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一架蘇聯飛機停在蘭州機場,機艙里裝滿了藥品,目的地是延安。
沒有放行令,飛機動不了。
賀耀祖拿起電話,以侍從室主任的身份,直接下令放行。
飛機升空了,消息也傳到了蔣氏耳朵里。
等蔣氏反應過來,為時已晚,一怒之下免去了賀耀祖的侍從室主任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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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坐在國府權力核心的人,為什么敢干這種事?
更讓人想不通的是,這個人還有一個身份——戴笠的頂頭上司,情報系統的正牌一把手。
對,戴笠在那個系統里,從頭到尾只是副職。
真正坐在局長位置上的,是賀耀祖。
很多人一輩子都沒聽過這個名字,翻開檔案就會發現,此人的履歷比戴笠硬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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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耀祖是湖南寧鄉人,父親是教書先生,家境殷實。
十六歲考進湖南陸軍小學,后來被公派到日本留學,進了陸軍士官學校。
在日本,同學是何應欽、朱紹良,都是后來國府里的大人物。
也是在那個時候,經同鄉介紹,賀耀祖加入了同盟會。
有一次在東京,兩個喝醉酒的日本浪人闖進他老師家,想對師母不軌。
賀耀祖上去三拳兩腳就把人撂倒了,扭送給巡警。
這件事傳開以后,他在學校里一下就出了名。
回國以后,賀耀祖在湘軍里從團長一路升到師長。
北伐的時候,率部參與收回九江英租界的行動,動員群眾上街抗議,同時和英方交涉談判,雙管齊下,硬是把租界拿了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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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濟南事變,日軍突然襲擊北伐軍,賀耀祖當場下令還擊,把日軍逼退。
蔣氏怕事情鬧大,趕緊把他從前線調走了。
能打日本人、能收租界、敢和洋人硬碰硬——這樣的人,在國府里算"稀缺品"。
蔣氏不可能不用他。
1938年,復興社特務處改組成了那個大名鼎鼎的情報機構,蔣氏需要一個局長。
戴笠是實際操盤手,但資歷太淺,黃埔六期出身,直接當一把手怕壓不住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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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氏的算盤打得很精——讓賀耀祖掛名,給戴笠撐腰。
賀耀祖心里跟明鏡似的,自己就是個"門面"。
所以情報系統的日常事務,從來不碰,全交給戴笠。
活脫脫一個閑人。
但"閑"是表面的,手底下的動作一點都沒少。
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調整人事,把秘書處第三科的人換了一批。
新換上來的人,暗中幫著做了不少事——給進步青年發去延安的護照和路費,營救被關押的人。
這些事,戴笠不一定知道,蔣氏更不知道。
賀耀祖的"反骨"不是突然冒出來的,有一個人起了關鍵作用。
倪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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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耀祖的夫人,浙江鎮海人,原來是南京一家醫院的護士。
兩人結識時,賀耀祖已經是參謀部次長,年齡差了二十多歲。
倪斐君的父親堅決反對這門婚事,親戚朋友也都來勸。
最后倪斐君自己拍了板,嫁了。
做媒的人,是賀耀祖的湖南老鄉謝覺哉——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的主任。
這層關系,埋下了后來所有故事的伏筆。
倪斐君嫁過來以后,公開身份是抗敵后援會主席、難民服務團團長。
她和宋慶齡一起搞社會救濟,和陶行知一起創辦國際難童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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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慶的時候,曾家巖50號有一棟小樓,周公夫婦到陪都沒地方住,倪斐君幫忙找到的這個落腳點。
到了1938年底,倪斐君秘密加入了一個特殊組織。
從那以后,家里就熱鬧了。
夫妻倆三天兩頭因為政見吵架。
有一次爭得面紅耳赤,賀耀祖氣得拍桌子——各看各的報紙!
分房睡了好幾天,最后還是和好了。
家里幾個孩子全站在母親一邊,賀耀祖成了自己家里的"少數派"。
情報系統的人把倪斐君的活動報了上去。
蔣氏半開玩笑地敲打賀耀祖——連夫人都管不住,怎么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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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氏覺得不過是一個女人愛出風頭,沒當回事。
這是蔣氏判斷失誤最大的地方。
在倪斐君持續不斷的影響下,賀耀祖的思想天平一點一點在傾斜。
這不是一夜之間的頓悟,而是日積月累的"家庭思想戰"。
妻子比丈夫走得更遠,丈夫最終被妻子拽了過去。
1937年賀耀祖在甘肅任行轅主任的時候,謝覺哉正好在蘭州。
兩人是老鄉,又有倪斐君這層關系,走動非常頻繁。
賀耀祖給謝覺哉發了一枚省黨部的通行徽章,讓他在蘭州全城自由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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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有大批西路軍失散人員被關在蘭州監獄。
謝覺哉把名單遞過來,賀耀祖的態度很干脆——能確認身份的,一律放人。
他在甘肅還干了一件大事,修建了機場和公路,名義上是爭取蘇聯空中支援。
開會的時候,他公開說了一句話:不要惡意估量合作方,要共赴國難。
這話在當時的氛圍下,相當于在會議上"亮明旗幟"。
蔣氏坐不住了,1938年把他調回重慶。
回到陪都以后,賀耀祖先后擔任了侍從室主任、情報系統一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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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離蔣氏更近了,實際上是被放在了眼皮子底下看著。
但賀耀祖根本沒收手。
就有了開頭那一幕——私自放行蘇聯飛機,被免去侍從室主任。
蔣氏對賀耀祖是又恨又離不開。
免了侍從室主任沒多久,又任命他當重慶市長。
結果賀耀祖在市長任上"老毛病"又犯了。
1945年秋天,那場舉世矚目的談判在重慶進行。
賀耀祖以市長身份設宴,請的主賓是從延安飛來的那位。
他還特意叫上了孫科等名流作陪,把場面搞得很大。
在那個風聲鶴唳的時刻,一個國府官員這么高調地招待對方陣營的核心人物,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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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后來說了一句話——此人是"摯友"。
蔣氏再也忍不了了。
1945年底,賀耀祖被免去市長職務,徹底坐了冷板凳。
此后幾年,蔣氏把他安排在各種閑散部門掛虛職,不給實權。
賀耀祖也不爭,安靜地等著。
1949年春天,蔣氏宣布"引退",賀耀祖等到了一個縫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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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悄悄離開大陸,到了香港。
在香港,他和龍云、劉斐等四十多人聯合發出一份通電,宣布與舊陣營徹底決裂。
消息傳出,蔣氏震怒,立刻派人到香港執行暗殺。
賀耀祖的命,懸在一線之間。
關鍵時刻,北方的朋友早就得到了風聲。
地下渠道第一時間將賀耀祖從藏身處轉移出來,護送他登上了北上的火車。
到了北京,受到了最高規格的接見和宴請。
這一年,賀耀祖六十歲。
回過頭看,他這一生做過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改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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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叫"賀耀祖","光宗耀祖"的意思。
后來投身革命,改成了"賀耀組"——不再"耀祖",要"耀"一個新的組織。
和舊陣營決裂后,他把所有"耀組"的印章全部毀掉,改用別號"貴嚴"。
一個人一生改了三次名字,每改一次,就是一次立場的表態。
新中國成立后,賀耀祖先后在中南軍政委員會、全國政協等崗位上工作。
踏踏實實干了十二年。
1961年7月,賀耀祖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二歲。
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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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特殊情報系統的歷任負責人中,他是唯一一個獲此殊榮的人。
沒有轟轟烈烈的戰場廝殺,沒有驚天動地的諜戰大片。
賀耀祖做的事,都是"縫隙里的事"——發一張護照,放一架飛機,釋放幾個人,請一頓飯。
但正是這些縫隙里透出來的光,在那個年代救了很多人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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