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也是馬匹之路

某種程度上來說，沒有任何一種動物像馬那樣深刻地影響人類歷史。馬作為重要的交通工具和戰爭伙伴，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的遷徙模式與作戰方式。在絲綢之路上，馬不僅是貨物運輸的主要力量，還成為文化交流的重要紐帶。通過這條路線，不同地區的馴養技術、馬具設計以及與馬相關的藝術形式得以傳播和發展，進一步豐富了沿線文明的內涵。

《馬匹與文明的締造》中信出版集團

【文/ 戴維·查費茨】

阿富汗人趕著為中國皇帝準備的好馬，從帕米爾高原一路走到長安，在旅途終點換取回賜。他們尤其喜歡中原朝廷回賜的絲綢。在許多亞洲語言（以及俄語）中，絲綢長袍被稱為“khalat”。這種正式場合穿的長袍，后來成為外交饋贈或商業交易不可或缺的東西。

為什么草原人如此鐘情于精美的絲綢服裝，這里有幾種解釋。首先，他們認為絲綢可以驅除叮咬人的蟲子，尤其是臭蟲。對于那些日夜與牲畜打交道的人來說，擁有絲綢內衣和被褥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情。養馬人還聲稱，絲綢可以防止戰傷感染，因此士兵都喜歡穿絲綢衣服。

傳統上，絲綢一直是亞洲貿易的核心。關于這方面的敘事，通常從李廣利將軍抵達大宛的那一刻開始。除了與貴霜人結盟，他還與波斯人和希臘人建立了外交關系，從而在歷史上首次讓漢朝長安的信使可以輾轉5000英里抵達地中海沿岸的安條克（今土耳其哈塔伊省安塔基亞）。按照上述傳統敘事，中國人正在尋找一條穿越亞洲腹地通往地中海世界的大路，以便滿載奢侈品（尤其是絲綢）的商隊能夠前往遙遠的市場。

然而，中國賣給西部各國的絲綢，根本無法抵銷漢朝在距離首都長安2000英里外的塔里木盆地駐扎大量軍隊的巨大成本。事實上，身著絲綢服裝的商隊首領聽說他們腳下的那條路是“絲綢之路”，會感到非常驚訝。每年春天，他們帶著馬隊（每次數千匹，每年數萬匹）沿著這條路線，穿越亞洲大陸，前往赫里德瓦爾和長城，因此他們很可能稱那條路線為“馬匹之路”。馬是當時真正的戰略物資，也是中原地區最初向塔里木盆地擴張的主要動力。

如上所述，公元前1世紀，中國中原地區需要馬匹。在與馬匹資源豐富的匈奴長達130年的斗爭中，他們急需從更遠的地方，即今天的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伊朗的富饒牧場，尋找其他馬匹來源。雖然李廣利將軍遠征中亞常被視為絲綢之路的開端，但他畢竟是去采購馬匹，而不是販賣絲綢。

有專家考證，出土于我國甘肅武威的銅奔馬即著名的“馬踏飛燕”，其原型就是來自大宛的汗血寶馬。

毫無疑問，佛教徒和朝圣者，還有販賣絲綢、瓷器和許多其他產品的商人都曾穿過中亞，在從中國西部一直到印度東部的路線上建造了眾多精美絕倫的石窟寺。中亞變成了一個巨大的集市，商人們在這里討價還價，購買馬奶酒、蜂蜜、樂器、木匠工具、羊毛毯、搭建蒙古包的材料、制作絲綢長袍襯里用的毛皮，以及用牲畜蹄子角質部分制成的膠水。這些物品大多用于當地消費。

而機動性很強的馬匹則經常長途跋涉販往異地。在任何一支商隊中，馬販子的馬鞍袋里都會裝有許多價值高、重量輕的物品，而體積較大、較重的物品則放在跟隨在馬匹后面的雙峰駝的兩個駝峰之間。雖然中原百姓熱衷于從西方購買琥珀和乳香，但中原皇帝往往對這種奢侈品的進口疾首蹙額，命令商人們多采購馬匹，少買非戰略物資。奢侈品因此成為馬匹進口這一重要貿易附帶運輸和銷售的次要物品。

按價值計算，馬匹是絲綢之路貿易中最大的品類。這既體現在高昂的價格上，也體現在購買數量上，尤其是在戰爭時期。據學者推算，唐朝（618-907年）將國家預算的10%用于進口馬匹。印度王公貴族每年從北方進口多達7萬匹馬，這個數字與同時代資料中提到的印度騎兵總人數（二三十萬）相吻合。雖然這些資料沒有提供任何總預算額，但如果將這一時期每匹馬的平均價格定為70盎司銀，再根據銀幣過去很強的購買力進行調整，就可以算出，當時的年進口額相當于今天的40億-50億美元。沒有其他商品能與馬匹的市場規模相提并論。

馬匹貿易不限于絲綢之路上的陸地長途商隊，還包括海上貿易。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出海船只不僅載著絲綢，還載著另一種中國獨有、各地都需要的物品—瓷器。季風將中國和南亞國家的帆船從杭州和廣州送到印度、波斯甚至歐洲，將經過精心包裝的珍貴瓷器送到喜愛瓷器的買家手中。

返程貨物的一個重要部分是馬匹，因為膽大的商人們會從印度洋沿岸收購好馬，運往廣州或杭州。這種海運貿易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提供了向東方出售馬匹的機會，因為控制阿富汗的人切斷了相應的陸路交通。然而，即使在海上貿易中，阿富汗人也很活躍。有文獻記載，貴霜人將馬匹從孟加拉運到柬埔寨，再從那里運到中國。

現存的中世紀穿越絲綢之路的游記，可能無意間加深了我們對奢侈品長途貿易繁榮程度的錯誤看法，這是因為那些為我們留下出行記錄的人大多是出使異域的使節，而不是商人。他們的確是從君士坦丁堡出使蒙古，或從長安出使印度，一般要為當地統治者帶去昂貴的禮物。普通商隊完成這種任務需要兩年多的時間。

跟隨使節團隊出行的還有商人，商人可以從外交使節的委任狀中獲得保護。外交使節一般還兼做貿易。不過，只有官方禮品才會從母國一路運送到遙遠的皇家收禮人手中。隨行的商人則從事就近零售活動，即在當地購買，去下一個集市上出售。即使是外交使團，也幾乎總要采購或贈送珍貴的馬匹。

除了跟著官方使節，很少有商人單獨長途跋涉跑生意。出土錢幣的情況也反映了這一觀點。例如，考古學家在現代阿富汗或塔吉克斯坦地區、當時波斯的毗鄰國家以外的地方沒有發現過波斯錢幣。中亞地區的中國錢幣也很罕見。絲綢在這里就有了用武之地。

直到16世紀，西班牙新世界殖民地礦區的白銀大量涌入中國，才改變了中國白銀貨幣短缺的局面。人們按照絲綢的價值（一匹標準重量的絲綢尺寸為21英寸×10英寸）來確定一些重要商品的價值。根據一些現存的記錄，在9世紀的邊境市場上，一個女奴可以賣到6匹絲綢，一匹馬可以賣到18匹絲綢。馬的價格高于奴隸，這一點很能說明問題。

不過，肯定要考慮供求關系。在戰爭時期，奴隸大幅增加，價格很便宜，而市場上的馬匹急劇減少，價格增長迅猛。一次，馬販子用一匹馬換了40匹絲綢。中原政權一直聲稱馬匹和絲綢是作為相互贈送的禮物進行交換的，但實際上，交換比例是由朝廷官員設定的。

邊境上的中原士兵和草原雇傭兵的軍餉也是用絲綢支付的，因為絲綢比其他貨物更容易運輸。作為貨幣使用的絲綢做工并不精細，但與其他法定貨幣一樣，它讓養馬人能在邊疆市場上購買物品。據估計，用于貨幣的絲綢數量是用于制作服裝的絲綢數量的10倍。

因此，將絲綢從中國運往東羅馬的商人并不是這一經濟體系的核心因素。此外，即使有絲綢貿易，其方向也往往與大多數人熟知的絲綢之路歷史所描述的方向相反。誠然，絲綢是在中國發現的，絲綢織造也是在中國發明的。不過，到了6世紀，絲綢織造的秘密已不再由中國壟斷。此后，東羅馬和波斯也能生產精美的絲綢，事實上，波斯錦緞是一種做工精細的工藝品，是波斯銷往中國的奢侈品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來自大草原的使者表示打算向6世紀的東羅馬人出售絲綢時，東道主給他們看了當地大片的桑樹林—桑葉是蠶的唯一食物，表明他們沒有必要購買對方的產品。

這并不是建議我們放棄“絲綢之路”這個具有強烈象征意義的名字。這個名字讓我們想起20世紀初考古學家的發現，他們讓縱橫亞洲的古代商隊的歷史重見天日。他們率先發現了藏匿于早已廢棄的寺院、客棧中或埋藏在沙土中的一包包絲綢。現在我們知道，絲綢可以用作貨幣，而道路和貨幣都是為馬匹貿易服務的。

馬匹貿易發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富裕的中原地區的經濟能力也不堪重負。與印度一樣，中國不得不付出巨大努力，積累足夠的可交易商品，用以每年購買數以萬計的馬匹。為了換取增幅空前的馬匹，中原地區對絲綢的需求不斷增加，導致絲綢質量下降，比以前單薄和粗糙了很多。馬販子自然不會甘心，要求一匹馬換得更多的絲綢。到了9世紀和10世紀，中原地區已經很難招募到足夠數量的熟練絲綢女工。

中原政權迫切尋找可以替代絲綢的東西來提振馬匹貿易，他們偶然發現了茶葉。對賣方來說，茶葉的優點是比絲綢消耗得更快，而且比桑樹和蠶更容易增加供應量。茶樹很快遍布福建和云南的丘陵地帶。在寒冷的帳篷里過冬的馬販子們對這種熱騰騰的提神飲品青睞有加。中國人學會了將茶葉壓制成可以印上質量標識的茶餅。一直到20世紀中葉，茶葉一直可以支付馬匹的費用—當時仍有茶葉商隊從云南出發前往西藏，換取那里耐力很強的喜馬拉雅小馬。與印度的情況一樣，中國的這種馬匹貿易也持續了很長時間，持久地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版圖和市場。

雖然馬匹和絲綢在命名這條貿易路線方面有所抵觸，但二者存在很多共同之處。根據質量的不同，這兩種商品既可以是普通商品，也可以是奢侈品。每年緩步穿過開伯爾山口的數以萬計的馬匹，一捆捆作為貨幣交易的中國絲綢，都是馬匹和絲綢用作普通商品的例子。阿富汗人也經營高端馬匹，就像其他地方的商人經營昂貴的絲綢一樣。然而，定居國家富裕的宮廷對一流馬匹的青睞，既是為了審美需要，也是為了實用。馬改變了政治和經濟，也改變了文化，它不僅是硬實力的化身，也是軟實力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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