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趙洋｜長安的風吹到敦煌吐魯番：唐帝國的信息流動與地方社會

《新時代敦煌學研究叢書》由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北大博雅講席教授榮新江主編，202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推出第一輯，包括《妙相熙融：佛教美術與石窟藝術的歷史背屏》《幽贊化行：敦煌吐魯番文獻所見中古中國的占驗與信仰》《銀幣東來：五至七世紀吐魯番綠洲經濟與絲綢之路》《長安內外：唐代京城書寫文化的東西流行》《從長安到高昌：敦煌吐魯番文獻所見信息傳播與唐代地方社會》五種。據榮新江教授撰文介紹，這套叢書反映了當代學者最新的研究成果，以敦煌學研究為主，兼收吐魯番、于闐、龜茲以及石窟寺，甚至絲綢之路等方面的研究著作；力求占據敦煌學研究高地，開拓新的視野與方法；強調學科交叉性，希望融合歷史學、考古學、藝術學、文獻學等多學科方法；注重吸收海外學者的研究成果，與海外敦煌學研究的對話，推動中國學術話語的國際傳播。2026年春節期間，《上海書評》推出“春風終度玉門關：敦煌學五人談”專題，分別采訪了本套叢書的五位作者，請他們就自己的研究做了介紹和闡釋。

本篇采訪《從長安到高昌：敦煌吐魯番文獻所見信息傳播與唐代地方社會》作者趙洋。趙洋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員、《敦煌吐魯番研究》編輯部主任。《從長安到高昌》立足敦煌吐魯番材料，自下而上地審視唐代中央到地方的信息傳播之路。當長安和敦煌在同一個七夕乞巧狂歡，當敦煌學子描摹著忠義蕃將的碑文習字，當吐魯番的政令運作與長安有著相同的律動，唐朝的國家制度得以跨越千山萬水在西北邊陲推行，與之配套的禮俗、觀念也依托基礎制度搭建的框架輻射全國。趙洋從制度、禮俗、觀念、宗教各方面呈現了一個獨特的敦煌吐魯番地區社會，及其背后的王權國家運行體制。

《從長安到高昌：敦煌吐魯番文獻所見信息傳播與唐代地方社會》，趙洋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384頁，138.00元

趙洋

您探討唐代信息傳播時，曾提及一個關于“黃巢之死”消息傳遞的生動案例（S.2589文書）。該文書記載，黃巢死后五個月，敦煌地區才遲遲獲知了這一消息。那么，在唐代國力鼎盛之際，中央與敦煌、吐魯番地區之間信息傳遞制度的實際運作狀況如何？隨著時代變遷，信息傳遞制度又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變化又是如何反映在S.2589文書之中？

趙洋：“信息”是流動不居的，唐代中央與地方間的官方信息傳遞，主要依托遍布各地的館驛系統。中國自古便有“要想富先修路”般重視交通的傳統理念，唐代在其疆域內大力推行“通道路，置郵驛”的舉措，《唐六典》就記載玄宗朝已基本形成“凡三十里一驛，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的格局，信息往來的規模已十分可觀。所以說，國力強盛之時，凡唐律所及之地，這些館驛皆能得到有效利用，官文書與官方信息的傳遞效率亦頗為可觀。比如貞觀十八年，唐太宗雖身處長安，卻能精準預判郭孝恪擊破焉耆的捷報抵達之日。這種看似未卜先知的表現，恰是唐代官文書傳遞體系高效運作的體現。

信息傳遞制度的實際運作是一段動態演進且充滿博弈張力的歷史過程，在不同時段呈現出各異面貌。安史之亂為界：亂前，運轉如常的國家驛傳系統尚可維系中央與地方的信息往來；亂后，唐廷與地方藩鎮的關系則如李碧妍先生所言，陷入“危機與重構”的格局，唐廷遂于大歷十二年在長安設立進奏院。據張國剛先生研究，進奏院是地方藩鎮派駐長安的常駐辦事機構，其核心功能在于搭建唐廷與藩鎮間的溝通橋梁：既要向朝廷呈遞本鎮表文、反映地方實況，又需及時向本鎮通報朝廷動態與其他藩鎮信息。

S.2589文書記載的信息頗具意味，堪稱唐后期西北地區復雜局勢下信息傳播的鮮活寫照。黃巢之死向來眾說紛紜，據傳世史料記載，中和四年六月，黃巢于泰山附近敗于朱全忠、李克用等人之手，旋即遭叛將尚讓追擊，最終在狼虎谷被外甥林言斬殺。而S.2589這件中和四年十一月肅州致沙州的牒狀文書卻記載，黃巢是“被尚讓共黃巢弟二人煞卻，于西川進頭”。顯然，一方面，敦煌得知黃巢死訊的時間較中原滯后了五個月；另一方面，關于黃巢的死因與兇手，記載也截然不同。這件官文書傳遞的消息錯漏百出，與唐前期官文書傳遞體系的高效運作形成了鮮明對比。

造成這一狀況出現的根源，在于當時西北地區錯綜復雜的區域局勢：其一，敦煌等地經張議潮起義歸唐不久，與中原之間尚未構建起有效的驛傳體系；其二，肅州以東的邠、靈二州節度使之間嫌隙頗深；其三，甘州與回鶻矛盾重重，甘州一帶常遭回鶻劫掠，甘、涼二州之間更是路絕人稀。在這重重危機交織之下，信息傳遞體系未能及時重構，官方信息自然也無法有效傳遞。肅州官員只能匯總往來行人的道聽途說上報敦煌，即便這些消息與事實存在偏差。

更值得注意的是，S.2589文書中“共黃巢弟二人”的記載后來被人以兩道橫線劃去，足見后人已察覺這條信息并不準確。文書上之所以留有這一痕跡，想必是因為西北地區局勢得到緩解，以及唐廷與敦煌逐漸建立起進奏院等信息溝通渠道，關于黃巢之死的確切消息后來傳至敦煌，這條失實的記載便被劃去。

S.2589文書局部，落款時間為中和四年十一月。

S.2589文書局部，其中“共黃巢弟二人”的記載后來被劃去。

信息傳遞制度的實際運作既非一成不變，而信息又由文書承載、靠人傳遞，那您如何理解制度、文書與“人”三者之間的關系？

趙洋：我們首先需要明確，制度是人為構建的國家框架與社會體系，而文本則承載著歷史進程中“人”的能動實踐印記。三者既有交集，亦存疏離，由此形成動態的互動關聯。

在我看來，制度與文書的關系始終與制度的實際運作同頻共振：二者既動態交織，又充滿張力。制度既是文書承載的核心意涵，也規制著文書的制作與傳遞流程；文書則既是制度的物質載體，也是制度實際運行的直接產物，更是制度在國家疆域內有效落地的鮮活注腳，只是其內容與形態有時難免與制度規定存在偏差。因此，制度與文書之間既有積極互動，亦存在一定距離，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折射出所處時代的歷史特質。敦煌吐魯番文獻，作為信息傳播過程的產物，生動展現了制度與文本之間的張力關系。

論及人與制度、文書的關系，若從信息傳播的流動性維度審視，作為傳播主體與參與者的“人”始終展現出極強的能動性。具體而言，歷史進程中的個體與群體，能在國家制度與社會結構的演進脈絡中充分釋放其能動作用，而傳播進程中承載信息的文本，恰是這些能動實踐的行為軌跡與深遠影響的記錄者。畢竟，制度因人而立，文本由人而書，歷史的底色本就是人的足跡。所以，無論是制度還是文本，一旦進入動態傳播的歷史過程中，人們便會基于自身的需求與目標，或恪守或突破制度框架，或傳抄或增刪文本內容，進而重構并推動地方社會的結構變遷與歷史演進。

總而言之，在制度、文書與“人”三者構筑的三維歷史敘述框架中，“人”占據主導地位，制度與文書則圍繞“人”的能動性相輔相成，共同推動歷史進程的演進與社會結構的變遷。

您提出敦煌與長安在禮儀與節日（如釋奠禮、七夕）活動中存在“時空同步”，這種禮俗的共享如何塑造邊陲社會對唐帝國的文化認同？國家又是通過哪些機制實現“齊風俗”的目標？

趙洋：“齊風俗”無疑是塑造文化認同的關鍵路徑之一，中原與邊疆禮儀節日的“時空同步”，其根基正在于國家制度的全面統一與有效落地。恰如我國疆域橫跨五個時區，卻統一采用東八區的北京時間，這正是時間維度上的同步范本。

唐代長安與敦煌、吐魯番雖無時區概念與統一計時手段，但國家制度對禮儀節日的舉行時間、地點與方式有著明確的框架規范與統一要求，這可以確保中央與地方在實踐層面得以同步。

為了實現國家制度所期許的“齊風俗”目標，中古時期官方施行的核心機制包括但不限于：統一規定放假日期、頒布官方歷日、在官學教授官方編定的童蒙教材等。同時，中原編撰的書儀與類書亦可視為官方推進這一目標的有效補充。

《唐宮七夕乞巧圖》（局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您在探討上述問題時，多次提到區域社會史“自下而上”的研究范式對您的影響。區域社會史的取徑在明清史研究中已經非常成熟，在中古史研究中還不多見。有一種觀點認為，宋代以前的中國，地方社會的力量比較弱，主要由官府掌控，那么區域社會史的研究方法是否適用呢？在您看來，這種取徑用于討論唐代地方社會（敦煌吐魯番地區），有什么洞見，有哪些挑戰？跟傳統的唐代地方史、藩鎮研究、基層社會研究，跟其他領域（如年鑒學派、華南學派）的區域史研究相比，有什么特點？

趙洋：區域社會史發端于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深受歷史人類學的啟發，其理論與方法在明清史研究領域已日臻成熟。盡管歷史學研究的精細化與斷代化趨勢日益凸顯，但學者們可運用的研究理論與方法也隨之更為多元，研究視野亦得以拓展。我們在倡導多學科交叉融合的同時，同一學科內部不同斷代、不同研究方向間的對話與互動同樣不容忽視。

區域社會史的研究取徑在中古史領域已逐漸受到學者關注與采納，而敦煌吐魯番作為一個相對獨立且完整的地方社會，集中出土于該區域的敦煌吐魯番文獻則是我們了解唐代敦煌吐魯番地區的最佳“田野資料”。早期成果如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際敦煌民生宗教社會史研究》提出的“民生宗教社會史”范式、陳于柱《區域社會史視野下的敦煌祿命書研究》為中古敦煌構建的個人命運知識體系，以及周尚兵《敦煌寫本齋文所見敦煌民眾的精神世界與日常生活》揭示的地方社會中“建福”與“建功”兩大日常生活核心，皆是該研究取徑下的典范之作。

對宋以前地方社會的刻板印象，核心癥結在于史料的匱乏，使得地方社會的真實面相在研究中被遮蔽。以往我們多依賴精英階層撰寫和篩選的傳世史料，這類史料大多集中于兩京、州縣等官府及官員主導的歷史場景，因此對中古時期地方社會的認知難免存在偏差，甚至形成一些先入為主的認知。

事實上，中國古代官方權力向下延伸的范圍大致以縣一級為界，縣以下的村、坊、里、社等基層單元，本質上仍以地方自治為核心運作模式。隨著文人階層的壯大、印刷技術的進步以及商品經濟的繁榮，除了傳統正史史料外，宋代以后史料的豐富程度遠勝于中古時期，這也讓我們得以清晰勾勒宋以后地方社會的發展脈絡。而敦煌吐魯番文獻、中古碑志等出土文獻的陸續發現，則為區域社會史的研究理論與方法應用于中古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機。

在唐代地方社會史研究中，區域社會史的取徑帶來兩方面的轉變：其一為研究視野的轉向，切換至“自下而上”的視角，將敦煌吐魯番地方社會作為核心場域；其二為研究議題的拓展，更聚焦于地方社會的結構過程，凸顯其獨特的地方性。此二者正是其有別于其他研究路徑的核心特質。

然而，受限于史料的數量與性質，以及年代跨度所導致的時代特征差異，發軔于明清史與社會經濟史領域的區域社會史理論與方法，如何內化為中古史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仍是學界亟待回應的重要課題。

您認為敦煌吐魯番作為一個“區域社會”有什么樣的特點？

趙洋：敦煌吐魯番作為一個“區域社會”，首先具有高度的開放包容性，融合了中外多元的時代印記。

作為陸上絲綢之路的關鍵樞紐，這片區域既留存著中國人活動的歷史遺存，也遍布著外來人群往來的蹤跡。在這里，我們既能見到中原地區的官文書與典籍，也能發現西域胡人留下的敘利亞文等文獻遺存。敦煌吐魯番不僅是中國的“區域社會”，更是世界的“區域社會”。

其二，該區域社會的地理位置，為我們從“周邊”視角理解“何為中國”提供了獨特的切入點。葛兆光先生曾提出從“周邊”維度探尋“何為中國”的命題，盡管他所指的“周邊”主要是深受中華文明影響的周邊國家，但地處中國西北的敦煌吐魯番，從地理區位而言，無疑是一個特殊的“周邊”存在。這個特殊的“周邊”既受中原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輻射，又因地理距離的存在，對來自中原的各類元素進行本土化改造，進而反向影響長安等中原核心區域——正如向達先生在《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中所論述的那樣，這些都為“何為中國”這一命題的探討提供了重要的啟發價值。

其三，該區域的社會宗教色彩尤為濃郁。或許正因出自藏經洞的緣故，敦煌文獻的佛教色彩格外濃厚。但佛教并非一家獨大，道教、摩尼教與祆教等亦在此地落地生根，對當地社會的影響滲透到方方面面。此外，余欣先生所建構的敦煌民生宗教，也是當地社會的重要特征之一。吐魯番文獻所反映的吐魯番等地情形，亦與敦煌大致相仿。

敦煌321窟北壁初唐壁畫《阿彌陀經變》

摩尼教僧侶在辦公桌上寫作。摩尼教抄本殘頁“MIK III 6368”正面（局部），手稿來自高昌遺址。

與此前的“從地方看中央”不同，在開遠門景觀的知識傳播討論中，您提供了一個“中央到地方”的視角。長安城的城門，究竟是如何成為隋唐帝國向西域彰顯實力、傳遞信息的重要場域的？此外，您在此處引用了唐傳奇中的鬼神故事，能否結合這一點談談非官方史料的價值與意義？

趙洋：城門是古代城市交通網絡的關鍵樞紐，既是城市空間格局的重要界定標識，古人的時間節律亦與城門啟閉息息相關。因此隋唐長安城門的開啟遵循“開則先外而后內，闔則先內而后外，所以重中禁，尊皇居也”的原則。彼時長安外郭城共有十門，人流往來最繁密的當屬東出通化門、西出開遠門與南出明德門。

開遠門在長安城的位置如圖所示，為西行要道。

開遠門是長安城西面三門中的北門，大致坐落于今西安西郊大土門村一帶。作為西行要道，這座巍峨城門自興建起，西赴鳳翔、隴西，西南入蜀，西北往奉天河朔者，皆由此門出入，見證了唐高祖迎回西討凱旋的龐玉將軍、唐肅宗恭迎唐玄宗自蜀返京、唐憲宗奉迎佛骨入京，以及唐僖宗被田令孜挾持夜奔出逃等諸多重大歷史事件。這些被載入史冊的瞬間，讓開遠門在古人的歷史記憶里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此外，開遠門既是通往西部轄地與西域的門戶起點，也是隋唐絲綢之路的重要起始節點。長安人西出西域，第一步便跨出開遠門；西域客東來長安，第一眼望見的往往也是這座城門。這般得天獨厚的樞紐地位，讓開遠門成為長安與西部交通往來的標志性紀念碑式建筑。玄宗天寶年間便有“平時開遠門外立堠，云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戍人不為萬里之行”，憲宗朝元稹更以詩句“開遠門前萬里堠”詠之。即便安史之亂中斷了大唐的盛世榮光，但后人依然記得“天寶中，承平歲久，自開遠門至藩界一萬二千里，居人滿野，桑麻如織”的繁華景象。正因如此，在后人的反復追述里，開遠門逐漸被塑造成隋唐帝國向西域彰顯國力、傳遞聲威的重要場域。

至于我在此處提及的“鬼故事”，通常被稱作“唐傳奇”。這類故事并非憑空虛構，而是古人基于現實進行的藝術化加工，亦是其認知與觀照世界的文學性映射，虛實相生，兼具史載特質與文學敘事的雙重屬性，絕非簡單的奇幻文學作品。

學界在唐宋筆記小說的研究領域，業已構建起頗為成熟的方法論體系與理論框架。于史料相對匱乏的中古史研究而言，個人以為這類作品的史料價值，其一便在于其記述的國家制度、地理風貌、風土人情、史事片段、人際往來等內容，能夠有效補充并印證正史記載的闕漏與細節，進而豐富歷史的肌理與內涵。正如朱玉麒《隋唐文學人物與長安坊里空間》及本書所論，筆記小說中的地理空間描寫，多是作者為強化故事真實性而依現實情境鋪排，這種寫實筆觸不僅賦予作品史料價值，更比正史中籠統概述的記載顯得鮮活可信。而開遠門本就是物質層面的地理標識，經由“唐傳奇”這類筆記小說的描摹，更得以沉淀下鮮明的時代印記、社會觀念與空間意涵。

您復原了敦煌習字S.2078v，發現它是蕃將史大奈的碑文，并且將它作為一種史料，用以考察政治景觀在敦煌地區的知識傳播。在您看來，敦煌習字作為一種史料有什么樣的特點和價值？它承載的哪些信息最為寶貴？忠孝觀念在敦煌吐魯番地區的傳播情況如何？

趙洋：習字的存在范圍甚廣，并非僅見于敦煌。作為一種史料，個人以為習字具有以下特征：首先是較強的隨意性，抄寫章法無固定范式，內容亦頗為隨意；其次是顯著的碎片化特征，抄寫內容往往殘缺不全，甚至存在拼接抄寫的現象；再者是內容的寬泛性，幾乎皆能尋見經史子集四部相關的習字，書法、壁畫等領域更是屢見不鮮；最后是重復性，習字多以字、詞、句的重復形式呈現，由此可窺見其習練的目的。

將習字視為史料，其價值一方面在于抄寫過程本身便是古代知識與信息傳播過程的直接反映與珍貴遺存。通過探究其抄寫的物質形態、內容及相關人的活動，我們得以窺見古人如何生產、傳播、接受與改造知識的過程及目的，進而理解知識傳播對古代地方社會形態產生作用的實際樣態。另一方面，習字看似隨意零散，內容卻包羅萬象，舉凡政治、經濟、制度、文化諸領域無所不包，其中不乏其他典籍未載的珍貴信息。只是以往人們往往見其重復字詞便棄如敝屣，未能對其加以復原，進而發掘出其原有內容的史料價值。

此外，個人將習字視為所謂“半精英階層”的產物，即習字者雖具備一定文化水平，但其學識與社會地位尚未達到精英階層的標準，正處于向精英階層進階的半途。這種“半精英階層”的產物本身，既是我們理解古代知識傳播過程的重要切入點，也是我們把握地方社會發展脈絡的獨特史料。

從“史大奈碑”復原的文字內容來看，史大奈是個投降隋唐的突厥人，碑上特意刻上“歸義”和“效忠”這兩個主要標簽。這兩個標簽不光體現了儒家講忠孝仁義的政治道德，也顯示出官方想塑造逝者形象，以及傳達自己的政治思想。另外，“史大奈碑”里的人物塑造、思想表達，跟兩《唐書》里《史大奈傳》的內容特別相似，這些都說明這石碑是官方所立，也為官方所認可。

敦煌習字S.2078v，經復原為“史大奈碑”碑文（圖片引自國際敦煌項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網站）。

清代《繡像瓦崗寨演義傳》中的史大奈形象

至于忠孝觀念在敦煌吐魯番地區的傳播，因該地區很早就被納入中國統治版圖，受漢化與儒家文化影響甚深，忠孝觀念亦早早傳入，滲透入當地地方社會的方方面面。概而言之，國家制度層面，官方教育體系的建立為國家認可的忠孝觀念傳播提供了制度保障，如通過官學設置、統一教材、派駐官員的教化等途徑；私人層面，則依托家風門第的傳承、書儀與類書的編撰傳抄等載體；宗教層面，佛教為契合“普世價值”以利于傳教，亦通過編撰疑偽經、創作經變畫等形式宣揚忠孝思想，吸引信眾。所以，忠孝觀念早已成為中國古代普世的價值與世界觀，其傳播形式多元，影響至為深遠。

您還討論了西州道經、佛教類書《法苑珠林》以及佛教工具書《一切經音義》的傳播。宗教文獻從長安到地方的傳播有什么樣的特點？

趙洋：宗教文獻的傳抄源于信仰的傳播，其背后的核心特點，一是國家力量的投入，二是參與人群的廣泛。佛教與道教文獻的傳播，國家力量的支持與推動無疑是關鍵所在，尤其是官方佛藏、道藏的編撰與傳抄，正是這類宗教文獻能在敦煌、吐魯番地區留存至今的核心原因。與之相應，武紹衛所論及的敦煌寫經所與寫經僧的存在，其根源也在于官方佛藏的編撰與傳抄，故有所謂官寫本的說法。同時，本書所探討的西州道經傳抄，更是完全由國家力量主導：自貞觀十四年唐太宗滅高昌、置西州后，道經才得以大規模流傳；而西州陷落后，道教的傳播與道經的傳抄便隨即中斷，難以為繼。

宗教信仰的影響滲透于社會各階層人群之中。正如宛盈所論述的，佛教經典在寫造過程中呈現出人群圈層的遞進性，這一現象恰恰表明，參與宗教文獻傳抄的人群極為多樣——自上而下的層級傳遞、同階層的橫向擴散、自下而上的民間參與，形態各異，不一而足。傳抄參與者的廣泛性，還會使得私人寫本相較官寫本更具實用性與地方特色。具體來看，私寫本的文字形態往往更為潦草隨性，甚至偶有疏漏之處；部分寫本中還會融入個人感悟或僅在特定地域流傳的內容，由此形成與官寫本相異的獨特版本。

此外，該地區地處陸上絲綢之路的中轉要沖，乃中西文明交融的核心地帶，不同宗教信仰的交流往來相當頻繁，且彼此間多有影響。雖然景教、祆教等外來宗教，因個人未曾深入研究，不敢妄加評議，但這些宗教文獻的傳抄，勢必需貼合當時當地的實際情形——如將外來宗教文獻譯為中文時，其詞匯與內涵往往需要借助中文既有概念來表達。這想必也是當地宗教文獻傳抄的一個顯著特點。

您曾說，探討地方社會結構的過程，最終目的是發現國家。在您看來，信息傳播視角折射出的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是什么樣的？唐代敦煌吐魯番地區的地方圖景，呈現出的唐代國家的歷史面貌是什么樣的？

趙洋：從信息傳播的視角審視，唐代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始終處于動態流變的狀態。中央制定的國家制度在全國鋪展推行，依托各級官府與官員呈圈層式遞進擴散，最終滲透至地方，為地方社會的運行構筑起基礎性的治理框架。同時，這也賦予其與中央同頻共振的時代特質，成為地方社會“日用而不自知”的深層底色。

與此同時，地方社會的運行雖籠罩于中央構建的框架之下，卻仍保有獨特的地域底色。尤其當地方州縣與兩京的距離漸遠，或是漢化程度與統治影響力逐層遞減時，中央的角色便會悄然式微，地方社會的本土力量便會隨之凸顯，地方社會結構更偏向實用主義，而非恪守制度規范。

不過，中央核心地位對地方社會的向心力，同樣不容忽視。正如張氏歸義軍積極謀求與唐廷使節的往來、唐代“萬邦來朝”的盛況所昭示的那樣，地方社會或“周邊”往往會主動趨近中央的權力、話語體系與文化內核，以維護自身治理的合法性與穩定性，從而使地方與中央始終保持著動態的協同互動。而這也正是中國雖歷經多次改朝換代，地方勢力崛起后卻總會主動向中央靠攏的核心動因——中華文明也正是在這種持續的互動與融合中不斷賡續與更新。

通過敦煌吐魯番文獻所見信息傳播與地方社會，唐代國家的歷史圖景呈現出制度動態同步、文化多元包容的鮮明特征，而宗教信仰在知識傳播與地方社會結構的穩固方面，亦發揮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正如本書結語所指出的，唐代是官文書行政體制臻于成熟的時代——借助官文書的流轉傳遞，國家制度得以在全國范圍內實現同步且動態地推行；與之配套的國家禮儀、節日及意識形態等內容，亦能依托基礎國家制度搭建的框架輻射全國，進而維系國家的穩定與發展。

同時，唐代亦是一個多元包容的國度。經由敦煌、吐魯番地區往來的陸上絲綢之路，中外文明與文化實現了互通有無，展開多層次的交流互動。兩京地區編撰與興起的官方主流知識與文化，通過文本圈層式的傳抄，擴散至地方及周邊；地方與周邊的特色文化，亦能經由商隊與使節沿驛路傳至兩京，同樣對中央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

敦煌文獻雖出自藏經洞，宗教屬性最為顯著，看似難以代表唐代國家的一般常態，但結合傳世史料與吐魯番文獻考察便會發現，宗教信仰對唐代國家的歷史面貌依然影響深遠。唐代的佛教與道教因諸多政治因素，幾乎都曾躋身國教之列。宗教信仰的傳播，一方面維系了中央統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在地方社會的構建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郝春文先生在《中古時期社邑研究》中探討的社邑，與宗教信仰關系密切，構成了地方社會與唐代國家的歷史面貌。

事實上，唐代國家的歷史面貌本就豐富多元，恰如盲人摸象，不同的研究視角與史料維度，往往催生各異的解讀結論。本書基于敦煌吐魯番文獻，從信息傳播的視角切入，立足區域社會史立場，冀望能初步為我們理解唐代國家的歷史面貌打開一扇新的窗口。未來，期待能涌現出更多不同視角的綜合性研究成果，從而讓我們對“何為唐代”形成更完整的認知——這或許正是這套書的系列名稱——“新時代敦煌學”的題中應有之義。

敦煌學經過一百多年的學術積淀，在文獻資料和問題研究上都有相當的進展，選題也越來越精細化。您認為“新時代的敦煌學”“新”在哪些方面呢？

趙洋：敦煌吐魯番學歷經百余年的發展，歷經了不同的發展階段，各方面的研究均已積淀下相當深厚的學術成果。“新時代的敦煌學”中的“新”，正是指新階段下的新方法與新研究。本書附錄收錄有我為榮新江老師《吐魯番的典籍與文書》撰寫的評介文章，在這篇評介中，我將吐魯番學研究劃分為四個階段，其中的新階段被定義為“整理與研究的收尾與再起期”。顧名思義，這一階段既標志著吐魯番學某個發展階段的圓滿落幕，也預示著新一輪研究工作的正式開啟。相較于吐魯番學，敦煌學的研究實際上更為成熟，不過當下也正處在一個“翻新”的轉型階段。

首先，我們對于敦煌吐魯番文獻圖版與定名的“翻新”，在當下顯然具有迫切的必要性。盡管國內外敦煌文獻大多已公布，但部分圖版仍為黑白或畫質模糊，給研究利用帶來諸多不便；更有一些散藏的敦煌文獻至今尚未公開。與此同時，早期對部分敦煌文獻的性質判定與定名，受限于當時的認知水平與研究條件，亟待更新修訂。由郝春文、榮新江等先生領銜整理出版的《敦煌文獻全集》，對國內外敦煌文獻進行了全面系統的全彩收錄與刊布，為“新時代敦煌學”的發展筑牢了堅實的文獻根基。

伴隨著敦煌吐魯番文獻“翻新”，學界也亟須立足長時段視野與寬領域視域，推進系統性的分類整合與深度綜合研究，以推動學術重心由文獻整理轉向歷史闡釋層面的“翻新”。與傳世史料相同，敦煌吐魯番文獻本質上也仍是一類史料。如何審視與運用這類文獻，既是彰顯其史料價值的關鍵路徑，更是歷史學研究核心價值之所在。以往研究多聚焦于文獻學層面的整理與考訂，當下則更需實現從“文本中心”到“過程中心”的轉向，即關注敦煌吐魯番文獻背后動態的歷史生成、演進及其意義。正如我曾強調的，“信息”是流動的，歷史亦復如是。“新時代的敦煌學”，應當融通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以長時段視野洞察各類“流動”背后的機制與結構。

當前AI技術發展突飛猛進，數據庫建設亦日趨成熟，這些技術在敦煌吐魯番學領域的應用，正是“新時代敦煌學”的生動體現。當前，AI技術與數據庫的應用已相當廣泛，其在關鍵詞檢索、知識問答、文本生成、研究總結等環節為歷史學研究提供了有力幫助，極大便利了史料利用與史學研究的推進。敦煌吐魯番文獻數量以萬計，恰好可視為一個龐大的數據集合體，未來借助AI技術與數據庫，我們完全能夠在敦煌吐魯番文獻的綴合、定名與搜檢等方面取得更多突破與應用，以減少手動翻閱等重復勞動與疏忽遺漏。這無疑是新技術在“新時代敦煌學”中的具體實踐。

此外，最后還想明確一點，“新時代敦煌學”的“翻新”必須扎根于前人堅實的研究基礎之上。沒有前輩學者對國內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的搜集與深耕，我們便無從擁有足以支撐學科發展的堅實研究成果與成熟理論體系。譬如郝春文先生主編的《敦煌學大辭典（第二版）》成功付梓，標志著該學科理論體系臻于完善；榮新江先生領銜主持的《吐魯番學大辭典》編纂工程正式啟動，則昭示吐魯番學邁入全新發展階段。這些扎實的學術積累，正是“新時代敦煌學”之所以能冠以“新”字的根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