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葉劍英得到母親遺照，提筆寫下18個字，成其一生的追求

1950年初冬的廣州，晨霧還沒散盡，城內已經漸漸喧鬧起來。解放不過一年多，街頭的人們腳步匆匆，卻都帶著一種久違的踏實感。就在這樣一個看似普通的日子里，五十三歲的葉劍英在一間不起眼的住處，接過弟弟葉道英從梅州老家帶來的一個小包袱，心里忽然一緊——那里面，裝著他已經分別二十多年的母親陳秀云的遺像。

那一刻的沉默，時間仿佛被拉得很長。屋外的新中國正在破土生長，屋內的這位共和國高級將領，卻在發抖的手指間，與逝去的母親第一次“面對面”。看清照片上那張略顯模糊卻依舊慈祥的臉時，他只是輕聲念了一句：“阿姆……”便再也說不下去。

就是在這張遺像下方，他提筆寫下了十八個字：“為人民的中國而歡欣！為人民的兒子而微笑！”這句題字沒有華麗辭藻，卻像一把鑰匙，把他早年的人生際遇、艱難抉擇，以及后來幾十年的堅持，都悄悄連在了一起。

有意思的是，這十八個字既像寫給母親的回信，又像給自己立下的一生準則。從那以后，“人民的兒子”這幾個字，幾乎成了他行事的內在尺度。

一、客家母親與少年葉宜偉

1897年4月28日，廣東梅州一個偏僻的小山村里，葉家迎來一個男嬰，取名“宜偉”，寄望其心中有大志，將來能立大業。葉家的境況談不上富足，勉強溫飽，真正支撐這個家庭的，是母親陳秀云那一套樸素卻極硬朗的客家家風。

在村里人眼中，陳秀云是一個典型的客家婦女：勤儉、能吃苦、不多言，卻處處顧著別人。鄰家斷糧，她總會悄悄送上一碗米；哪家老人病了，她也一定會上門幫忙。葉家的孩子，就是在這種日常細碎里，慢慢看懂了什么叫“為別人著想”。

值得一提的是，陳秀云對兒子的“啟蒙”，并不靠說教，而是靠日復一日的身體力行。她一邊紡紗，一邊教兒子認字；她做飯時，把買鹽、買油記成賬，讓孩子慢慢懂得錢來得不易；村里來了外地討飯的窮人，她讓兒子端飯碗送過去。久而久之，勤儉、善良、顧念他人這些詞，在葉宜偉心里變成了不需要反復強調的本能。

七歲那年，這個本就不富裕的家庭被擺上了一道艱難的選擇：是讓兒子留在家里干活，幫著減輕負擔，還是咬咬牙送他去讀書？很多鄉親都勸葉家：男孩子能識幾個字就行了，窮人家的孩子，多半還是要靠一把力氣吃飯。

那天晚上，屋里燈火昏黃，氣氛沉悶。父親反復算著賬，低聲嘆氣。陳秀云久久不語，過了很久，她一句“再難，也得讓阿偉讀書”，算是給了這個家最后的定奪。這句話，改變的遠不只是一個孩子的命運。

從此之后，小山村里多了一個每天踩著露水去私塾的小少年。他很快迷上了書報，開始接觸到當時社會動蕩的消息，知道了列強瓜分、民不聊生，也在報紙上第一次看到“民族”“救國”這樣的詞。對一個山村出身的孩子來說，這些字眼不再停留在紙上，而慢慢化成一種模糊卻堅定的沖動：這個國家，不能永遠這么下去。

二、從“蔣最器重的將領”到“穿草鞋的共產黨人”

隨著年歲漸長，葉宜偉走出梅州，走出客家山鄉，先后接觸到新式軍校教育和革命思潮。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給了他一個比較清晰的方向。尤其是在聽過幾次孫中山的演講后，“推翻三座大山”“救國救民”這些話，慢慢變成了他愿意為之冒險的理由。

加入國民黨后，他很快就顯露出不凡的軍事才能和組織能力。1924年前后，葉劍英在國民黨軍隊中已經頗受重視。蔣介石創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時，就把他放在要緊位置上，任命為第一師師長。那時候，在許多軍官眼里，他是“蔣委員長最器重的將領之一”。

行軍路上，葉劍英有馬可騎，還有轎子隨行，身邊跟著警衛、勤務兵和挑夫。挑夫扁擔上的箱子里，放著進口曲奇、煉乳、咖啡，還有白蘭地、威士忌這類洋酒。這種生活對那個年代的軍人來說，已經算很優渥了。按理講，人一旦嘗到這樣的日子，要再回頭，談何容易。

然而，歷史偏偏安排了一次極具考驗意義的轉折。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血腥鎮壓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消息傳來，葉劍英非常震驚，也極度憤懣。他不是不知道繼續留在國民黨高層意味著什么——高官、厚祿、穩定的軍權和優越的物質條件，幾乎唾手可得。但是，眼前這一切，和腦海里那些關于“救國救民”的信念，卻突然對不上號了。

試想一下，一個習慣騎著軍馬、隨行有轎、有洋酒的軍官，如果只是單純為個人仕途打算，是很難做出“脫掉皮鞋、換上草鞋”這種決定的。可葉劍英偏偏就這么干了。他公開反蔣，選擇站到共產黨一邊，這一步走出去，意味著不止是前途未卜，甚至隨時可能丟掉性命。

大革命失敗之后，中國革命陷入低潮。共產黨人被圍剿，紅軍被追擊，上上下下都在苦熬日子。此時的葉劍英，早已沒有了當年國民黨軍官的體面生活。吃的是糙糧，走的是山路，隨時準備背上行囊轉移。但很有意思的一點在于，他并沒有退縮，也沒有回頭尋找舊路。

這種不回頭，很大程度上與他早年在書本和現實里形成的那種“國家要變、中國人要站起來”的信念有關。對他來說，個人生活的舒適與否，已無法和“國家擺脫屈辱”這一目標相比。而在這種看似“冷靜”的選擇背后，其實也有一份難以言說的愧疚——愧對的，是遠在梅州老家的那位母親。

1930年代中期，葉劍英在黨的安排下，轉入更為復雜的工作領域。1936年，他受命前往西安，做張學良方面的工作，為后來促成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出力。在西安期間，他還抽空給母親寫了一封信，報平安，也聊近況。那封信走得很慢，卻成了母子之間最后的文字往來。

隨著日軍南犯，戰火燒到華南一帶。葉母年事已高，身體漸弱，終因操勞過度病倒。前線吃緊，葉劍英根本不可能輕易抽身回鄉。他思來想去，只能寫信給弟弟，希望能把母親接回老家好好照應。等到信輾轉抵達梅州時，老人已經離世。

據家里后來的回憶，陳秀云在彌留之際，多次輕聲問：“阿偉什么時候能回來？”這種追問，既是掛念，也是牽掛。葉劍英寄來的那封信，最終被家人焚于靈前，算是替遠在他鄉的兒子，行了一份遲到而又不得已的告別。

噩耗傳到前線，葉劍英悲慟不已。他寫下“尸骨拋溝曾逆料，阿姆生我最艱難”的詩句，用這種略顯粗礪的表達，傾注對母親的思念與歉疚。遺憾的是，從那以后，他手里一直沒有母親的照片，記憶里那張臉也只能一日日在時光里變得模糊。

直到1949年廣州解放、1950年回到廣東工作，局勢稍稍安定，弟弟才從老家翻找出一張珍存多年的舊照片，特地帶到廣州。于是便有了開篇那一幕——這位經歷過風雨的大將，終于可以坐在靜謐的房間里，對著母親的遺像低頭良久。

三、“為人民的兒子而微笑”的分量

拿到遺像的那天，葉劍英久久沒有說話。照片上的母親依舊是那副溫和又有些倔強的眼神，仿佛能穿過二十多年的時光，打量著眼前這個滿頭華發的兒子。沉默之后，他端起筆，慎重地在遺像下寫下那十八個字：“為人民的中國而歡欣！為人民的兒子而微笑！”

這句話看起來簡單，卻藏著多層意味。其一，“為人民的中國而歡欣”，其實是在告訴母親：當年送他去讀書，支持他走上革命道路，終究不是白走一遭。山村里的那個孩子，如今參與締造的新中國，已經真正屬于人民；其二，“為人民的兒子而微笑”，則是把自己對母親的愧疚，延伸成一種更廣闊的“孝”：既然沒能在床前盡到孝道，那就把對母親的那份愛，擴大到對億萬人民的牽掛。

從1950年那天起，這張相片就被葉劍英擺在臥室最顯眼的位置。三十六年間，它一直默默地陪著主人。誰也不知道，在多少個深夜，葉劍英悄悄起身，走到桌前，輕輕摸一摸相框，在心里和母親說上幾句不能對旁人說的話。

有意思的是，他在公開場合，極少提及這張照片。直到1986年10月葉劍英去世，葉向真在整理遺物時，才在臥室發現了這件“秘密”。等她看清相片下方父親的題字，眼淚一下子涌出來。她后來回憶說，那一刻突然明白父親對自己人生的定位：既是母親的兒子，更愿意做“人民的兒子”。

“在家要孝順長輩，在國要愛自己的國家民族和所有血肉相連的父老鄉親。”這是葉向真對父親精神的一種概括。不得不說，這種把孝道從家庭擴展到國家與民族的理解，在葉劍英身上體現得格外清晰。

他曾經有一句話頗耐人尋味：“每當我摸到胡子就想到母親，我用偉大的母愛去愛全中國人民。”葉母去世后，他曾有意留須，以示懷念。胡子成了一個很具體的提醒——一摸，便會想到母親的堅韌與善良。也正是這種時刻被觸動的記憶，支撐他把這份情感轉化為對人民群眾的關心。

四、困厄年代里的眼淚與堅守

時間拉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那幾年，自然災害疊加其他因素，全國不少地方的日子都很緊巴。糧食緊缺，普通家庭吃飽本就是奢望。身在北京的葉劍英，已經肩負著創建和領導軍事科學院的重要任務，表面看似遠離一線生產生活，但他對群眾的冷暖卻一直掛在心上。

為了幫助科研人員安心工作，也為了盡可能減輕地方壓力，他專門組織人手，到外地打黃羊、搞豆類，想方設法彌補食物短缺。按當時的身份與地位，他完全可以為自己和家人多爭取一點口糧、多加一點菜，但他對生活的要求，卻反而刻意往低處壓。

有一件小事，被葉向真記得很清楚。那時她在大學讀書，長期吃不飽，人明顯消瘦。某天下午沒課，她回家和父親一起吃午飯。那天桌上的菜很簡單，但對于一個在學校天天吃清湯寡水的學生來說，已經算“豐盛”。她端起碗就大口吃起來，吃到一半才感覺不對勁——父親幾乎沒動筷子，只是靜靜地看著。

“爸，您怎么不吃？哪里不舒服嗎？”她有些擔心地問。

葉劍英沉默了片刻，緩緩說：“你知不知道，這幾天，毛主席都不吃肉了。他對炊事員講，全國人民都沒有肉吃，為什么還要給我肉吃？每次端上肉來，他都讓端回去。他不是別人喲，連他都不肯吃肉了……我們怎么吃得下去？如今人民群眾吃飯都是問題，我又怎么能吃得下飯呢？”

說到這里，他眼圈已經紅了，聲音也有些發顫。這不是簡單的感慨，而是一種壓在心上很久的沉重。作為老一輩革命家，他非常清楚國家所處的困境，也知道普通群眾在承受什么。面對餐桌上的一碗飯、一點菜，他很難做到心安理得。

這一幕，看似平常，卻很能說明問題。很多人只看到領袖人物在關鍵節點上的決策與權威，卻忽略了他們作為人的一面——那種在人民受苦時無法釋懷的愧疚感、責任感，在這些細節里體現得很真切。

如果把他1950年題寫的那十八個字與這段經歷放在一起看，會發現其中邏輯是相通的：既然自認是“人民的兒子”，那么在人民最難的時候，就不可能獨自享受。在葉劍英心里，“為人民服務”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一條常常拿來對照自己的尺子。

進入1980年代，葉劍英已經年事已高。1980年，他被診斷出患有帕金森病。面對這種慢性消耗性疾病，他的態度頗為平靜：生老病死，本是自然規律，年齡大了，身體出問題是遲早的事。身邊人勸他多休息，他卻仍盡量堅持工作。他常掛在嘴邊的大意，是“只要還有一口氣，就要做一點事”。

隨著病情發展，各種并發癥接踵而至，肺部感染尤其反復。1982年之后，他因肺部感染入院的次數更是明顯增多。醫生們討論治療方案時，考慮到高齡和基礎病，對靜脈穿刺給藥都有些顧慮。葉劍英聽說后，反倒主動安慰醫護人員：“你們就大膽穿刺吧，不要因為是給我打針就緊張。”

有一位護士半開玩笑地說：“首長，您平時不是最怕打針嗎？怎么真要打針的時候，又不怕了？”葉劍英笑著答：“當你們決定要打針治療的時候，我就得配合你們。我若是緊張，你們不是更緊張？你們一緊張，會影響穿刺的成功率。我們這些老年人要戰勝疾病、健康長壽，離不開你們醫護人員，更離不開病人自己的配合。”

這段對話聽起來輕松，卻透出一種長期養成的“互相成全”的意識。他習慣性地替別人著想，哪怕自己病重，也不愿給別人增加心理負擔。這種性格，有他早年受母親影響的痕跡，也有他多年把“人民”放在首位的慣性。

1986年10月，葉劍英的病情明顯惡化。21日深夜，醫護人員全力搶救，病房內外一片緊張而壓抑的安靜。楊尚昆、王震、楊得志等老戰友先后趕到病房，希望能和葉劍英說上幾句話。但此時他已處于昏迷狀態，再也聽不見周圍的呼喚。

22日凌晨1時16分，心電圖上的曲線最終歸于一條直線，一顆跳動了八十九年的心臟停下來。守在病房內外的人，忍不住流下眼淚。七天之后，10月29日，人民大會堂中央大廳里，五千多人為他送行。巨幅遺像下，水晶棺旁守衛的解放軍戰士紋絲不動，哀樂低回，許多人在心里默念的，是三個字：“葉帥”。

遺憾的是，在現場悼念的人中，沒有人知道，就在不遠處那間曾經住過他的屋子里，有一張母親的遺像，靜靜地與世隔絕了三十六年，陪伴了他人生最后的大半程。

當葉向真在整理遺物時，終于翻到這張相片，看到那行筆跡略顯蒼勁的題字，很難不生出一種復雜的感受：一個把一生壓在國家和人民身上的老人，在最私密的角落，始終把“母親”和“人民”放在同一條線上。

對他而言，母親是起點，人民是歸宿。這兩者之間，并不矛盾，反而互相成全。那十八個字，也便因此有了分量——不是簡單的追憶，而是一個人一生追求的凝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