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隊書記到中央委員，他曾任重慶市委書記，后降縣委書記

1984年，重慶那邊出了樁稀罕事，讓人摸不著頭腦。

王茂全，本來坐鎮市委大院，還是中共十一屆中央委員，冷不丁遞了個折子，非要去江北縣當個芝麻官——縣委書記。

從市里的一把手到縣里的一把手，從中央委員到基層干部。

按照官場那套論資排輩的規矩，這簡直是高空跳水，摔得不輕。

那時候大家都炸鍋了，背地里直嘀咕：老王這是栽跟頭了？

還是上面要動大手術？

可王茂全心里那桿秤，跟別人不一樣。

那年他五十三，身子骨壯得像頭牛，經驗也攢夠了。

在他看來，這不叫丟官，叫回家歸位。

這步棋，看著懸，其實穩準狠。

到了江北縣，頭一只攔路虎就是缺錢。

要想富，先修路，這道理三歲小孩都知道。

要想把江北搞活，通往五寶的那條土路非修不可。

但這銀子打哪兒出？

縣里庫房空得能跑耗子，找市里要？

那是癡人說夢。

按老規矩，這事兒基本就得黃，或者干耗個三五年，等上面發善心撥款。

偏偏王茂全是個急性子，壓根沒想拖。

他把眼珠子盯在了縣里的賬本上，瞄準了一塊沒人敢動的肥肉——全縣干部的車馬費。

他在縣委會上把桌子一拍：把全縣干部的交通補貼，直接砍掉一半。

這哪是動奶酪，這是從人家嘴里奪食，甚至是要把飯碗給砸了。

在縣一級機關混，這點補貼可是養家糊口的硬通貨。

這一刀下去，罵娘的人能排到城門口。

但這筆賬，王茂全算得比誰都精：哪怕得罪幾百號干部，只要能換來一條把運輸成本壓低兩成的救命路，就值。

真值嗎？

太值了。

一年不到，江北通往五寶的大道通了。

全縣的貨物流轉就像換了新引擎，速度蹭蹭往上漲。

轉過頭，他又在綦江縣硬是“摳”出錢來，蓋起了老年學校，還捧回了民政部的金字招牌。

這時候大伙才回過味來：這個五十三歲的“下放干部”，不僅沒因為丟了官帽消沉，反而在縣委書記的椅子上，干出的動靜比當市委書記還大。

其實，這種不按套路出牌的勁頭，老王這輩子就沒變過。

把日歷翻回1964年，你會發現，這就是個敢拿身家性命博明天的狠角色。

那年是他接手堡堂大隊黨支部書記的第二個年頭。

那時候的堡堂，是川東出了名的窮窩子。

地里全是石頭，土層薄得像紙。

數據慘不忍睹：人均畝產不到三百八十斤，社員辛苦一年，分到每個人碗里的口糧才兩百多斤。

兩百多斤口糧啥概念？

要不是靠國家發救濟糧吊著命，全村得餓死一半人。

擺在王茂全面前就兩條道：

一條是老路，也是活路：找上面哭窮，多要點返銷糧，混一年算一年。

這也是當時大部分窮隊長的活法。

另一條是絕路：治水。

為啥說是絕路？

工程太大，搞不定是要出人命的。

南桐公社地形跟迷宮似的，要想把水引進來，得修水庫、挖大渠。

算下來，得把十八個大隊的上千個壯勞力都填進去，還得連軸轉好幾個冬天。

在那個飯都吃不飽的年月，把人從地里拽出來搞基建，一旦哪個環節掉鏈子，或者工期拖久了，那就不光是餓肚子的事，是要出大亂子的。

王茂全偏選了那條絕路。

他不光選了，還赤膊上陣帶頭干。

這一拼就是四個寒暑。

那四年，堡堂大隊跟打了雞血似的。

先是把大槽水庫的毛病治好了，緊接著建成了能裝一百萬方水的毛里水庫，順手還一口氣挖了五口山灣塘、幾十畝囤水丘，外加那條五公里長的引水渠。

這么拼命投入勞動力，最后換來了啥？

數字最實在，不會撒謊：全村九成七的地都能自動灌溉。

水一來，糧食產量直接翻番。

社員的口糧從兩百多斤竄到了六百多斤，腰包也鼓了四倍以上。

那個常年吃救濟的窮村，徹底摘掉了討飯的帽子。

這不僅是地里的豐收，更是一種玩法的勝利——敢用短期的極限付出，去換長久的活路。

這種拼命三郎的風格，到了1973年又進化了。

那年頭全省都在喊“農業學大寨”。

這本來是個政治任務，好多地方就是喊喊口號，把平地刮一刮就算交差。

王茂全不干虛的，他盯上了老鴉頸那片荒山。

那是塊硬骨頭，坡陡得站不住人，土薄得種不了莊稼，誰見誰搖頭。

可老王算盤打得精：只要啃下這塊地，耕地面積就能實打實往上漲。

他拉起基建隊和突擊組，把農科隊也拽了進來。

這不是簡單的挖土，是繡花活。

他們硬是把那三寸厚的土層，墊到了半米多深。

兩個月功夫，二十多畝新梯田像變魔術一樣冒了出來。

更絕的是，他還搞配套，良種良法一起上。

等農業部部長沙風來視察時，看到的不是花架子，而是滿眼的高產田。

1978年的賬單亮瞎眼：堡堂大隊糧食總產一百三十多萬斤，畝產飆到了一千三百多斤。

這個數，在當年的川東山區，簡直就是個神話。

憑著這一連串硬碰硬的政績，1974年，王茂全坐上了直升機——從大隊書記直接干到了重慶市委常委、市委書記。

這種火箭式的升遷，放現在想都不敢想。

但在那個特定的年代，這恰恰說明組織上太缺這種能干事的人了。

可升官后的日子，比修水庫難熬多了。

修水庫是跟天斗，當大官是跟人斗，跟人性斗。

當了市委書記，老家的親戚就把門檻踏破了。

窮在街頭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更何況他現在是一方諸侯。

有天他親姐姐找上門來。

姐姐遞過來一份檔案，是她兒子的。

意思很直白：舅舅現在是市里的大領導，給外甥謀個好差事，哪怕批個條子，也就是動動筆的事。

在那個講究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環境里，這事兒太正常了，潛規則嘛。

如果不幫，脊梁骨能被鄉親們戳斷。

王茂全捏著檔案看了半天，最后提筆就寫了一個字：“閱”。

然后，原路退回。

姐姐哭哭啼啼走了。

沒過多久，親閨女師范畢業想留城里好學校教書，讓他打個招呼。

老王還是那張冷臉，鐵石心腸：按規矩辦，沒后門可走。

外人看他，覺得這人冷血，不近人情，甚至有點六親不認。

可你要是知道以前的一樁小事，就懂他為啥這么“絕”了。

還在村里當書記那會兒，他親弟弟偷拿了集體一點草紙。

這事在農村其實不算個事兒，占點公家便宜是常態。

可王茂全知道了，直接開大會點名批評弟弟。

為了幾張紙，讓親弟弟當眾下不來臺。

大伙都覺得他是小題大做。

但這正是老王的高明之處。

他是從泥坑里爬出來的，太知道權力的毒性了。

千里之堤毀于蟻穴。

正是這種近乎潔癖的自律，讓他這個市委書記坐得穩如泰山。

九十年代初，王茂全退下來了。

他又回到了原點——綦江縣。

掛著顧問的名頭，其實就是個遛彎的老大爺，看著這片土地變樣。

當年的堡堂大隊，如今梯田里機器轟鳴，電灌站嗡嗡轉。

他當年拼了老命修的水利、開的荒地，成了后人吃飯的家底。

2009年7月17日，王茂全走了，享年76歲。

回頭看他這一輩子，就倆字：實效。

修水庫是為了實效，哪怕苦干四年；砍補貼修路是為了實效，哪怕得罪全縣同僚；拒絕親戚走后門還是為了實效，因為這保住了權力的干凈。

從大隊書記到中央委員，再到縣委書記。

這一起一落之間，沒啥個人恩怨得失，只有那個年代共產黨人最質樸的邏輯：

哪兒需要搞建設，我就往哪兒搬磚；哪個位置能干事，我就坐哪把椅子。

這種“能上能下”的活法，放到今天看依然扎心。

因為不管世道咋變，像王茂全這樣不算計自己利益、只算計百姓飯碗的“賬房先生”，永遠是稀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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