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來到了1956年,土屋正雄總算拿到了回日本的船票。
這位前關東軍憲兵隊的中尉,先是被押到西伯利亞干了兩年苦力,后來又在中國接受了幾年的勞動改造。
如今站在甲板上,望著漸漸遠去的海岸線,他腦子里并沒有想什么未來,反倒是一個勁兒地往回閃——定格在11年前齊齊哈爾的那一幕。
那會兒他正被押在去往西伯利亞的列車上,路過一片白樺林。
他湊到車窗邊往外瞧,眼前的景象讓他當場愣住了。
路邊蹲著七個日本人,兩男五女。
這些人身上竟然一絲不掛,下半身隨手扯了個破麻袋片稍微擋了擋,一個個腰彎得像在那兒折斷了似的。
這畫面帶來的沖擊力太大了。
不光是因為看著同胞遭罪心里堵得慌,更重要的是,這一眼,把所謂“皇軍”最后那點遮羞布,徹底給扯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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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個人是怎么混到這步田地的?
把時間軸往回撥兩個月,回到1945年8月,你會發現這根本不僅僅是打輸了仗的問題,而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甩包袱”。
所有的悲劇,在8月12日那天凌晨,其實就已經板上釘釘了。
當時的齊齊哈爾,那叫一個叫天天不應。
海拉爾那邊,蘇軍的坦克大軍已經把日軍給推平了,滿洲里的憲兵隊也沒跑掉,全折在那兒。
龍江縣城的騎兵教導隊被打散,昂昂溪的偽軍一看形勢不對,直接反水。
齊齊哈爾徹底成了一座孤島。
就在這節骨眼上,關東軍第四軍的主力拍板做了一個決定。
這個決定在日軍高層看來那是“保存實力”,可對老百姓來說,簡直就是把人往火坑里推:主力部隊要在12日凌晨,趁著黑燈瞎火,溜到哈爾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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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大白話,就是當兵的先跑了。
留給齊齊哈爾的是個什么爛攤子?
也就一百來號憲兵,幾個靠不住的偽軍,還有幾萬名嚇破了膽的日本僑民和難民。
這里頭,有一筆賬算得那是相當冷血。
主力部隊撤退,帶不走這么些人。
在這場注定要完蛋的跑路行動中,人命被分成了三六九等。
頭一等,是主力部隊,那是必須要保住的“本錢”;第二等,是軍官的家眷;排在老末的,才是那十幾萬普通的日本開拓團民和僑民。
土屋正雄手里有點權力,他是憲兵中尉,搞到了一張“特權票”。
憲兵隊硬是擠出了最后一列火車,專門把婦女兒童往哈爾濱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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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站臺上,土屋正雄送走了老婆和剛滿三個月的閨女。
這搞不好就是最后一眼了,但他愣是一滴眼淚沒掉。
為啥?
因為他心里跟明鏡似的,比起那些被扔在站臺下面、眼巴巴看著火車開走的幾萬難民,他老婆孩子能擠上這趟末班車,那已經是祖墳冒青煙了。
隨著汽笛聲越來越遠,剩下的這幾萬僑民,就成了被組織拋棄的“壞賬”。
沒當兵的護著,沒火車坐,連口吃的和厚衣服都沒有,這幾萬人怎么活?
土屋正雄也想過折騰點動靜出來。
他把以前藏在老百姓家里、原本打算給特務用的那一百多袋大米和鹽都翻了出來。
這堆東西平時看著挺多,可往幾萬人的難民堆里一扔,連個響兒都聽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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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上餓死的人隨處可見,為了搶一口吃的,以前見面的老鄉現在都能動刀子。
這便是體系崩塌后的頭一個階段:吃飯的家伙什兒沒了。
緊跟著,第二個階段來了:保命的底線沒了。
8月19日,蘇軍進了城。
這對于沒跑掉的日本女人來說,真正的鬼門關才剛開。
難民堆里到處在傳嚇人的消息:蘇聯兵正在滿世界找日本女人。
為了能活命,女人們真是把招都使絕了。
頭發剪得跟狗啃似的,用鍋底灰把臉抹得烏漆墨黑,套上男人的破棉襖。
天一黑就把門窗死死釘住,年輕姑娘整宿不敢合眼,圍著火堆坐到大天亮,上了歲數的老太太就拎著棍子守在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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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這招并不怎么管用。
有一天,一隊蘇軍開著大卡車來發吃的。
餓急眼的難民一下子就涌了上去,場面瞬間亂了套。
推推搡搡中,有人動起了手。
蘇軍士兵眼尖,發現那些穿著男人破爛衣服、臉上抹著黑灰的“漢子”,身形看著不對勁。
后果那是相當慘。
蘇軍借口鎮壓鬧事,直接把人抓了。
二十多個日本男人當場就被斃了,而那十幾個喬裝打扮的年輕姑娘,被強行塞進卡車,拉到了城外的兵營里。
過了一個月,這些姑娘被放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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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個衣服破成條,路都走不穩,稍微來陣風都能給吹倒。
面對這種死局,當時的管理者——也就是留守的那幫憲兵,給出的招數是什么呢?
不是去談條件,也不是組織撤退,而是發毒藥。
憲兵隊長把氰化鉀分給家屬,板著臉下了道死命令:“要是被人糟蹋了,就立馬吞了這個自盡。”
這命令背后的邏輯,那是典型的“日式腦回路”:既然組織保不住你的人身安全,那你就把自個兒毀了,好保全組織的“面子”。
還真有人聽了嗎?
有。
從海拉爾逃出來的三個年輕姑娘,在難民收容所幫忙。
一天晚上,六七個蘇軍破窗戶跳了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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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大早,人們發現這三個姑娘已經吞了氰化鉀,身子都涼了。
但這畢竟是極少數。
在生死關頭,人想活下去的本能,那是把什么虛頭巴腦的教條都給壓下去了。
絕大多數日本女人,在被國家拋棄、被丈夫扔下(或者被抓走)、又要面對蘇軍暴行的三重絕境下,做出了一個讓人驚掉下巴的選擇。
既然日本人護不住我們,那就找能護得住我們的人。
找誰?
當地的中國老百姓。
這是個聽著挺不可思議,但又特別實在的現象:在短短一個多月里,成千上萬的日本女人,壓根不管對方家里窮富、長得咋樣,甚至不管是不是殘疾人,爭先恐后地嫁給了當地的莊稼漢、車夫和小商販。
這筆賬,她們心里算得比誰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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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難民營,大概率是餓死,或者被蘇軍拖走折磨死;吞了氰化鉀,一了百了,人也沒了。
而嫁給中國人,雖說是背井離鄉,雖說語言不通,但起碼能有一口熱乎飯,能有個遮風擋雨的地方,最要緊的是——能拿這個當掩護,躲過蘇軍的搜捕。
據后來統計,抗戰勝利后,東北大概有十多萬日本女人嫁給了當地老百姓。
這十萬樁跨國婚姻,圖的不是情情愛愛,而是絕望里的那根救命稻草。
這是弱者在那個大廈傾倒的年代,為了活下去唯一能抓住的東西。
回過頭再看1945年8月的齊齊哈爾,你會發現兩種截然不同的“活法”。
一種是關東軍高層。
他們的算盤是“止損”。
主力先溜,軍官家屬先撤,剩下的平民和下級兵當作“墊背的”扔在那兒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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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是被扔下的日本女人。
她們的算盤是“生存”。
當國家機器不再管她們死活,甚至逼著她們自殺的時候,她們果斷切斷了跟原來身份的聯系,融入了曾經被她們看作“低人一等”的當地社會。
諷刺的是,那些想靠氰化鉀保住“尊嚴”的人死了;那些想靠偽裝躲過去的人被抓了;反倒是那些放下面子、嫁進中國農家的女人們,大都活了下來。
土屋正雄在西伯利亞的寒風里看到的那個七個赤條條的日本人,保不齊就是那些既沒擠上火車、又沒來得及融入當地社會的“棄子”縮影。
他在日記里寫道:“蘇軍對日本女人下手多狠啊?
他們的報復太殘忍了,日本姑娘的遭遇真讓人心疼!”
但他或許更該反問一句:是誰把這些姑娘扔進狼窩里的?
當大難臨頭,所有的“忠誠”和“體面”,在求生本能面前,都脆得跟張廢紙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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