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紛紛涌入廣東，背后原因揭秘！

“新型研究型大學引入包括菲爾茲獎獲得者埃菲·杰曼諾夫在內的全職院士70余名。”2026年廣東省教育工作會議上，深圳新型研究型大學的人才成績單，讓不少人直呼“震撼”。

要知道，這個數字，比不少中西部省份全省高校的院士總數還多。

曾幾何時，廣東被調侃是“經濟強省、高教洼地”：GDP全國第一，高校卻拿不出手。

可短短十余年，這里不僅冒出了南科大、港科大（廣州）、大灣區大學等一批頂尖“新銳”高校，還成了院士、青年科學家、海歸博士爭相奔赴的熱土。

結構生物學家顏寧、數學家杰曼諾夫、人工智能專家張宏江、微電子專家余浩、材料科學家侴術雷……

為什么？

很多人覺得，廣東作為經濟強省“財大氣粗”，吸引人才靠“砸錢”。誠然，在“砸錢”方面，廣東是舍得的：

廣東教育經費總投入連續30多年位居全國首位；

深圳市為理工科人才提供200-500萬元科研啟動經費，人文社科人才經費90-120萬元。

然而，僅靠“砸錢”是不行的。真正讓高端人才“來了不想走”的，是廣東高校“量質齊飛”的跨越式發展和獨一無二的產業生態。

廣東，把大學“種”進了產業最肥沃的土壤里。

01 人才涌入背后：廣東高教的“加速度”和“硬實力”

高端人才的扎堆涌入，前提是廣東高校自身的“硬實力”升級。這十年，廣東高校用“加速度”完成了從“追跑”到“領跑”的跨越，通過數量擴容與質量提升，為人才提供了足以施展拳腳的平臺和廣闊天地。

數據不會說謊：

全省普通高校數量從2015年的142所，增至2025年的166所，排名全國第三（僅次于河南和江蘇）；

8所高校、21個學科成功入選第二輪國家“雙一流”建設名單，高校增量達3所，位居全國首位；

全省共有新型研究型大學3所，是擁有新型研究型大學最多的省份。其中，南方科技大學建校僅13年，就沖進“雙一流”；

全省共有職業本科高校7所，數量位居全國首位；

16所高職入選第二期國家“雙高計劃”，數量居全國第二，增量全國第一；

共39個學科進入世界一流行列，5年增幅達388%；有2個學科進入世界一流前列（ESI前萬分之一學科），實現零的突破；

5年新增博士、碩士學位授予點339個，60%以上集中在基礎學科、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領域；

2024年，全省高校以轉讓、許可、作價投資方式轉化科技成果到賬收入4.7億元，相比“十四五”首年翻番；

廣東高教的崛起，不是靠一所或幾所名校“撐場面”，而是整個高等教育生態的全面升級。

02 留住人才的，是這三張“王炸”

“硬實力”是基礎，但真正讓院士和高端人才們安心扎根的，是這三張“王炸”。

第一張：制度“松綁”——“我的實驗室我做主”

在傳統高校，繁瑣的行政流程是不少科研人員的“心頭堵”：買臺精密設備要層層報批、反復核審，少則數月多則半年；評職稱被論文數量、經費數額等“量化指標”捆死，即便有重大技術突破，也難敵刻板標準的“硬杠杠”。低效的行政流程如同“緊箍咒”，消磨掉了科研人員的銳氣與熱情。

在廣東，這種困境被徹底打破。2015年11月，廣東省印發《關于深化高校科研體制機制改革的實施意見》，實施人才分類評價、科研人員績效激勵、科研人員離崗創業等舉措，賦予科研領軍人才更大人財物支配權、技術路線決策權：創新高校科研經費管理機制，支持高校利用財政資金或自有資金，引入社會資金共同成立科研成果孵化基金；完善高校科研人員收入分配機制，用于獎勵科研負責人、骨干技術人員等成果轉化重要貢獻人員和團隊的收益比例應不低于50%；完善高校科研考核評價機制，實行分類評價，建立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開發以及成果轉化等科研業績等效評價機制。

2024年7月31日，《廣東省科技創新條例》經廣東省第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2025年正式實施，進一步從立法層面為科技創新筑牢制度保障。《條例》首次構建了高校及科研院所“職務科技成果轉化”全過程管理的法律框架，明確賦予科技成果完成人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讓科研人員真正成為成果轉化的受益者；同時建立科技創新容錯機制，明確對探索性基礎研究、非共識創新研究中的失誤予以包容，徹底打破“怕擔責、不敢試”的思想枷鎖。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的教師評價體系則更具代表性。據港科大（廣州）校長、香港工程科學院院士倪明選介紹，該校以“影響力”為核心，突破傳統量化指標，強調跨學科貢獻、教學質量、學生發展及社會服務。“評價機制以人為本，采用同行評議與外部審核，注重長期學術價值與實際應用效果。”倪明選說。

政策支持和制度“松綁”的背后，是對科研規律的敬畏與尊重，這份尊重把科學家從文山會海和繁瑣流程中解放出來，心無旁騖搞研究、闖難關。

第二張：產業就在門口——從“實驗室”到“生產線”

如果說制度松綁是“軟實力”，那環繞高校的萬億級產業集群，就是廣東留住人才最硬核的底氣。

日前，深圳南山區官宣2025年GDP突破萬億，成為全國首個“萬億城區”，也是首個區縣級萬億行政區。這片不足深圳1/10土地面積的區域，不僅貢獻了全市超1/4的經濟總量，更聚集了騰訊、大疆、中興、寒武紀等一批龍頭科技企業，以及優必選等394家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其中，戰略性新興產業占GDP比重高達60%。

在南山區留仙大道沿線，南方科技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等12所頂尖高校院所與上千家科技企業比鄰而居。這意味著什么？

教授走出校門，就能找到技術落地的合作伙伴；學生走出校門，就來到新興產業的第一現場；實驗室與生產線無縫銜接。

而廣東高校的學科設置，更是精準踩著產業的“節拍”走：

深圳全力攻堅芯片產業“卡脖子”難題，深圳大學升級微電子相關學科布局，組建集成電路創新團隊，與中芯國際開展深度產學研合作，聯動粵芯半導體定向培養芯片研發人才；

東莞發力新材料產業，大灣區大學建校之初就首設先進材料學域，與松山湖材料實驗室、華為終端公司聯動，主攻半導體材料、新能源材料研發，填補區域產業相關人才與技術研發短板；

廣州聚焦智能網聯汽車產業，華南理工大學聯合小鵬汽車、廣汽埃安共建智能網聯車輛研究中心，打通“算法研發-整車測試-量產應用”全鏈條，研發的自動駕駛感知技術已應用于相關企業量產車型，是廣州智能網聯汽車產業產學研協同的核心載體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華南理工大學在電子通訊、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等領域的校企合作成效顯著。截至目前，已與海格通信、華為等行業龍頭企業共建校企聯合實驗室等300多個，累計承擔企業委托項目超3.1萬項，合同總經費近130億元。

為打消科研人員成果轉化的前期之慮與后顧之憂，2015年在全國高校中率先出臺推進科技成果轉化和創新創業的“華工十條”，明確成果轉化收益70%-95%獎勵給完成人團隊；2024-2025年又新增科技成果“先用后付”模式，并進一步允許成果完成人以專利作價入股孵化企業，全方位完善成果轉化激勵與保障體系，充分釋放科研人員的創新活力與成果轉化積極性。

“我們不僅取得了服務大灣區產業發展的亮眼成績，更在實踐中生動詮釋了以科技創新驅動產業升級、以機制創新解決科技成果轉化‘最后一公里’的高質量發展內涵。”華南理工大學校長唐洪武說。

如果說普通高校與產業的協同是產教融合與創新策源的“高位對接”，那廣東規模龐大、體系完備的職業教育陣營，就是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最堅實的技能人才底座，讓產教融合從實驗室延伸到生產線、從研發源頭覆蓋到實操一線，構建起產教融合從“創新研發+實操落地”的全鏈條人才生態。

作為全國規模最大的職業教育體系，截至2024年，廣東共有職業院校606所、全日制在校生294萬人，7所本科層次職業大學數量居全國首位，更實現了21個地市高職院校全覆蓋，形成中職、高職、職業本科縱向貫通，專業設置與大灣區“20+8”產業集群橫向匹配的完整格局。2024年，《廣東省技能人才發展條例》頒布，這是全國首部關于技能人才發展的地方性法規。《條例》破除了技能人才職業發展壁壘，推動技能人才與專業技術人才的互認銜接。

近年來，廣東不斷推動產教、校企深度融合——全省職業院校與8萬余家企業深度協同，建成28個市域產教聯合體、111個行業產教融合共同體、183家省級示范產業學院，超半數畢業生服務先進制造與戰略性新興產業，年均為產業輸送70 萬名“畢業即上崗、上手即能用”的高技能人才，成為廣東“制造業當家”最穩固的人才支撐。

其中，廣州職業技術大學、深圳職業技術大學更是職教產教融合的標桿。

作為全省第一所公辦本科層次職業學校，深圳職業技術大學與華為、比亞迪等龍頭企業共建18個特色產業學院，覆蓋70%以上專業。“每個專業群都聯合一家世界500強或行業領軍企業，實現教育鏈與產業鏈的深度融合。”該校一位負責人介紹。2025年6月正式升格為職業本科的廣州職業技術大學（原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則以“產線出題、院校解題、車間驗題”為特色，推進“百名博士進企業”，深度對接廣州智能裝備、新材料、汽車零部件等支柱產業，將企業真實技術難題轉化為教學與科研項目，實現人才培養與產業需求的“零縫隙”對接。

第三張：灣區融合——一腳“油門”跨三地

粵港澳大灣區“一國兩制”下的跨境融合優勢，是廣東吸引全球高端人才的另一張王牌，也是其獨特的優勢。

目前，全省已建成6所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中外、內地與港澳合作辦學高校，數量占全國中外合作辦學學校總數的一半以上，形成囊括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等頂尖院校的“廣東矩陣”，同步落地48個本科及以上層次中外合作辦學項目。

此外，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大學、澳門旅游大學啟動在橫琴開設校區延伸辦學，探索創新港澳高校在內地辦學模式；深圳大學在港設立校區，中山大學在港設立綜合性研究機構，實現粵港澳高等教育資源的“雙向奔赴”。

跨境融合的深度，也體現在職業教育領域的協同發力上。作為全國職教大省，廣東積極推動粵港澳職教深度聯動，構建起“課程互認、師資互通、技能互鑒”的跨境職教合作體系，成為大灣區技能人才協同培育的重要支撐。目前，廣東已有30余所職業院校與港澳職業教育機構建立合作關系，開展課程共建、師資交流、學生研習等合作項目超50個，累計培養跨境適配型技能人才超2萬名。

更深層次的合作，已穩步落地：深圳職業技術大學與香港職業訓練局共建“粵港澳大灣區特色職業教育園區”；廣州民航職業技術學院與香港職業訓練局合作開展“粵港空乘專業雙證書課程”；澳門圣若瑟大學與廣東多所職業院校之間，師生金融研習項目也已形成常態。

對國際化高端人才來說，這里不僅有跨境協同的教學和科研平臺，更有跨境自由流動的便利生活與科研環境。

在科研資源共享上，大灣區已實現無縫銜接。如港科大（廣州）的教師，可同時申請內地自然科學基金和香港研究資助局項目；澳門大學橫琴校區的科研儀器，可通過“廣東省科技資源共享服務平臺”，向內地高校和企業開放使用；中山大學國家超算廣州中心、“天琴中心”、精準醫學中心等科研基礎設施與科研儀器設備向港澳地區開放使用。

在人才服務上，便利化措施不斷升級。港澳專業資格互認已擴展至18個領域，8019名港澳專才在大灣區內地便利執業；人才簽證實現“一地申請、全域通用”，頂尖人才辦理港澳通行證簽注可享受加急服務，大幅提升人才跨境流動效率。

科研資金過境、人才服務、子女上學……堵點正在一個個打通。

1月26日，廣東省科學技術廳廳長王月琴在廣東省十四屆人大五次會議省直部門專場記者會上介紹，廣東省財政科研經費跨境撥付至港澳累計超6億元，科研物資跨境流通效率顯著提升，創新要素流動更加便捷。橫琴、前海、南沙、河套四大合作平臺建設穩步推進，集聚粵港澳大灣區（廣東）量子科學中心、橫琴實驗室等一批高能級平臺。目前，大灣區已布局45家全國重點實驗室、35家粵港澳聯合實驗室，港澳高校在粵設立研發機構達31家。

03 大學、城市、產業：廣東的“黃金三角”正在成型

廣東成為高端人才“收割機”，不是高校自己的故事，而是大學、城市、產業的系統性共生共榮。這里正在形成“產業出題→高校答題→城市搭臺→反哺升級”的完整閉環，每一環都精準發力、相互賦能。

未來，廣東還要把這份生態優勢進一步放大：

圍繞科技創新、產業發展和戰略需求協同育人，深入推進“雙一流”高校、國家交叉學科中心建設，探索前沿產業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深化“新工科”教育改革；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設，大力引進國際一流人才和創新團隊，優化實施重大人才工程，深入推進“百萬英才匯南粵”行動計劃，加快建設戰略人才力量；

加快構建“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轉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撐”全過程創新鏈，深入推動產業科技互促雙強，提升區域創新體系整體效能；

推動粵港澳創新主體聯合構建“有組織科研+有組織成果轉化”樞紐，爭取布局更多國家級平臺，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粵機構與廣東企業深化產學研合作；

實施粵港姐妹高校聯合資助計劃，構建“科產教融創”人才培養模式，與港澳合作柔性引進頂尖人才團隊，強化創新人才支撐。

深圳新型研究型大學70余名院士的扎堆選擇，不是偶然，而是一個強烈的信號——當一座城市擁有龐大的產業集群、開放包容的制度環境和對創新和人才的敬畏之心，大學便會成為照亮區域和城市發展的燈塔，人才自然會慕名而來、趨之若鶩。

從2016年全省高校全職院士僅58人，到2026年逼近200人，十年間實現近3.4倍增長；從“經濟大省、高教弱省”的尷尬處境，到經濟與高教“比翼齊飛”的領先格局，廣東用十年時間書寫了高等教育與人才集聚的“逆襲”故事。這片被產業滋養、被制度賦能、被融合激活的土壤，正成為越來越多頂尖人才的向往與歸宿。

廣東或許證明了一件事：最好的大學，長在最有活力的土壤里。中國高等教育的下半場，不拼歷史，拼生態。

參考資料：

《2026全省教育工作會議 | 深圳：加快建設新型研究型大學》廣東省教育廳

《廣東省積極推動高校有組織科研 服務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廣東省教育廳

《2024年廣東省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 廣東省教育廳

《廣東省攜手港澳推進大灣區高等教育融合發展》 教育部簡報〔2025〕第17期

《產教同頻強智造 灣區聯動興職教 —— 廣東深耕現代職教改革藍圖》 新華網

《廣東發布“十四五”教育強省建設成績單 多項核心指標居全國前列》 央廣網

《粵港澳大灣區加快邁向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專訪廣東省科技廳黨組書記龔國平》 南方雜志

《智匯灣區 科創無限 | 華南理工大學：交出大灣區創新活力“硬核答卷”》 廣東省教育廳

《深圳南山！全國首個萬億GDP地市轄區誕生》人民網

《中共廣東省委關于制定廣東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

《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深化高校科研體制機制改革的實施意見》

《廣東省科技創新條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