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央行原副行長胡曉煉：居民債務壓力四分之三來自房貸 要通過優化貸款利率等措施緩解償債壓力

宏觀政策是護航經濟穩定運行的重要手段。

2025年末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增強政策前瞻性、針對性、協同性，并明確2026年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新華社

值得關注的是，2024年末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部署2025年經濟工作時將我國貨幣政策從“穩健”調整為“適度寬松”。今年則繼續保持“適度寬松”的主基調。

此外，會議還提到，把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物價合理回升作為貨幣政策的重要考量。靈活高效運用降準降息等多種政策工具，保持流動性充裕，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才能做到更加積極有為？金融機構在助力擴內需方面如何確保政策的精準性？

聚焦上述問題，在2026年全國兩會召開前夕，《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對央行原副行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胡曉煉進行了獨家專訪。

“學者型官員”“外管能手”，這是外界對于胡曉煉的評價。她自1984年畢業于被稱作中國金融業“黃埔軍?！钡难胄醒芯可浚ìF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之后，曾長期在國家外匯管理局工作，先后任職于政策研究室、政策法規司和儲備管理司。

2009年7月至2015年2月，胡曉煉擔任央行副行長，是當時央行領導班子中唯一的女性副行長。

加強財政、金融政策協同

NBD：2026年我國繼續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如何理解“適度寬松”的含義？

胡曉煉：2026年我國宏觀政策總體基調與上年一致，要求“更加積極有為”。其中財政政策仍是“更加積極”，貨幣政策仍是“適度寬松”，但政策內涵和具體舉措進一步豐富深化。

財政政策更加積極，不僅要體現在預算赤字、超長期國債、地方政府專項債等資金規模安排上，更體現在資金支出使用的方向、領域、項目上，政策不僅要有擴張的力度，更要產生切實有效的成果。

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不僅體現在保持流動性充裕，使社會融資規模、貨幣供應量增長同經濟增長、物價總水平預期目標相匹配，更要把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物價合理回升作為貨幣政策的重要考量。政策既有規模數量目標，更要求暢通傳導機制，使充裕的金融資源有效支持擴內需，積極應對通縮壓力，促進實現經濟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NBD：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增強政策前瞻性、針對性和協同性。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如何實現協同？有哪些抓手？

胡曉煉：黨中央提出，要加強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協同。我們看到，近年來財政和金融部門積極創新政策工具，在協同上發力，著力解決宏觀經濟供強需弱的矛盾。

具體來看，財政協同金融的舉措包括，一是通過發行特別國債，為國有大型商業銀行補充核心一級資本，提升其信貸投放能力，以保障國家重點項目融資需求。

二是推出一系列貸款貼息政策，包括個人消費貸款貼息，直接降低居民消費信貸成本，刺激消費需求；服務業經營主體貸款貼息，緩解服務業融資難題，增加優質服務供給；中小微企業貸款貼息，降低中小微企業融資門檻和成本，支持民間投資等。

三是推出“財政+銀行+擔?！钡慕M合，由政府支持設立擔保基金，建立專項擔保計劃，為中小微企業融資增信，為債券融資分擔風險，為民間投資提供必要保障。

這些財政協同金融的創新舉措，其核心是通過少量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撬動大量金融資源的投放，放大政策效應。

我認為，用好財政、金融政策協同工具，要充分考慮兩大政策各自的內在邏輯，財政政策工具帶動金融發力，要重視銀行貸款的基本原則，即資金使用能夠產生正現金流，具備未來償還借款的能力。

在當前利率總水平下降的環境下，是否貸款投資或消費既取決于利率，更取決于未來的償還能力，如果形不成這一能力，政策效果就會打折扣。

金融助力財政發揮作用，要統籌兼顧當前需要與未來穩健，防范隱性風險積累，破除道德綁架。因此，除加強政策間協同，還需加強政策與改革的配套，在此基礎上，財政、金融政策協同方能“更加積極有為”，見到實效。

擴大消費必須分級、分層

NBD：我們注意到，2025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出現了負增長。投資疲弱的原因是什么？今年，想要實現投資止跌回穩，關鍵要解決好哪些問題？

胡曉煉：推動投資止跌回穩是當前擴內需的重要任務，而激發民間投資的動力和活力則是恢復投資內生增長的關鍵。

2025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出現罕見的負增長。其中，民間投資繼2023年、2024年連續兩年負增長之后，再次出現負增長；特別值得高度重視的是，扣除房地產投資以外的民間投資首次出現負增長。民間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已降至50%以下，為2012年公布該數據以來的最低。

我們看到，政府為促進民間投資增長采取了諸多有力舉措。但2026年想要改善民間投資預期、增強信心、激發動力，則需要更大力度。

首先，切實把財政資金投資于有回報有效益的項目，以正確的政績觀引領投資，杜絕“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民營企業對低效無效的政府投資敬而遠之，政府只有投資“好”項目才能帶動民間投資參與。

其次，政府誠信守諾，安排足量資金徹底解決對企業拖欠賬款問題。企業資金“活”了，投資能力也就增強了。與此同時，政府投資重點應放在補缺和引領上，把充分競爭領域的投資空間留給民營經濟，防止政府投資的擠出效應。

再次，政府資金引導民間投資，不僅體現在行業產業項目的先行進入，還要發揮風險緩沖墊作用。通過加大政策性擔保投入、投資基金劣后退出而不是先行撤離等方式，為民間投資提供更有獲得感的激勵保障機制。

最后，金融領域需要調整完善考核評價機制，在業務拓展、激勵驅動、問責追責等方面制定更加有利于促進民間投資的制度辦法。

NBD：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部署，2026年要引導金融機構加力支持擴大內需。內需不足的原因是什么？金融機構在擴內需、促消費上如何精準發力？

胡曉煉：消費是內需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消費疲弱的主要原因，一是收入預期下降，就業預期不穩抑制了消費意愿。二是養老負擔加重，居民不敢消費，傾向于保守儲蓄。三是房貸債務壓力過大，削弱了消費能力。四是消費產品和場景供給不充分，降低了消費的興趣。

一方面，“不愿、不敢、不能、不想”的“四不”消費，極大制約了消費擴量；另一方面，我國居民儲蓄率高，目前住戶存款余額高達166萬億元。與此同時，我國居民負債水平也高，居民家庭負債率已超過60%，雖低于美國的79%，但高于日本的57%和新興市場約40%的平均水平。

從居民償債壓力看，我國居民債務收入比高于美國和日本，居民消費受到債務的嚴重擠壓。因此，擴大消費必須分級、分層施策。對于高收入人群，豐富國內消費場景、提升消費體驗，增加高端消費供給；對于“四不”消費人群，需要重點解決其痛點，從供需兩端綜合發力。

供給側主要通過金融支持提升消費供給品質，創新消費場景，服務小微企業和商戶，以供給牽引創造需求；從需求側加大財政政策力度，把財政資金用在刀刃上，著力為居民增收減負，促進就業。通過增加財政補貼，減輕居民生育、養育、教育、醫療、養老等多方面的負擔，強化社會保障。

金融方面，需著力減輕居民債務負擔，基于居民債務壓力四分之三來自房貸的現象，要通過優化貸款利率、期限、首付比例等措施，緩解償債壓力。總之，財政、金融政策工具各展所長，優勢互補，就可以實現政策效果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