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藍評《女思想家》｜播客里的哲學：重建公共生活的必要幻覺

《女思想家》，[英]蘇基·芬恩編，[英]大衛·埃德蒙茲、[英]奈杰爾·沃伯頓著，廖玉笛譯，浙江人民出版社｜潮汐Tides，2025年5月出版，364頁，68.00元

1978年1月至4月，由哲學家布萊恩·麥基策劃并擔任主持的哲學訪談節目《思想家》在BBC播出，節目文稿隨后匯編成同名書籍出版。麥基認為，將哲學搬上電視屏幕，最大的障礙與其說是哲學本身無法適應電視這種媒介，倒不如說是“電視人”對電視節目本身抱有的成見。“對他們來說，電視節目的核心原則是‘不要說給觀眾聽，而是展示給他們看’。所以，他們最不想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被他們輕蔑地稱之為‘會說話的腦袋’（talking heads）的東西。他們認為，除了談話沒有其他內容的節目‘不是電視節目——不過是和廣播一樣罷了’。”（[英]布萊恩·麥基：《思想家》，吳蕓菲譯，上海三聯出版社｜理想國，2024年，第v頁）

布萊恩·麥基（1930-2019）

對剛剛進入電視時代的內容制作者而言，他們迫切想要證明自己的進步性，于是更希望制作廣播無法呈現的內容，而哲學訪談一類的嚴肅內容顯然不在此列。但在麥基看來，這種“進步”傾向好比人在青春期時的叛逆，渴望通過標榜自己與上一個時代的不同來確立自己的身份。但恰恰是這種不成熟，使得“在電視上討論哲學”十分必要，“時事節目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因其太滿足于僅僅向觀眾展示事件，而不大關心讓觀眾真正理解所涉問題……實際上它們做了點討論，但多數討論都是類似沙龍酒吧里的談話，一種有意粗暴的對抗，希望以此讓問題簡單明了，同時加劇敵對情緒，制造戲劇效果”（同上，第v-vi頁）。在尚且“不成熟”電視媒介的引領下，人們似乎很難通過得到真正深層次的信息，進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波茲曼所言“娛樂至死”的結局。解決方法似乎只能是讓電視“成熟起來”，在提供娛樂效果的同時，也呈現更多嚴肅的、智性的內容。

布萊恩·麥基編《思想家》

時至今日再看麥基當時的想法，我們不免會將其視作一種一廂情愿：誠然，他對以賽亞·伯林、蒯因、喬姆斯基等人的訪談，無論是文稿還是影像，到今天依然在不斷流傳；然而電視似乎從未如他所愿變得“成熟”。它對嚴肅內容的排斥似乎并不只是青春期的癥候，而更像是一種根本屬性，而這種屬性甚至極大地改變了人們認知世界的方式——當世界更普遍地呈現在電視屏幕上，屏幕上的“擬像”便逐步模糊了現實，“電視‘溶’入生活，生活‘溶’入電視……我們不可避免受它們（電視媒體）的誘導、它們的滲透，和它們難以辨識的暴力（的影響）”（[法]讓·波德里亞：《擬像與擬真》，王睿琦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60頁）。

哲學播客《哲學家怎么想》

而當哲學家大衛·埃德蒙茲與奈杰爾·沃伯頓以致敬的姿態，在將近半個世紀后將他們的哲學播客《哲學家怎么想》（Philosophy Bites）中的部分內容集結成一冊《女思想家》出版，麥基當年試圖解決的問題再次回到我們的視野當中。盡管互聯網的崛起似乎意味著電視時代的終結，但隨著互聯網從去中心化的web1.0的“進步”，到如今以平臺主導內容創作與交互的web2.0重回中心化，我們其實可以看到“電視”作為一種媒介的復歸——當用戶打開短視頻應用，撲面而來便是由算法決定的推送內容，滑動屏幕即可“轉臺”——他的感受其實與當年的電視用戶差別不大。所以互聯網會比電視成熟一些嗎？表面上看它的確更加包容，畢竟它不需要通過主動拒絕嚴肅內容來確認自己的身份，相反它正是通過囊括、取代其他媒介（電視與廣播）證明自己的空前繁榮。然而在互聯網這一場域的公共對話中，“簡單化”“加劇敵對情緒”等特征，其實仍與電視時代如出一轍。

在這樣的背景下，《哲學家怎么想》這樣一檔全球現象級哲學普及類播客似乎也是麥基式的抵抗——試圖在“有事件無理解”的媒介空間增加理解的比重。但從《女思想家》的呈現來看，這種抵抗同時也伴隨著對媒介本身的適應——作為讓哲學重回公共生活的權宜之計，這樣的讓步倒也無可厚非。

“女思想家”作為身份陷阱？

這種權宜性的嘗試自本作的書名便已開始?！芭枷爰摇保╓omen of Ideas）是一個能夠引起關注的書名和主題，但它也不可避免地令人生疑：當我們把“女思想家”單獨拿出來討論，究竟意味著什么？是女性思想本身具有某種特異之處，還是作為女性活躍在思想界，意味著一種特別的境遇？

《女思想家》英文版封面

從作品的編排來看，選編者有意強調的是后者。在進入正篇之前，他們先要求這二十九位“女思想家”回答“做一名哲學界的女性是什么感覺”這一問題。嘉賓們的回答或長或短，一個相對共性的觀察是女性在哲學界的境遇，在最近幾十年間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譬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進入牛津大學學習哲學的政治哲學家奧諾拉·奧尼爾表示“在我們這一代，做女性哲學家也是有劣勢的。但現在每一代職業哲學家都有成功的女性”（11頁）。但這種進步依然緩慢，像認知理論專家詹妮弗·內格爾談到“在很多場合，我都清楚地知道，我被邀請發言或撰稿只因為組織者‘需要一位女性’”（第9頁）。

有趣的是，內格爾經常得到的“性別平等名額”，在《思想家》當中剛好也有“安排”。當年麥基總共訪談了十五位哲學家，其中有且只有艾麗絲·默多克一位女性。盡管默多克以小說為載體呈現的道德哲學討論足夠深入，但倘若當時的學術界能為女性提供更多機會，麥基也會多一些選擇。

只是對讀者而言，當他拿到一本以女性身份作為選題標準的哲學訪談錄，他還是會想象以這種方式集中呈現的“女性思想”，或許會包含某種性別特質。但實際上，除了最開始斯里尼瓦桑談“女性是什么”以及珍妮特·拉德克利夫·理查茲談“男性和女性的本質”兩篇內容以女性主義為主題——其實女性主義也并非只針對女性開放的議題——全書剩下的內容并不具有所謂性別色彩，而關于女哲學家的職業境遇問題，除了開篇的集中呈現，在個人的訪談中也并無涉及。

這樣一來，“女思想家”這個書名多多少少有些身份陷阱意味，在吸引哲學讀者的同時也試圖吸引更多對女性議題感興趣的讀者。但除了引起更多關注，這一安排又并非全無反思性意義。如本書的嘉賓之一、存在主義哲學專家凱特·柯克帕特里克針對開篇問題直言不諱的回答：“由于‘女性’和‘哲學’都是有爭議的概念，我對這個問題沒有簡明的答案……但這個問題會引發一個疑問，即男性為什么很少被問到‘做一名哲學家的男性是什么感覺’?！保ǖ?頁）“女思想家”這個書名本身即意味著思想家或哲學家仍被認為是一種“男性職業”。我們也許永遠不會讀到名為“男思想家”的作品，但能夠在一本書里單獨閱讀“女思想家”的思想，或“女思想家”可以作為一個具有實際意義的標簽，仍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

重建對話底線與共識基礎

倘若去除“女思想家”這一標簽，我們其實完全可以把本書看作一部水準上乘的哲學家訪談錄。盡管由于地域所限，其中登場的哲學家以英國學者為主，但她們大多是活躍于當下哲學界的一線學者，其中不少作者的作品尚無中文譯介，因此本書對國內讀者拓寬視野或有一定幫助。另一方面，由于這本訪談錄脫胎于一檔播客節目，各篇主題自然頗具現實性。所以，面對越發難以理解的現實，我們能從哲學家那里得到怎樣的建議呢？

若是把互聯網如今呈現出的中心化傾向視作向電視復歸的姿態，我們當下面對的困境，首先便可以看作麥基眼中七十年代“不成熟的電視”所帶來的危機的延續。在麥基看來，“對大多數人而言，世界上最好玩的東西就是其他人，而電視屏幕上出現的最好玩的畫面就是另一個人的畫面”（《思想家》，第viii頁）——電視娛樂功能的致命后果即是將我們的注意力從自身移開，將我們對他人的關注模式從理解與移情切換為旁觀，而這一點在網絡時代體現得更為明顯。由于注意力時常被“好玩的他人的畫面”占據，我們無暇思考自身，更難以將他者視為與我們關聯的存在。

《女思想家》中有不少篇目都在談論當下的“對話之難”，如《多元文化主義與自由主義》一篇，政治理論專家安妮·菲利普斯指出，當人們以“多元文化”的主張提出一個“寬容方案”，即所謂主流文化對小眾文化予以“容忍”，其實就暗示了一種權力關系的存在。但根本上，“從一種重要的意義上講，其實并不存在文化這樣的東西。我們描述為文化的所有事物都非常多樣化，包含大量不同的聲音”（121頁），這也就意味著即便是主流文化自身，也包含諸多“支流”，其中很多也會與其他文化錯雜交匯。然而當它以“主流”的名義贏得權力，所謂“多元文化”的身份認同就會將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復雜性抹除。

《女思想家》中有不少篇目都在談論當下的“對話之難”

同樣地，在《內隱偏見》一篇中，語言哲學專家珍妮弗·索爾談到哪怕是一生都在與標簽化、污名化作斗爭的人，也會在某些時刻向那些簡單化的偏見妥協，“事實證明，即使以客觀性為先導，你也很容易產生偏見，自然，積極反思自己的客觀性也會更容易讓你產生偏見……物理學家會說他們比別人都聰明，心理學家會說他們不需要盲審，因為他們了解所有這些偏見是如何運作的”（127頁）。在索爾看來，偏見源自常規，于是打破偏見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改變常規——改變社會。這顯然已經說明打破偏見有多么困難。

改變社會當然不容易，但第一步還是相對簡單，那就是擁有改變社會的愿望。于是問題便從客觀來到了主觀上。如果對充滿權力壓制和偏見的社會環境感到不滿，我們就需要考慮是否存在另一種文明可能。在《文明》一篇中，政治理論學家特蕾莎·貝揚提出了“純粹文明”的概念，“我將‘純粹文明’定義為，最低限度地遵守尊重他人的社會行為規范”（193頁）。相比我們熟悉的種種文明的偉大理想，貝揚的“純粹文明”的愿景很實際，那就是經由這樣一種最低限度的要求，確保對話可以持續進行。然而在實踐過程中我們也不難發現，即便是這樣的底線在很多時候也過于理想化——文化權力、個人偏見，甚至包括“文明”的體面表象本身其實都在不斷打斷對話，畢竟分歧總是令人不快，而比起通過對話達成共識，讓對方閉嘴總是更加容易且痛快。于是貝揚對文明的愿景，最終也只能落到個人身上，“我對文明的承諾，歸根結底是學習如何容忍分歧帶來的不愉快的承諾，尤其是在我關心的問題上”（195頁）。

當最前沿的哲學家也不得不將思考的意義轉向自身，這未免令人有些泄氣，畢竟自十九世紀以來，“書齋里的學問”的風評便持續走低。但或許也正是這種急于改變世界的渴望，使人們忽略了對自身底線與偏好的確認，而直接以未經審視的自我為尺度丈量萬物。這種做法的后果除了分歧的無休無止、對話的難以為繼，還有一個便是審美力的缺失。在《趣味的分歧》一篇中，美學專家伊麗莎白·薛樂肯援引休謨的觀點，指出趣味的分歧雖不可避免，但“似乎有些審美判斷比其他更好或更準確”（149頁）。一個經常被提及的例子來自《堂吉訶德》：桑丘的兩個親戚被要求品鑒一桶葡萄酒，喝過之后一個說酒里有鐵的味道，另一個說酒里有皮革的味道，結果這兩位“鑒賞家”遭到看客嘲笑，認為兩人純屬胡說八道?？纯偷挠^點與今日大眾類似，即“涉及品味的價值判斷中，根本沒有客觀標準”（145頁），但他們又沒有真正去喝這桶酒，于是對事物的評價就變成了由主觀傾向性主導的人云亦云?？墒钱斶@桶酒喝到底，人們卻發現桶底有一枚鐵鑰匙，上面還掛著一個皮革鑰匙扣。這個故事其實說明趣味或審美雖然包含主觀偏好的成分，但也一定存在客觀標準，這個客觀標準——而非我們自身的喜好——才應該是討論的起點與基礎。也只有從這樣的共識基礎出發，我們才有可能由己推人，而非單純將他者視為無法也不必溝通的客體，或是“好玩的東西”。

“哲學讓你成為反教條主義者”

盡管在形式與主題方面同《思想家》相呼應，回應的也是類似的現實，但《女思想家》或《哲學家怎么想》這檔播客本身還是呈現出與當年BBC的訪談節目不同的介入路徑。麥基的訪談大多從哲學家及其工作入手，假定觀眾十分好奇“什么是語言分析哲學”“邏輯實證主義者在反對什么”這樣的問題——也許當時的觀眾的確是這樣；但埃德蒙茲和沃伯頓的策略是從實際問題出發，比如當我們讀完書中《動物的地位》一篇，其實并不會了解到受訪嘉賓克里斯汀·M. 柯斯嘉德作為道德哲學家，她本人或是“道德哲學”究竟在研究什么，但我們會了解到作為一名哲學家，她會如何思考動物的地位在人類世界中意味著什么——在她看來，動物也應該享有康德定義的人類“善好”生活，即“成為目的本身”，實現健康與幸福；關鍵在于，人類既然已經“對動物行使了一種統治權，除非我們也承擔起保護動物的責任，否則我們就不能正當地對它們行使這種權力”（64頁）。在這里，道德哲學或是康德的論述本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哲學家如何以這些理論作為工具拆解現實問題，以及我們如何通過這些哲學家的思路，發現思考具體問題的全新角度與路徑。

由此《女思想家》的確充分呈現了哲學的現實面向，為哲學重返公共生活鋪就了一條道路。但就這一任務本身而言，從現實問題入手帶動哲學討論，其最終呈現的內容只能做到淺嘗輒止，哲學思考本身的復雜性則不可避免地有所犧牲。比如在《厭惡》一篇中，當努斯鮑姆精彩地論證了厭惡的認知屬性（“人們以為自己正在聞、品嘗或觸摸什么東西，對他們是否感到厭惡有很大的影響”[135頁]），并由此強調厭惡作為一種危險的社會情感主要體現在“投射性厭惡”（類似于“厭屋及烏”）層面上時，討論也已經來到了尾聲——真正復雜的部分，即如何區分一種厭惡來自直接認知還是不必要的投射，進而判斷哪些厭惡可以幫助人們避免不必要的風險，哪些本身就是不必要的偏見和污名化，在這篇討論中并沒有得到充分展開。

當然，僅以這樣文字篇幅，或以播客為載體的哲學討論，只要能引起些許思考，或許便已經是充分的勝利——因為這樣的思考意識本身就意味著哲學已經重新回到了公共生活當中。本書的“壓軸”之作便是《哲學與公共生活》，這篇訪談的嘉賓瑪麗·沃諾克可以稱得上是哲學家介入公共生活的典范。除了在存在主義、想象力等研究領域頗有建樹，沃諾克還曾作為英國上議院議員參與了兩項重要調查，這兩項調查分別在兒童特殊教育，以及生育健康與胚胎研究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瑪麗·沃諾克（1924-2019）

當被問及哲學思考對參與這樣的公共問題調研與決策有何幫助時，沃諾克表示“我發現自己總是非常專橫地指出這兩種因素之間的不同：一種是你對某個東西的直覺反應或過分敏感，一種是這個東西是否真的有害”（336頁）。換言之，當人們的判斷受困于自身的偏好、偏見乃至某些權力關系造成的慣性時，哲學思考的意義便在于提醒人們關注真正的現實利弊，就像沃諾克本人一次粗暴但不失合理性的實踐——“關于使用人類胚胎的研究，有位女士一直說她‘不滿意’，我不得不回答說：‘有誰在乎你滿不滿意？’”（同上）——一旦人們落入“拋開事實不談”的誤區，哲學家就必須站出來提醒人們警惕這種區分。

而說到底，沒有什么比教條主義更經典、更普遍的“拋開事實不談”的思維誤區了，于是在沃諾克看來，“這就是哲學最重要的一點，哲學讓你成為反教條主義者”（337頁）。正是這一點，讓哲學介入公共生活變得必要甚至是迫切——在思想資源匱乏的前提下，“獨立思考”往往只是教條主義的新變種。沃諾克還強調了眾所周知的“六八一代”帶來的現實轉向，只是與歐陸哲學家如波德里亞的悲觀（“大學甚至不再有權力，而權力自身也處在衰敗之中”，“因此‘六八之火’的回歸是不可能的：對知識的質疑轉向了對權力的質疑”[《擬像與擬真》，281頁]）相比，沃諾克要樂觀不少，“在那之后，哲學家對政治問題發表看法就變得不可避免了”（340頁）。盡管這種趨勢隨著當下大學哲學一種奇怪的專業化現象（“人們被要求在相當有限的期刊上發表大量的同行評議的文章”[同上]）而有所中斷，但或許網絡時代，以《哲學家怎么想》這樣的播客節目為代表的兼具現實性與專業性的內容渠道又會帶來一絲轉機?？v然需要一定程度的迎合與讓步，但我們仍可以像麥基一樣，對更多智性內容的呈現，以及它們能夠逃過媒介本身“優化整合”而墮入平庸的可能抱有一定期待——至少在這一冊《女思想家》當中，哲學家們并不只是“會說話的腦袋”，她們的思維方式的確指向了一種更明亮、更開闊的公共生活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