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睿天 | 城鎮化的背面：對公共生活的需求與其萎縮并存

陳睿天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研究生）

我老家在湖北監利，但在過年期間，我最多到老家吃一頓團圓飯，隨后的走親訪友都去處于湖北公安的外婆家進行。因此，我的回鄉觀察基于在監利的A村與公安的B村的生活，A村身處市區邊郊，有公共交通前去市中心，路程十五分鐘左右，城鎮化水平較高；B村是傳統農村，距離公安市中心較遠，大多戶都有在從事農業，城鎮化水平較低。

A村：城鎮化對公共生活的消解與自發的重建傾向

我從小在A村長大，在城鎮化浪潮尚未深刻影響A村的年代，當時的村民們常常幾戶聚在一起，坐著聊天打趣，小孩兒則在一旁玩耍，直到天色全黑眾人才回家休息。那時的村民們有著各種公共生活，村里有大媽組成的腰鼓隊，過年時有的舞龍團，勞動時也常常彼此結伴同行。村里還有一座由各家各戶募捐修建的廟宇，供奉本村的土地和各路神仙，節日期間村民共同在廟里祈福也曾是重要的共同活動。

隨著附近工業園征地開發的推進，單純從事農業的村民們越來越少，騎著三輪車去鎮上獲得非農收入，直到晚飯左右才回來，期間與其他村民不會有交流，更不用說搬出村外工作的人。而在閑暇時間，村民們也很少再有組織公共活動。老年人在村莊沒有權威，只是家庭的附屬，中青年人在外工作，生活交際以業緣為主，村莊更多只是一個落腳點，青少年有自己的娛樂方式與交際圈，甚至都不能算是積極的參與者。所有年齡段的群體都缺乏對公共活動的組織動力，在城鎮化的生活中，部分消解了村莊原有的公共性。

有一個有趣的現象：現在A村村民們舉辦紅白喜事，有條件的就會去市區的酒店，少數會在村內舉辦。我在參加兩種酒席的過程中，明顯能感覺到市里舉辦的酒席由于距離原因，賓客之間沒有地緣交往基礎，彼此間交流較少，常常是交錢吃飯走人；而在村里舉辦的酒席則熱鬧非常，來吃酒席大多是村里人，彼此有交往基礎，共享同一套道德觀念，對村民們來說有很強的安全感，隨意的評判、互相的比較或單純情緒性的輸出都不會產生社交問題，反而是形成共識的方式。在村里酒席上，村民們熱情地討論日常生活、家庭情況或者后輩們的成長情況，即使是像我這類不常居于村里的學生，也能打開話匣子，暢所欲言起來，而這是在酒店酒席里難以見到的。

最近在A村，還出現了一種新奇的現象，一部分在市里工作，事業有成的村民們，在村里組織起了過去沒有的氏族群體。這些人試圖加強原子化地區人們之間的聯系，在我看來實際上就是對公共生活的尋覓。哪怕是見過了城市里的各類物質享受，人們仍然尋求著公共生活的快樂，在鄉土上尋找著一份來自內心深處的激情。這些案例能體現出，公共性的部分消解并不能代表人們就不再需要公共生活了，我一直認為與他人的交往與現實聯系一定是所有正常人的生活必需品，沒有人可以活成一座孤島。所謂人類生存的幾大基本心理需求，如被需要感，自我實現等，都是在與他人交往的過程當中實現的，而公共活動就是最高質量的交往活動。即使是在網絡娛樂十分發達的今天，一個人在家也能找到樂子，村民們仍然需要在公共生活中尋找自我。而這種需要正是從社會誕生起就存在的，對于群體生活的需要。

B村：城鎮化與公共生活的平衡：一個高幸福感的村莊

城鎮化與公共生活并不是完全矛盾的兩個概念，但在實踐當中二者往往存在沖突，城鎮化的鄉村往往會失去原來熟人社會的性質而轉向城市的陌生人社會，進而對公共生活產生損害。無論是城鎮化帶來的物質水平提高還是公共生活，都是提高村民們生活質量的關鍵。因此需要找到二者之間的均衡，讓居民們能享受到既有物質保障，又有群體情感的生活。話雖如此，這種狀態終究是理想中的，想要人為地達到這一點自然有許多困難。而經過在B村的生活，我認為這是一個達到了相對平衡的村子，村民們較為便利的享受著現代生活的各種便利條件，彼此之間也不互相孤立，猶如一篇現代風格的田園詩。

相比于A村距離市里只需要十五分鐘公交車的路程，B村村民想要去市中心，自己開車就有20公里車程，公共交通需要先到鎮上才能搭公交車，共需要一個小時左右。距離市區適中的距離讓B村受到征地開發的影響有限，但也能享受到城鎮化帶來的便利生活，如日常出行、穩定水電、網絡購物等等。雖然物質資源沒有市區那么豐富，但生活的現代化程度沒有問題。

B村村民既能夠就近務工，家中也有足夠的農地兜底，物質生活水平不會過低。與此同時的是保存完好的鄉土社會，街坊鄰居彼此熟識，有著大量共同記憶。盡管年輕人們普遍進城務工，但是對于B村老家有強烈的歸屬感，多數人都更愿意居住在農村老家，主要原因就在于這里的熟人多，社交環境很安全。

其他能體現出B村公共生活相對發達的案例：每年過年都有舞龍隊，幾天之內游過每家每戶，戶主也會積極地賞臉給錢討彩頭，經常還有想加入舞龍湊熱鬧的普通村民；村里有人去世時，家屬會馱著遺體在家附近巡游一圈，告知土地公村民去世的消息，每經過一戶，戶主都會主動在門前放半掛鞭炮以示安慰與哀悼，隨后就會有逝者家屬前去告知戶主具體情況并表示感謝；村里有五六個老光棍，歲數在50到70歲之間，但這些人并沒有成為村內的不安定因素，而是像普通村民們一樣生活，還會組團去縣里打零工，認識他們的其他村民們也樂意他們偶爾來家里蹭飯。還有許多類似的案例，能夠體現出B村的村民們仍然處在鄉土的熟人社會中，公共生活依舊十分活躍。

雖然B村的公共生活仍然具有活力，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它也像其他農村所經歷的那樣被逐漸削弱。過去鄰居街坊挨家挨戶拜年的范圍逐漸縮小，從一里地內所有鄰居到只去最熟悉的幾家走動，舞龍舞獅和各類表演等活動也從自覺轉向自發，有人要求才會組織。或許在將來,B村的公共生活也會逐漸失去其色彩，但我們總要認識到人對公共生活的本質性需求，不能因為失去了就認為是合理的。

正值新年，人們又像往常一樣感嘆“年味”淡了。經過這些天的走訪觀察，我愈發感覺所謂年味兒，倒不如說是“群味”。

讓人感到安心的不是煙花爆竹，壓歲紅包，而是過去過年時親友長時間聚在一起，一起行動的那股熱鬧勁。只要過年和熟悉的人們一起，無論做什么都是有年味兒的。不過從其他省份的經驗材料來看，過年期間的公共活動也容易不不良風氣影響而落入俗套，出現攀比、鋪張等負面現象，這種歪曲公共活動本質而追逐不良形式的做法，也是我們必須抵制的。

小結：對城鎮化的祛魅與群體本質的回歸

我國鄉村的現代化有鮮明的城鎮化色彩，不僅是生活條件的改善，也是對鄉土社會關系體系的逐漸解構。在這個過程中，物質生活水平提高帶來的影響更為顯著，因而也是鄉村發展的主要目標。但是過于聚焦于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問題就會像呈現在A村的現象一樣，人們逐漸失去了公共生活卻仍然存在對于公共生活的需求，盡管經濟發展，生活更加方便，卻不一定有過去村民們彼此關照時過得舒心。B村的資源、消費與各類基礎設施雖然不如A村，但是村民生活卻有著更高的幸福感，更能防止年輕人的流失。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仍然是真理，但這不代表改變農村的經濟基礎就能忽視甚至美化出現的問題，將公共生活等農村社會出現的問題看作城鎮化的正常結果是不可取的，更不能將相處方式的改變看作是完全進步的標志。總而言之，在看待城鎮化給鄉村帶來的影響時要更加客觀，保持批判的眼光，也要在物質水平發展的同時，看到人們對于群體生活的精神需求，而不是讓其在聚焦經濟發展的時代被掩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