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日本自民黨召開了安全保障調查會議,通過了旨在擴大所謂“防衛裝備”出售的建議草案。在此之前,日本只有救援等5個大項的防衛裝備允許出口。但是在擴大出口范圍之后,戰斗機、護衛艦等具有殺傷性的武器都將被允許出口,只要該草案在3月份的政府會議上通過,日本對外出口殺傷性武器的封印就會進一步松動。那么日本急著解禁所謂防衛裝備出口的目的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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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為了突破“和平憲法”的限制做鋪墊,高市早苗的主要政見之一就是修改日本現有的“和平憲法”,在“二次當選”之后,她開始加速推進修憲進程。她曾經在接受采訪時就明確表示,將會對日本國家防衛政策的基石——“安保三原則”進行修改,甚至打算挑戰“無核三原則”這一敏感話題,而廢除武器出口限制也是修憲的一個重要內容。
這次自民黨同意擴大“防衛裝備”出口的范圍,實際上就是高市早苗在修憲的這條道路上邁出了危險的第一步。而這一步的危險性,不僅在于直接打破了日本長期以來在武器出口問題上的自我約束,更重要的是它為后續徹底架空和平憲法第九條關于“不保持戰力,不承認國家交戰權”的核心條款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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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將具有明確殺傷性的戰斗機、護衛艦等裝備納入出口清單,日本實際上是在以“防衛裝備”的名義,為其軍事工業的擴張和武器技術的輸出大開綠燈,這與和平憲法所倡導的“專守防衛”理念背道而馳。高市早苗及其支持者試圖通過這種漸進式的突破,讓國際社會和日本國內民眾逐漸適應日本在軍事領域的“正常化”,從而為最終實現修憲目標積累政治資本和輿論基礎。
第二:爭取國際上的支持,其實高市早苗上臺之前,日本就已經開始尋求對武器出口政策進行松綁。比如去年8月,日本三菱重工拿下了澳大利亞政府價值100億澳元的合同,為其建造11艘“最上級”護衛艦。不僅如此,日本還在和菲律賓進行討論,準備將多艘二手的“阿武隈”級驅逐艦交付給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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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上的外交手段多種多樣,有的國家習慣用金錢開道,有的國家就喜歡用武器輸出鋪路。一旦日本開了對外輸出殺傷性武器的口子,必然會有不少國家登門求購,這樣一來日本就能夠通過軍售來擴大自己對這些國家的影響力,甚至與這些國家進行深度綁定。
這樣一來,一旦今后高市早苗要對和平憲法進行大刀闊斧地修改,或許就能夠憑此取得這些國家的外交支持,從而減輕自己身上的壓力。畢竟這些國家在軍事裝備上嘗到了甜頭,自然不希望日本因修憲問題陷入國內政治動蕩或遭到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進而影響到自身的武器供應和軍事合作。
日本正是試圖通過這種“武器外交”,在國際舞臺上編織一張有利于其修憲議程的關系網絡,將軍售作為換取政治支持的籌碼,為其突破戰后國際秩序的束縛增添助力。
第三:為國內的軍工企業找生意。由于武器出口長期受到限制,日本的軍工企業往往只有自衛隊一個客戶,而且提供的產品也相對單一,這樣一來不僅日本軍工企業的市場規模有限、利潤偏低,其創新也受到了極大束縛,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老牌企業雖在民用領域表現突出,但在軍用裝備的核心技術創新和成本控制上,與美國洛克希德·馬丁、俄羅斯蘇霍伊等國際巨頭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就是這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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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殺傷性武器出口松綁,大量的資金和訂單涌入,必然會帶動日本的軍事工業快速發展,而在這背后則是整個日本軍工產業生存邏輯的變化。在此之前他們的產品只要滿足日本自衛隊的需要,而放開出口之后,日本企業在武器性能、模塊化設計、售后服務等方面與國際接軌,從而推動技術升級和產業轉型,甚至形成一條完整的供應鏈,同時其國內軍工產業的抗風險性也將大大增強。高市早苗政府顯然將解禁武器出口視為激活國內軍工潛力、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的重要抓手,試圖通過這一舉措擺脫日本經濟長期停滯的困境,并為其將日本再度軍事化的野心提供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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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就能看出,中方在不久前連續對日本出臺的針對性反制是多么地重要、多么地及時。切斷了日本軍工企業獲得兩用物項的途徑,就相當于釜底抽薪,直接擊中了其軍工產業試圖通過擴大出口實現技術升級和規模擴張的命門。一旦供應渠道被掐斷,日本軍工企業即便拿到再多的國際訂單,也將面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窘境,其野心勃勃的軍售計劃和產業升級藍圖都將成為空中樓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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