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臺經濟發展轉向創新驅動與生態協同 | 社會科學報

近日，國務院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委員會辦公室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對外賣平臺服務行業市場競爭狀況開展調查、評估。這也表明，我國平臺經濟治理已從個案處罰邁入系統施治新階段。平臺經濟不僅要做強做優做大數字經濟，還應成為高質量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的數字基座，為全球數字治理貢獻中國經驗。

原文 ：《平臺經濟發展轉向創新驅動與生態協同》

作者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互聯網經濟研究院 歐陽日輝

圖片 |網絡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強化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司法，形成優質優價、良性競爭的市場秩序”“推動平臺經濟創新和健康發展”。2025年以來，外賣平臺服務行業拼補貼、拼價格、控流量等問題突出，擠壓實體經濟，加劇行業“內卷式”競爭，社會各方面反映強烈。近日，國務院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委員會辦公室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對外賣平臺服務行業市場競爭狀況開展調查、評估。這是一次深刻的市場信號重置和發展路徑校準。這標志著我國平臺經濟發展將從“規模優先”的野蠻生長階段，轉向“創新驅動、生態協同”的高質量發展階段。

平臺企業本質上是一種數字時代的新型市場組織形態，通過算法、數據、資本和規則四重維度，重構了傳統市場交易模式。平臺通過降低交易成本、釋放網絡效應、創造多邊市場價值，實現了資源匹配效率的革命性提升。比如，外賣平臺建立的“用戶-平臺-騎手-商家”生態系統中，“平臺+生態”模式放大了創新外溢效應，通過數據分析預測趨勢、創造需求，形成動態創新循環。實際上，大型互聯網平臺已具備準公共產品屬性，平臺的價值不應僅用GMV（商品交易總額）和月活用戶衡量，更應評估其創新孵化能力、就業承載功能、技術溢出效應、產業賦能水平等。

平臺這種組織形態的效率優勢顯而易見，但如果其權力邊界過度擴張，就可能擠壓傳統實體經濟，形成市場支配地位的隱性濫用。平臺經濟“內卷式”競爭的根源在于業務同質化與流量依賴。大型互聯網平臺在發展中形成了兩種路徑依賴：一是流量依賴癥，將商業成功簡化為“獲取流量-變現流量”的線性思維；二是模式復制慣性，在一個領域驗證模式后，快速將之橫向復制到其他領域。這兩種依賴導致平臺競爭陷入“低水平重復建設”，大量資源消耗在用戶爭奪而非價值創造上。當增量市場轉為存量市場時，這種模式必然導致零和博弈，并通過數據壟斷、生態封閉與自我優待的傳導機制，削弱了平臺自身的創新動力。外賣平臺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平臺經濟發展面臨的核心挑戰之一是如何構建健康有序的競爭生態。此次反壟斷調查的深層意涵不是扼殺創新或阻礙發展，而是恢復健康的市場競爭秩序，校準平臺的價值取向。一方面，是為了推動外賣平臺依法合規經營、公平有序競爭，形成優質優價、良性競爭的市場秩序。另一方面，要實現“監管壓力傳導”的市場調節功能，重塑平臺企業的行為方式。監管行動的真正價值在于重構市場主體的預期，向平臺企業傳導“合規創造價值”的新預期，向中小商戶傳遞“公平競爭環境可期”的信號，向投資者表明“可持續發展重于短期擴張”的導向，向消費者確?！斑x擇自由與數據權利并重”的承諾。這是一場及時的市場糾偏，其意義已遠超單個行業范疇。

展望未來，平臺經濟發展的新范式是競合平衡下的生態重塑，轉向以技術創新、價值共創、生態協同和具有國際競爭力為核心的發展新模式。一方面，大型互聯網平臺要從“叢林競爭”向“生態協同”的競爭觀轉變。發展健康的平臺經濟需要構建多層次競合格局，既包括支付、物流、云計算等基礎服務走向互聯互通，又包括基于技術創新、用戶體驗、垂直深耕的良性競爭。另一方面，平臺經濟應該做強做優做大，突破算法、芯片、操作系統等底層技術，深度融入實體經濟發展，通過賦能傳統產業、助力鄉村振興、支持小微企業，建立平臺內利益相關方（商戶、騎手、用戶）價值共創生態和共贏機制，在就業、減碳、普惠等方面作出更大的社會貢獻，參與甚至主導數字貿易、數據流動國際規則制定，從國內市場領先者成長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全球大型互聯網平臺。

當前，我國大型互聯網平臺與國外互聯網平臺的差距有拉大的趨勢，監管部門對平臺的治理思路需要從“限制權力”轉向“引導責任”，從“防范風險”轉向“釋放價值”。應該構建“創新友好型”、透明可預期的治理框架，實現效率與公平、創新與秩序、發展與安全的三重平衡。為此，一要按平臺類型分類，按規模影響分級，按行為性質定策，建立健全分類分級、精準施策的監管體系，避免“一刀切”。二要強化平臺企業的“數字責任”框架，明確平臺企業在數據安全、算法公平、未成年人保護、特殊群體包容性等方面的主體責任，將ESG（環境、社會、治理）理念深度融入平臺運營。三要不斷完善多方參與的協同治理機制，健全“政府監管+平臺自治+行業自律+社會監督”的四維治理體系，特別是在算法審計、數據使用、爭議解決等方面引入第三方專業機構。

中國正在探索一條既發揮平臺經濟效率優勢、又防范資本無序擴張，既鼓勵創新活力、又維護公平正義的發展道路。這次反壟斷調查只是一個起點，其深層目標在于引導平臺企業從“流量收割者”轉變為“價值創造者”，從“市場支配者”進化為“創新賦能者”，從“商業帝國”成長為“數字公地”。未來的外賣平臺應當建立健全更加透明的規則體系：服務費標準需有合理依據和協商機制，流量分配應當公平透明、防止“暗箱操作”，騎手權益保障必須被納入平臺責任范疇，平臺企業則在創造社會價值的過程中實現合理回報。只有平臺真正回歸“降低交易成本、促進資源配置”的初心，平臺經濟才能做強做優做大數字經濟，成為高質量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的數字基座，為全球數字治理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89期第4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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