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將迎來前所未有的死亡高峰，專家給出答案：是這些因素導致的

2022年，我國迎來自1962年以來首次人口自然負增長局面。所謂自然負增長，即全年死亡人數超過新出生人口數量，標志著人口發展進入結構性轉折階段。

這一趨勢并未止步——2023年與2024年連續兩年延續負增長態勢。最新統計顯示，去年全國新生兒僅為954萬人，同期死亡人口卻高達1093萬人，凈減少達139萬人。

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張震教授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李強研究員聯合指出：未來十年，我國將經歷一場規模空前的死亡集中釋放期，其形成并非偶然，而是由三大深層動因共同驅動。

這三大動因具體指向哪些現實力量？

“嬰兒潮”一代集體步入高齡生命階段

首要推力源于上世紀中葉爆發的兩輪大規模生育高峰。

第一輪始于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持續至1959年，長達十年之久。

彼時戰事平息、社會秩序重建，民眾安居樂業意愿強烈；加之當時養育成本極低，城鄉家庭普遍視多育為常態。

農村地區盛行“人多好辦事”的觀念，孩子不僅是情感寄托，更是實實在在的家庭生產力：放學路上順手割豬草，農忙時節下田插秧拔草，年底結算工分時，每個孩子都能為全家增收添力。

城市工人家庭亦積極響應，單位分配住房按人頭計，糧油布票等基本生活物資依戶籍人口定量發放，多生一個孩子等于多一份保障。

這十年間，全國年均出生人口穩定突破2000萬大關，其中1954年達到峰值2232萬人。

那時的街巷里，幾乎每戶人家都有三四個孩子，放學鈴聲一響，胡同深處便涌出成群結隊奔跑嬉戲的身影——丟沙包、滾鐵環、跳皮筋，喧鬧聲此起彼伏，宛如流動的市井節慶。

1962年起，在三年困難時期過后，糧食供給逐步恢復，民生信心重振，第二輪生育熱潮隨之掀起。

此次浪潮勢頭更盛，綿延至1976年，橫跨十五個春秋。

據國家統計局回溯測算，該階段年均出生人口高達2500余萬，1963年單年出生數竟飆升至3000萬人，創下歷史紀錄。

如今在社區廣場晨練、公園長椅上照看孫輩的銀發長者，絕大多數正是這場浩蕩“嬰兒潮”的親歷者與承載者。

兩輪高潮疊加，從1949年至1976年，全國累計出生人口接近6億人，構成當代中國人口結構的主體基底。

時光流轉數十載，首批“嬰兒潮”人群今已步入七八十歲高齡，第二批主力也陸續邁入六十歲門檻，正穩步靠近生命終點線。

過去老人零星離世，如細雨輕落水面，難起波瀾。

而今近6億同代人同步衰老，死亡事件高度密集發生，形成一股洶涌的“生命退潮”，使得人口總量下滑曲線陡然加劇、視覺沖擊顯著增強。

新生代規模萎縮疊加婚育觀念深刻轉變

與老年群體加速擴張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年輕人口基數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收縮。

上世紀70年代末啟動的計劃生育政策，“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子女”成為主流導向，由此孕育出規模龐大的獨生子女世代，如今他們大多已步入中年，年齡集中在35—45歲區間。

這些家庭普遍呈現典型的“421”結構：四位祖輩長輩、一對中年夫妻、一名未成年子女。僅在城鎮地區，兩個獨生子女組建家庭的比例已達34%。

“上有四老需奉養，下有一幼待撫育”的雙重責任，讓許多家庭常年處于超負荷運轉狀態，時間精力被切割得支離破碎，連喘息間隙都彌足珍貴。

更嚴峻的是，即便適齡青年數量本就不充裕，其中仍有相當比例主動選擇少生甚至不生。

除家庭照護壓力外，經濟負擔已成為壓垮生育意愿的關鍵杠桿。

育媧人口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生育成本報告》顯示，將一名孩子撫養至本科畢業，全國平均支出約為68.3萬元；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該項成本普遍突破百萬元大關。

僅0—3歲階段，單是尿不濕日均消耗五六片，一包售價動輒三四十元，月均開銷輕松過千；嬰幼兒配方奶粉單價常超三百元/罐，半罐奶不到一周即告罄，一年光奶粉花費就近5萬元。

入園之后，普通民辦幼兒園保教費每月動輒三四千元，若再疊加早教課程、藝術啟蒙、體能訓練等興趣班支出，教育投入呈幾何級增長。

與此同時，房貸車貸如影隨形。一線及新一線城市居民中，月供三千至五千元者比比皆是，車貸通常也在一千五百元以上。

工資到賬當日，首筆扣款往往便是還款項；后續還需預留燃油費、保險費、定期保養費等剛性支出。

一旦家中成員突發疾病住院，醫療賬單與護理成本疊加，極易引發短期財務危機。

倘若家中長輩身體欠佳，無法協助照料幼兒，小夫妻面臨的挑戰更為棘手。

要么一方辭職專職帶娃，直接損失家庭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收入，生活質量大幅縮水；要么聘請專業育兒嫂或住家保姆，月薪普遍在六千至一萬之間，且需耗費大量心力甄別資質、協調作息、處理突發狀況。

職場壓力亦不容忽視。不少年輕人加班常態化，通勤耗時長，下班后仍需處理工作消息、準備次日匯報材料。

回到家中，家務清潔、兒童洗浴喂食、作業輔導、睡前故事……日程排滿至深夜，身心俱疲幾成常態。

身體疲憊尚可調養，精神倦怠卻悄然侵蝕意志力——長期高強度運轉之下，關于“再生一個”的念頭早已被現實消磨殆盡。

盡管國家層面已密集出臺多項支持舉措：四川對普惠托育機構給予每人每月200元運營補貼；海南依據嬰幼兒月齡梯度發放托育消費券；北京部分行政區試點發放最高達每月1000元的育兒津貼。

但相較動輒數十萬的綜合養育成本，現有補貼力度仍顯微薄；優質普惠托位資源稀缺，排隊輪候周期普遍超過半年。

短期內，青年人口所承受的系統性壓力難以實質性緩解。

新生兒數量持續走弱，2024年降至954萬人，2025年預計跌破800萬關口；而同期死亡人數已躍升至1093萬人。

一邊是“嬰兒潮”人群加速邁入高齡化、失能化、終末期階段，死亡規模逐級放大；另一邊是新增人口持續萎縮，補充動能嚴重不足。

一退一進之間，人口金字塔底部收窄、頂部膨大，死亡高峰的輪廓愈發清晰、勢能愈發強勁。

慢性非傳染性疾病：死亡高峰背后的隱性加速器

公眾常疑惑：除了人口結構變遷，是否還有其他關鍵變量加劇了死亡集中現象？

答案聚焦于一點：慢性病正在成為主導我國居民死亡的核心病因。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與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聯合發布的權威數據顯示，當前我國居民死亡原因中，高達88.5%與各類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密切相關。

換言之，每十位逝者中，有將近九位的生命終結與高血壓、糖尿病、心腦血管疾病、惡性腫瘤等慢病直接相關，影響覆蓋全年齡段人群。

對于老年人而言，機體免疫功能衰退、器官儲備能力下降，使“三高”（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發病率顯著攀升。若未能科學干預，極易誘發急性心肌梗死、腦卒中、腎衰竭乃至多種癌癥，最終導致不可逆的生命終止。

臨床觀察表明，多數高齡老人并非猝然離世，而是經歷多年慢病纏身、反復住院、功能退化的過程，最終走向生命終點。

值得關注的是，慢性病年輕化趨勢日益凸顯。當代青年普遍存在長期熬夜、久坐辦公、外賣依賴、含糖飲料高頻攝入、運動嚴重不足等問題。

體檢數據揭示，30—39歲人群中高血壓檢出率較十年前上升47%，糖尿病前期比例增長超六成；部分案例中，二十八九歲的職場新人已被確診為2型糖尿病或早期冠狀動脈粥樣硬化。

這些原本屬于中老年的健康風險，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青年群體遷移，并可能在未來十年內轉化為新的死亡增長點。

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高峰，與其陷入恐慌情緒，不如理性認知其本質。

它本質上是特定歷史條件下人口再生產節奏變化的必然結果，是社會發展進程中的階段性現象。

個體層面，應更加珍視親情陪伴時光，定期陪同父母體檢問診，傾聽他們的人生故事，用日常溫情延緩心理衰老。

社會系統層面，則亟需加快構建多層次養老服務體系：推動社區嵌入式照護站點全覆蓋，提升居家上門服務響應效率；擴大公辦托育機構建設規模，優化普惠托位供給機制；探索彈性工作制、育兒假延長、稅收抵扣等制度創新，切實降低家庭生育養育成本。

每位公民亦當主動踐行健康生活方式：保持規律作息、均衡膳食、每周不少于150分鐘中等強度運動，筑牢自身健康防線。

參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