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頂流”到“被群嘲”，“主理人”到底怎么了？

“進門先答咖啡哲學問卷，答錯謝絕入內；穿運動裝禁止落座，自拍需報備主理人審核；廁所僅限內部人員使用，顧客請自行尋找公共設施。” 上海某 “生活美學主理人” 咖啡店的奇葩規定，曾一度成為社交媒體熱議焦點。然而短短半年后，這家曾需提前三天預約的網紅店，已悄然貼上 “旺鋪轉讓” 的告示。

從 “小眾格調代言人” 到 “群嘲對象”，“主理人” 這場由流量催生的狂歡，正以驚人的速度褪去光環。

主理人文化源自美國的“個人品牌”文化，代表個性化的態度和人格化的標簽，最初頻繁出現在潮牌服飾、說唱和街舞廠牌等相關領域的青年亞文化群體中。

早期典型如潮牌Stüssy主理人Shawn Stüssy，以沖浪文化為基底構建品牌哲學，其設計手稿至今仍被視作街頭文化的精神圖騰。這種模式的核心在于 “真實性”，潮牌主理人往往本身就是文化圈內人，其設計理念源自真實的生活體驗，而非商業策略。這種 “原生性” 讓主理人文化在垂直圈層中積累起強信任紐帶，消費者購買的不僅是商品，更是對某種生活方式的認同。

而隨著國潮崛起與互聯網傳播效率的提升，“主理人” 概念開始從垂直領域向大眾市場快速擴散。2023年起，國潮品牌頻繁提及 “主理人設計理念”，讓 “主理人” 從小眾圈層走進大眾視野，而小紅書、抖音等平臺的 “種草經濟”，更是為這個概念提供了絕佳的傳播土壤。

只需一套亞麻衫、一臺復古相機、幾句 “小眾”“原創”“手作” 的文案，再配上“主理人日常” 的vlog，就能將一家普通個體戶包裝成 “生活美學引領者”，在短時間內引爆流量。

這種低成本、高回報的變現路徑，催生了大量缺乏實質內涵的主理人品牌，涵蓋的領域從服裝、咖啡擴展到餐飲、露營、飾品甚至街邊小吃。例如北京某煎餅攤主自稱 “碳水美學主理人”，把普通煎餅包裝成 “都市打工人的早餐儀式感”；廣州某擺攤賣耳環的小販，給自己貼上 “新中式飾品主理人” 標簽，以提升產品溢價。

當“主理人”從一種文化身份退化為營銷標簽，其所代表的真實性與專業性被不斷稀釋，這場以“個性”為名的商業狂歡，也逐漸顯露出泡沫化的本質。

主理人店鋪批量倒下的背后，是多重問題長期積累后的集中爆發。

最先讓消費者失去耐心的，是高昂的價格。在 “主理人” 標簽的加持下，普通商品被賦予了遠超本身的 “情懷溢價”。成本僅數元的埃塞俄比亞咖啡豆，經過 “主理人手工烘焙” 的包裝后售價高達88元；從義烏批發市場批量采購的襯衫，貼上 “主理人原創設計” 的吊牌后標價788元，還宣稱“匠人手工縫制 36 小時”，這種脫離產品本質的定價策略，不僅挑戰消費者的理性判斷，也透支了市場對“主理人”概念的信任基礎。

更為諷刺的是，主理人品牌常以“真誠”為賣點，現實中卻屢屢因服務態度翻車。部分主理人沉浸于“藝術家”人設，對消費者設置種種不合理的限制，如強制消費、限時用餐、禁止拍照等，甚至公開在社交媒體上批評顧客“缺乏品味”，將差評歸咎于“受眾不匹配”。

此外，店鋪對待網紅博主與普通顧客的態度也常有天壤之別：前者到店可獲得主理人親自接待、免費產品與深度講解，后者則可能遭遇冷漠回應與愛理不理的服務體驗。這種區別對待不僅損害消費者權益，更暴露出部分主理人品牌在運營理念上的浮躁與功利。

即便有消費者出于好奇或打卡心理進行首次嘗試，多數主理人店鋪也難以形成持續吸引力。

這類品牌高度依賴打卡模式，缺乏復購動力。當社交媒體上出現更新鮮、更具話題性的去處時，流量會迅速遷移，導致店鋪生命周期急劇縮短。許多主理人店鋪在裝修與包裝上投入巨大，卻忽視了產品力與服務體系等核心要素的構建，最終只能淪為網紅打卡的“一次性背景板”，無法實現可持續運營。

結語

主理人的速興速衰，是網紅經濟模式的典型縮影，在流量驅動下快速造神，又因根基虛浮迅速隕落。從之前的“泡面小食堂”“答案茶”到如今的“主理人品牌”，套路始終如一：抓住一個新鮮概念，通過社交媒體放大，吸引跟風消費，最終因無法解決復購率和可持續盈利問題而退場。

但不同的是，當下消費者已從 “為情懷買單” 轉向 “為產品力投票”，據最新《中國消費趨勢報告》顯示，18 - 35歲的年輕人里，72%主動削減非必要開支，60%更關注商品的實用性與性價比。

這場倒閉潮也是行業去泡沫化的必經之路，對于真正有實力的創作者而言，撕掉“主理人”的標簽，靠扎實的產品力、獨特的審美和真誠的溝通活下去的品牌，才可能真正贏得尊重。

畢竟，商業世界從未改變過它的鐵律：潮水退去后，裸泳者終將出局。而能夠持續創造價值的品牌，從不需要給自己貼上“網紅”的標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