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記憶】毛澤東和他五湖四海的朋友們||陳建新

毛澤東和他五湖四海的朋友們

陳建新

導 讀

縱觀毛澤東一生，他交友是多方面的，豐富的，健康向上的。既有原則，又有人情味，展現了大國領袖寬廣的胸襟以及高超的統戰藝術，也讓我們看到了偉人真誠無私的一面。毛澤東的交友觀是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永遠不斷地去學習和研究。

青年時期的“三個半朋友”

1915年9月，22歲的毛澤東正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讀書。在這里，毛澤東漸漸地感到，要徹底改造一個社會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決不是三年五載所能完成的，更不是少數幾個人的力量所能辦得到的，一定要有許多志同道合的人，結成一個強有力的團體才行。于是，他化名“二十八畫生”，在長沙一家報紙上登了一個廣告，向長沙各校發出征友啟事。指明要結交堅強剛毅、隨時準備為國捐軀的青年。

毛澤東的這個廣告得到三個半人響應。一個是羅章龍，他后來參加了共產黨，但是以后轉向了。另外兩個青年后來變成極端反動的分子。還有“半”個響應，來自一個沒有明確表態的青年，名叫李立三。這“三個半朋友”中，羅章龍和李立三后來都曾是中共早期的高級領導人，都是黨史上曾經的風云人物。

后來，毛澤東的周圍逐漸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主要有蔡和森、何叔衡、張昆弟、羅學瓚、陳昌、蕭子升、蕭子暲、鄒彝鼎、陳書農、何俊賢、陶毅、向警予、楊開慧等十來個人。他們多數是第一師范和長沙各中學的學生，以及長沙各中小學的青年教師。

1917年，毛澤東和他的朋友們發起成立新民學會。新民學會的發起、成立和發展，滲透著毛澤東為改造中國社會而尋求志同道合朋友共同奮斗的思想，它從一個追求向上的青年進步團體，逐步發展為了革命團體。

新民學會的七八十名會員，其中許多人后來都成了中共黨史上的著名人物。其中，蔡和森、向警予等后來都成為了中共早期的重要領導人，而何叔衡則與毛澤東一起參加了中共“一大”。

和農民、士紳交朋友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在蔣介石開列的被通緝的197人名單中，毛澤東名列第九。不久，中共“五大”召開，總書記陳獨秀的權威受到挑戰。當時最有可能繼任為中共領袖的除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外，還有毛澤東。可是，1927年初，毛澤東并沒留在武漢活動，而是去了湖南調查農民運動。毛澤東當時積極倡導農民運動，他曾說過，“我所愛、所交的朋友是穿草鞋的沒有錢的窮人”。

毛澤東當選為黨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后，瞿秋白曾要留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毛澤東毅然表示，他要上山去結交綠林朋友，去開展土地革命的斗爭。井岡山時期，毛澤東成功改造了袁文才和王佐，充分顯現了他的統戰才能。毛澤東后來也一直對這兩位“山大王”采取團結、信任的態度，與他們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又念及袁文才和王佐，親自在山上接見了袁、王的遺孀，表達了自己深深的懷念。毛澤東對故舊是很有感情的。

延安時期，毛澤東號召共產黨人和黨外人士密切合作。其中，跟毛澤東交往比較多的是“開明紳士”李鼎銘（1879—1947年）。

李鼎銘作為陜西米脂縣參議會議長，向陜甘寧邊區政府提出了一個“精兵簡政”的提案，主要內容就是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國大業，兵要精，政要簡，行政機構要以質勝量，提高工作效能。

“精兵簡政”提案被提交大會討論。李鼎銘剛發完言毛澤東就站起來，一邊鼓掌一邊走到臺前，非常深刻而生動地闡述實行精兵簡政的必要性，并對一些不正確的批評進行了反批評。后來，經毛澤東提議，李鼎銘在這次參議會上被選為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

1941年底，李鼎銘回故里過年。毛澤東聞訊后，特派轎車送李鼎銘回故里。當時在邊區，能享受這等殊榮的只有李鼎銘一人。不久，李鼎銘由米脂搬家來延安，將全部家產獻給了邊區政府。從此，李鼎銘同毛澤東的交往更加密切，毛澤東每次到邊區政府看望李鼎銘，都恭敬地稱他為“李老先生”。

李鼎銘還精通醫道，幾次治好了毛澤東的胃病和風濕性關節炎。毛澤東則了解了許多中醫保健常識，并經常向周恩來、朱德、林伯渠、謝覺哉、王稼祥等人推薦李鼎銘的醫術。

對民主人士講“朋友義氣”

毛澤東說過：“待朋友：做事以事論，私交以私交論；做事論理論法，私交論情。”對于私人交誼，毛澤東是很講“朋友義氣”的，對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是很尊重的。

早在1926年召開的國民黨“二大”上反擊國民黨右派進攻時，毛澤東與宋慶齡就結識了。1949年1月19日，毛澤東就發電報邀請宋慶齡參加新政協會議，并派鄧穎超持他的親筆信前往上海迎接。在得知宋慶齡同意來北平參加新政協的消息后，毛澤東又親自到火車站上列車歡迎宋慶齡。

毛澤東一直把宋慶齡當成黨的同志看待，彼此肝膽相照，宋慶齡在交往中也真誠直言。1957年反右運動剛起，宋慶齡直言寫信給毛澤東說：“共產黨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的人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二三十歲的年輕知識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盡管如此，1957年11月，宋慶齡仍作為中共代表團副團長隨毛澤東出訪莫斯科。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就在周恩來陪同下，登門拜訪張瀾、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和陳叔通等。對他們的來訪，毛澤東不僅迎送出門，而且親自攙扶他們上下車，上下臺階，與他們攜手搭肩漫步。

毛澤東非常尊重兩位愛國民主人士，一位是陳叔通，另一位是黃炎培。毛澤東有時給他們兩人寫信，書信的抬頭一般寫“叔老”、“黃任老”，對此，陳叔通很受感動。新中國成立后，有些人對土改政策不理解，但是陳叔通卻非常擁護。他寫信給毛澤東，要求下農村直接參與土改工作。毛澤東考慮到陳叔通年事已高，不宜參加，復信勸說。

對于毛澤東和黃炎培的交往，兩人早在1945年就有關于“歷史周期律”的對話，被后人引為政權建設的經典之談。新中國成立后，兩人來往密切，通信達100多封。黃炎培晚年仍與毛澤東保持書信聯系，交換對時局的看法。他們之間的這種友誼，不僅僅是兩位政治家、詩人和朋友之間的思想交流，也是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長期共存，真誠合作的結果。

“我的右派朋友很多”

毛澤東有過一個講話，他說：“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張治中，一個人不接近幾個右派，那怎么樣呢？哪有那么干凈的！接近他們就是調查研究么！”

1957年反右運動興起，在一系列民主人士座談會上，對中共或多或少提出意見的民主人士，有張治中、邵力子、鄧初民、張奚若、陳叔通、錢昌照、李德全、翁文灝等，依照“情理”，他們大概難逃右派的“法網”。此外，還有馬寅初、梁漱溟、馮友蘭、王蕓生、蕭軍、陶孟和、竺可楨等人，但他們在這場反右運動中平安無事。客觀地說，這些“右派朋友”，其中一些人因為毛澤東的緣故而免于被打成右派。

1957年4月11日，毛澤東邀請馮友蘭、金岳霖、賀麟、鄭昕、周谷城等幾位大教授到中南海做客。后來在反右時，他們都受到了某種保護。就連1953年在全國政協會議上與毛澤東“吵架”的梁漱溟，也沒有被劃為右派。他的政協委員照當，生活待遇照舊，也沒有受到任何組織處理。

1959年8月16日在廬山召開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閉幕會上，毛澤東在講話時又說：“我喜歡交幾個右派朋友，這是黃克誠說的，周圍要有幾個右派朋友，左、中、右都要，有道理。同章士釗、黃炎培我都談得來，有個比較；連右派都不知道，那怎么行。在中國社會做工作，沒有幾個右派朋友，我看你首先就不正確。”

不忘支持過中國革命的外國朋友

毛澤東一生結識過不少外國友人，比如馬海德、愛潑斯坦、李敦白、史沫特萊等等，其中與埃德加·斯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關系尤為密切，友誼長達幾十年。

埃德加·斯諾與毛澤東從20世紀30年代就相識，他是第一個到延安采訪的西方記者。一部《紅星照耀中國》，讓世界第一次了解了中國工農紅軍以及許多紅軍領袖、紅軍將領的情況。毛澤東是斯諾筆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

1965年1月，斯諾應邀出席毛澤東舉行的宴會。席間，毛澤東與他交談了約4個小時，斯諾是這次宴會中唯一的外國人。宴會結束后，毛澤東這位72歲的老人，親自把朋友送到新華門前。1970年，在新中國成立21周年之際，毛澤東再次會見了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及他的夫人，并讓斯諾夫婦登上了天安門城樓，站在身邊一起檢閱了游行隊伍。

1972年初，當得知斯諾臥病在床，生命垂危，毛澤東又親自讓周恩來派中國醫護人員前往瑞士斯諾家中，給予他無微不至的治療和關懷。

毛澤東從未忘記過那些關心、支援過中國革命的老朋友。毛澤東不僅對一切向中國表示友好的外國人士坦率、真誠、念念不忘，而且對有著共同理想和信念的兄弟黨的領導人，更是熱情親切和不拘形式。

20世紀50年代的一個夏天，一位新華社記者親眼目睹了這樣一件事情。當他冒著酷暑趕到毛澤東的書房，看到毛主席正給客人——越南勞動黨主席胡志明遞去一條熱毛巾，請這位遠方來客擦汗。接著，毛澤東笑著對在座的人說：“他是應我私人邀請來走親戚的，不發消息，也不照相。”然后，就勸胡志明把汗衫也索性脫掉。這時，記者才發現胡志明赤腳穿著越南有名的“抗戰膠鞋”，被汗水浸濕的襯衫已經脫掉，只穿件汗衫。毛澤東一邊給胡志明扇著扇子，一邊說：“別客氣了，在這里就像在家里一樣嘛！”胡志明在這親切的勸說下，脫去了汗衫，袒露著上身，與毛澤東開懷暢談起來。

這情景使記者十分感動，不由想起印尼總統蘇加諾的訪華觀感中談到過的：同毛澤東相處，毫無拘束之感。

像這樣同毛澤東一見如故的外國領導人、將領還有很多。如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英國前首相希思、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英國元帥蒙哥馬利，等等。

來源：新周報（據《文史博覽》 ）

作者：陳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