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好歐洲人尼采之后

【編者按】

海德格爾曾預言：“無家可歸將成為世界的命運。”在世界愈發動蕩不安的當下，哲學該如何回應對歸家的呼喚？許煜教授以身為漫游者的經歷為底色，寫下《后歐洲》這部自傳式哲學著作。該書聚焦后歐洲時代的核心命題，回應全球化與技術發展帶來的“無家可歸”困境。作者通過對海德格爾等歐洲哲學家的解讀，闡釋歐洲哲學精神和后歐洲的構成；借牟宗三等亞洲思想家的思想，闡明“思想的個體化”的內涵，回應亞洲思想之未來的議題。本文節選自該書尾聲《好后歐洲人》，作者指出，無家可歸就是人們在二十一世紀的生存狀況，當下對家的思考，是為了一個未來的家；正如帕托契卡所言，就像歐洲在“二戰”之后成為后歐洲，歐洲人也將成為后歐洲人，非歐洲人亦是如此。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發布。

何謂歐洲？何謂亞洲？這些對二十一世紀的我們來說或許不是什么好問題。這不僅是因為美國帝國主義力量的崛起改變了二十世紀的歷史進程，如卡爾·施密特在《大地的法》（Nomos of the Earth）中所展示的，舊且好的“歐洲公法”（Ius Publicum Europaeum）未能有效地應對全球化和帝國主義；還因為這種提問可能通過對一個民族或文化本質性的追求而重蹈幾個世紀前“歸家”的覆轍，這種追求正是那些“偉大的政治領導人”一直在推動的。重新定位是必要的，但這并不是說我們可以回到十六世紀前那種東西方分裂的狀態。要是我們能坦率地承認，至少在東亞，過去幾個世紀的歷史就是一段歐洲化和美國化的歷史，那么通過承認這一點以及為這一進程覓得新的方向，我們都會成為后歐洲人。于此，我們再次面對無家可歸的疑難和思的任務。站在無家可歸的立場上，將迫使我們去承認一個就像我們自身一樣的無根的（heimatlos）他者。

肯定無家可歸的立場就是成為一個真正的尼采主義者。《善惡的彼岸》（Beyond Good and Evil）、《論道德的譜系》（Genealogy of Morality）、《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Thus Spoke Zarathustra）和《快樂的科學》（Gay Science）里的尼采是個壞德國人。對尼采來說，民族主義只是被人類謀殺的上帝的替代品。這樣來看，世俗化克服了植根于柏拉圖–基督教教義的虛無主義，但這種克服并不徹底：它仍試圖找尋上帝的替代品。祖國（Vaterland）填補了上帝死后留下的超越性的空缺。換言之，民族主義正是歐洲虛無主義的延續，或者更準確地講，我們可以把它稱作“尚不徹底的虛無主義”。上帝死后，民族主義開始賦予生存意義，正如我們在《瞧，這個人》（Ecce Homo）里讀到的：

也就是要對歐洲所患的民族主義這樣一種民族神經官能癥（névrose nationale）負責，要對歐洲小國、渺小政治的永恒化負責：德國人使歐洲本身喪失了意義，失掉了自己的理性——他們把歐洲帶進了一條死胡同。——除了我，還有誰知道走出這條死胡同的路呢？……［還有誰知道］一項足以把諸民族重新聯合起來的偉大使命嗎？……

尼采這樣的好歐洲人，拒絕了病態的民族主義式胡言亂語，以及那些借助這些無稽之談上臺的目光短淺的政客，同時，他渴望擁抱歐洲：“歐洲成為一個整體。”截至2023年，歐盟擁有27個成員國，在某種程度上，歐洲確實可以被看作一個統一體，盡管內部依舊存在著緊張和分歧。歐洲的聯合是一項偉大的歷史成就。但在歐盟成立后，民族主義不僅繼續存在，而且鑒于日益嚴峻的地緣政治局勢和經濟挑戰，很可能會快速滋長——英國脫歐就是例子。

自尼采以后，世界格局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在面對戰爭和行星化帶來的普遍的無家可歸時，民族主義仍在繼續滋長。正如尼采想要對德國進行“去德國化”，歐洲確乎需要如斯蒂格勒所說，對自身進行“去歐洲化”。去歐洲化并不意味著要摒棄歐洲的遺產和傳統；恰恰相反，它要追問如何在不強加機械或線性的普遍化形式的情況下，進一步將歐洲傳統延續下去。但對此我們應該作何設想？如果這一過程還是像啟蒙運動那樣，沿著從歐洲到世界的路徑發展，那它也只不過是在重蹈過往單邊運動的覆轍。

我們現代人的無根無家是一個歷史性的結果。為了追求那縹緲的無限，我們早已拋棄陸地的村莊、燒毀橋梁，就像尼采在《快樂的科學》第124節中寫的：當我們最終抵達大海中央，我們才意識到沒有什么比無垠更可怕了，但我們無家可歸，身后歸家的橋梁早已被燒毀。我們如今就處在無垠大海的中央，處在一個進退兩難的境地。雖然尼采已經為我們描繪了無家可歸的情景，但我們依然深陷困局：究竟是朝著可怕的無垠繼續行駛，還是返回一個不再存在的家園？

無家可歸就是人們在二十一世紀的生存狀況。人人都需要家，但這個家已不再是過去的樣子，它也永遠回不到過去。對家的思考必須從當下出發，并且反思當下，而不僅僅是依賴于過去。當下對家的思考，是為了一個未來的家，它尚未形成，而只有在回歸過去僅作為一條迂回之路而非終點時，才會有一個未來的家。如帕托契卡所言，這就像歐洲在“二戰”之后成為后歐洲，歐洲人也將成為后歐洲人，非歐洲人亦會如此。

在前兩章里，我們試圖給出兩種不同的方式來思考個體化作為后歐洲哲學的可能性。第一種是關于個體化的新模式：斯蒂格勒希望在他的著作中發展一種模式，以替代消費主義社會的去個體化。這一模式仍有待實現，至少目前消費依然是衡量經濟增長和發展的主要指標。它需要我們在馬克思和斯蒂格勒之后發展一種對政治經濟學的新批判。第二種是保持開放并且構想能夠讓新思想萌發和多樣化的思想的個體化。但這兩種方式不能被分開和并置：沒有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我們就很難進一步想象新的生活形式；而沒有對文化的批判，我們就難以在促進多樣化的生活形式方面取得進展。只有兩者同時進行，我們才能真正地討論去歐洲化和非歐洲文化的未來。

后歐洲人不是被歷史遺棄的孤兒，他們生活在歷史發展的邏輯后果之中，承受著行星化的余波——在這個時期，無家可歸的意識和情感被強化，對歸家的渴望也隨之增長。走出這一困境，不是靠非此即彼（either/or）的方式，也不是靠全盤否定（neither/nor），我們必須借助第三條道路。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必須直面自己的出生（natality）和民族身份（nationality）。拒絕成為一個好德國人的尼采也抵抗住了成為一名國家思想家的誘惑。那么在二十一世紀，當國家主義已深深植根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時，人們又該如何面對成為國家思想家的誘惑？或許只有在人們懸置自己的國籍，并接著成為現代意義上的神圣人（homo sacer）時，他個人及其所屬的所有集體才會突然顯得脆弱不堪。因為國家就代表著絕對的權力，如果沒有它，所有堅固之物就會在頃刻間化為烏有，同時，人們就能理解為何尼采說民族主義是繼基督教之后的虛無主義。但若不歷經這樣的懸置，即使是最優秀的現象學家也難以抗拒成為國家思想家的誘惑……然而，每當人們從國家思想家的立場來思考時，他們也就再次陷入了民族主義的泥潭，因為這樣一來，他者若不是朋友，就只能是敵人。出生并不等同于具有民族性（nationality），而是意味著意外地被拋入（thrownness）這個世界，因此獲得生存和共享這個星球的權利。這種偶然性同樣表現為一種必要的錯失，它讓人們可以繼承由特定歷史和地方提供的某些資源；但這種“原初的”被拋并不影響人們在世界各地漫游，也不妨礙人們去接觸和利用其他資源。

思想的個體化可以發生在任何一個擁有不同資源的個體身上。當人被拋入世界，他就不可避免地繼承了家族和地方的過去；也正是因為在世界之中存在，人們才能通過學習、旅行、婚姻等方式引進其他不同的資源，從而與這段過去進行磋商。個體是一個場域，張力和矛盾在其中生成和化解，以達到一種亞穩定狀態，即出現一種自身融貫的新思想。每個個體都是個體化的結果，這種個體化的啟動源自構成其前個體現實的不同資源。就現在而言，思想的個體化意味著在面對兩種資源的不相容性時發明新的概念。這一發明當然也可以在技術方面實現，也就是說，首先要創造能夠促進思想的個體化的制度，其次要通過介入設計的認識論基礎來使技術轉變。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能夠談論“通過現代性來克服現代性”，就像尼采和西谷曾試圖“以虛無主義來克服虛無主義”那樣。

《后歐洲》，許煜著、李仁杰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6年2月。

來源：許煜著，李仁杰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