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陷囹圄的作家寫的作品才是可貴的

作家要寫自己的作品，本來不會觸犯什么法律，但一些作家偏偏被逮捕，身陷囹圄。倘若因言獲罪，那么這樣的作家起碼算是說了真話，而社會層面應(yīng)該允許有不同意見的人存在，同時要采取這樣的意見，要調(diào)整自身，為人民生活幸福而努力。可是有些社會并不是這樣，而是實行集權(quán)統(tǒng)治，不僅會打壓一些造反的農(nóng)民，而且會讓一些說了真話的作家身陷囹圄。由此來看，身陷囹圄的作家寫的作品才是可貴的。

司馬遷遭受宮刑的恥辱，身陷囹圄，最終發(fā)憤圖強，寫成了《史記》。雖然《史記》是一部歷史著作，但完全可以當成文學(xué)作品來看。司馬遷寫到自己親身經(jīng)歷的時候，字字血，聲聲淚。他在《報任安書》中寫道：“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于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雖然受辱，但他有著著史的精神，要寫出足以傳之后世的作品。為李陵的事辯護，最終讓他受辱，而皇帝好大喜功，喜歡殺伐決斷，卻沒有考慮具體情況，最終冤枉了司馬遷。司馬遷被囚禁之后，要發(fā)憤圖強，要學(xué)古代的那些賢人，要寫出別人寫不出的歷史。按理說，一個皇帝應(yīng)該有博大的胸懷，不應(yīng)該讓知識分子因言獲罪。可是在集權(quán)統(tǒng)治之下，知識分子說話總是容易出現(xiàn)問題，因為他們要秉持公平公正的理念，甚至要修齊治平，而權(quán)力始終掌握在皇帝手中，皇帝哪容他們來指手畫腳？一般來說，作家要充當社會的良心，要說真話，辦實事。即便他們當了官員，也仍然要為老百姓著想，但官場的運作是不可缺少的。倘若有官員不想與其他的官員同流合污，就有可能辭官不做，也有可能一邊搞官場運作，一邊為老百姓辦些實事。當然他們也有可能給皇帝直接提意見，甚至是死諫。

春秋時期的魯國史官左丘明做過牢，失明之后口述歷史，由弟子記錄成書，編訂成《左傳》一書，有人認為《國語》也是他寫的，一直流傳到現(xiàn)在。戰(zhàn)國時期楚國的詩人屈原被楚懷王疏遠，流放，寫下了《離騷》、《天問》、《九章》等不朽的詩篇。雖然他沒有正式坐過牢，但被流放到荒蠻之地，就等于身陷囹圄。他們的作品一直流傳到現(xiàn)在，算做歷經(jīng)千年而不衰。韓非在秦遭遇了囚禁，寫下《說難》《孤憤》等著作，影響深遠。唐代的詩人劉長卿做過朝廷的監(jiān)察御史，后來又改為轉(zhuǎn)運使判官，被人誣陷，在姑蘇監(jiān)獄坐過牢。宋代的蘇軾也坐過牢，但寫出來的作品比他沒坐牢之前寫出的要深刻得多。李清照坐過牢，是因為她再嫁張汝舟后，發(fā)現(xiàn)對方人品惡劣，為擺脫這段不幸婚姻，不惜揭發(fā)張汝舟科舉舞弊的事實。按照宋代的法律，妻子告發(fā)丈夫，即便丈夫有罪，妻子也需同受刑罰，因此李清照入獄。她在獄中生活艱難，但憑借堅韌的意志挺了過來，這段經(jīng)歷也讓她的人生更加傳奇。她晚年寫的詞很有力度，不管是“凄凄慘慘戚戚”，還是“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都能說明當時的心緒，也能一語中的，點到很多讀者的心里。唐伯虎三十歲進京考試，因科場試題泄露事件被懷疑作弊，遭下獄刑訊逼供。出獄之后，他似乎看透了世事，寄情于山水書畫，創(chuàng)作了許多流傳千古的作品。不管是他的《高木慈鴉圖扇》，還是《貞壽堂圖卷》，亦或是《毅庵圖卷》，都算是當代收藏的精品。他寫的詩也不錯，“他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似乎有一種超凡脫俗的氣息。

歷朝歷代都有對文化人的囚禁，讓他們閉嘴，而不要讓他們說出什么真相。在集權(quán)統(tǒng)治之下，文化人是不能暢所欲言的，或者說根本不能獲得所謂的言論自由。在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即便倡導(dǎo)所謂的民主，也仍然對文化人進行一定的打擊，甚至囚禁不同政見者。艾青坐過牢，丁玲坐過牢，周立波坐過牢，艾蕪、陳白塵、陳荒煤、舒群、羅鋒、彭家煌、樓適夷、洪靈菲、潘漠華、柔石、胡也頻、殷夫、李偉森、馮鏗、金丁、雪葦、草明、吳奚如等都坐過牢，甚至他們的作品有了牢獄敘事的模式。20世紀80年代，艾蕪對此仍耿耿于懷。在《出獄以后》一文中寫道：“……左聯(lián)的領(lǐng)導(dǎo)也沒有使我‘左上來’……文藝評論第一句，左上來，并不確實。”這里的“領(lǐng)導(dǎo)”指的是丁玲和周揚。這些作家不是要秉筆直書，要宣揚革命思想，就會被國民黨當局反對，當然容易被抓捕。真正的民主是要人民當家作主，是要作家暢所欲言，而不是限制言論自由，不是讓作家去坐牢。作家坐牢以后，會體會到囚犯的生活，當然思想會受到一定的沖擊，在出獄之后寫的作品會有一定的深度和力度。當然也有的作家出獄之后，并不搞原來的創(chuàng)作，而是寫閑淡的散文。

臺灣的柏楊坐過牢，但他的雜文很有力度。他宣傳的思想被國民黨當局認為是反動的思想，于是他遭遇逮捕，遭遇坐牢。可是他要秉筆直書，要寫自己認識的世界，要寫自己認識的人和事，當然并不可能完全失掉個性，不可能總是為當時的政治大唱贊歌。越是這樣，作家的思想和精神就越是可貴，寫出來的作品當然會鋒芒畢露。而國民黨當局并不喜歡鋒芒畢露的作品，總是要橫加打壓，當然就要讓作家坐牢了。不能禁止他們的言論，就限制他們?nèi)松碜杂桑斎凰麄兊难哉撘簿筒豢赡芾^續(xù)起作用了。因言獲罪的歷史總是有的，而到了現(xiàn)在，似乎文化管制比較開放，不會輕易讓某個作家去坐牢，除非作家仍然宣傳反動思想，而這種反動思想也是統(tǒng)治階級定義的。不管是正常的媒體還是自媒體，只要宣傳謠言，就會被治罪，而所謂的謠言也只是統(tǒng)治階級制定的。一個開放的社會應(yīng)該允許人們暢所欲言，而不應(yīng)該總是對言論加以限制。倘若作家因言獲罪，坐了牢之后，就很可能出現(xiàn)道路以目的情況。即便如此，當權(quán)者仍然不肯放下手中揮舞的權(quán)力大棒，而是要實時審核，要讓作家們都唱贊歌，讓作家們寫一些庸俗的事，不讓他們寫階級差距，也不讓他們寫特權(quán)階級的胡作非為，而是讓他們寫一些都市紙醉金迷的生活，寫一些玄幻、獵奇或修真之類的作品，當然也就算是適當引導(dǎo)，讓他們不再說出事實真相了。

審視整個歷史，尤其要審視那些坐過牢的作家以及他們的作品，會發(fā)現(xiàn)他們對社會和人生的認識更加深刻，尤其是他們出獄之后寫的作品，簡直力透紙背。至于坐牢之前的作品，就等而下之了。當然，并不是說偉大的作家需要坐牢，而是作家坐牢沒必要。一旦作家坐牢，就會凸顯極權(quán)主義的危害，會凸顯控制言論的手段，當然也就沒有什么公平和正義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