都碰不得。

收留這幫小家伙，別說違規了，簡直就是往自己懷里攬炸藥包。

可在裝甲兵司令肖永銀眼里，這筆賬另有個算法。

擺在他跟前的，是個死局：要么死守著條令，眼瞅著老戰友的骨肉流落街頭；要么就把頭上的烏紗帽押上，給孩子們留條活路。

老肖咬了咬牙，選了后面這條路。

之所以敢這么干，是因為三十多年前，有一段關乎生死的舊債，他得還。

要想把這事兒捋順了，還得把日歷翻回到1935年。

那陣子，紅四方面軍正長征走到川西北。

紅四軍第十一師三十三團在大崗山跟川軍碰上了，那仗打得叫一個慘烈。

眼看團長張昌厚都要提著槍往上沖了，隊伍里站出來個吹軍號的小頭目。

這孩子正是肖永銀，當年參軍才13，這會兒也剛17，還是個半大孩子。

他把胸脯一拍：“團長，給我兩個連，拿不下來你砍我腦袋！”

張昌厚也是沒轍了，只能讓他去試試。

誰成想這“娃娃頭”還真就把陣地拿下來了。

可就在追著敵人打的時候，一顆流彈飛過來，肖永銀一頭栽倒在土坡上。

被人抬下來那會兒，他早就人事不省。

這一昏就是三天三夜，水米不進。

等到第四天換藥，他才從嗓子眼里擠出一聲哼哼。

這時候大部隊要過雪山草地了。

說是安置，其實就是扔給后面的追兵，或者扔給老天爺，基本上就是個死。

張昌厚瞅著擔架上的肖永銀，心里跟針扎似的。

這娃剛立了大功，是個打仗的好苗子，可規矩擺在那兒，誰敢破？

正當張昌厚左右為難的時候，軍長許世友打這兒路過。

許世友問清楚了咋回事，扭頭瞅了一眼擔架上的少年，二話沒說，做了個決定。

他大手在張昌厚肩膀上一拍：“舍不得扔，那就抬上走！”

就這一嗓子，把肖永銀從鬼門關拉了回來。

那個17歲差點被扔下的重傷員，后來成了開國少將。

一晃三十年過去，命運這輪盤轉了一圈，這回輪到肖永銀手里攥著生殺大權了。

1967年，二十七軍軍長尤太忠給肖永銀掛了個電話，讓他趕緊去無錫見許世友。

見了面，也沒啥客套話。

許世友眉頭擰成個疙瘩，張嘴就問：“陶勇那幾個娃，現在滿大街流浪，你說咋整？”

陶勇，東海艦隊的一把手，剛在井里沒了，夫人也跟著走了。

幾個孩子成了沒爹沒娘的孤兒，在街上要飯吃。

許世友盯著肖永銀，眼底透著難受：“咱不能看著他們這么流浪下去。”

這時候的肖永銀，心里那本賬算得明明白白。

當年許司令一句話救了他的命，如今許司令把救人的擔子交到他手上。

這不光是上級的任務，這是過命的交情在托孤。

肖永銀嘴里就蹦出來三個字：“當兵吧。”

這三個字，在那個年頭比金子還貴。

只要進了軍營，就有口熱乎飯，有身衣裳穿，最要緊的是，有了部隊這堵墻擋著，外面的狂風暴雨就刮不進來。

尤太忠把陶勇家三個孩子送到了南京。

肖永銀瞅見最小那個才十三，瘦得跟個猴兒似的，跟他當年參加紅軍那會兒一般大。

他伸手摸了摸孩子的腦袋，心里那個主意算是徹底打定了。

這口子一旦撕開，消息那是長了翅膀一樣往外飛。

不少自顧不暇的老干部，聽說南京老肖那兒能“藏人”，爭著搶著把孩子往這兒送。

肖永銀也是來者不拒，給底下下了死命令：“只要是男娃，不管是軍隊還是地方干部的種，家里遭了難的，全給我收進來。”

就這么著，裝甲兵的營房變成了“托兒所”。

可這事兒哪能那么順當。

世上就沒有不透風的墻。

沒過多久，外面那些搞串聯的組織聞著味兒就來了，聽說“落難干部”的崽子都躲在裝甲兵大院，立馬集結人馬，嚷嚷著要沖擊軍營，把人抓走。

那會兒的火藥味太濃，一點火星子就能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