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爭鳴】李后強：江口沉銀文物是為張獻忠“平反”的實證

江口沉銀文物

是為張獻忠“平反”的實證

倡議發起“尋找江口沉銀銀匠后人”公眾歷史活動

李后強

受到社會廣泛關注的江口沉銀博物館，2026年3月3日首次公開亮相。作為曾在眉山地區行署及后來的眉山市人民政府分管科技文化等工作多年的學者官員，筆者從1998年就開始調研彭山江口沉銀的傳說、文獻和現場，并組織媒體進行了公開報道，因此對近年考古進展非常關心。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猜測在江口古鎮的岷江水下，沉睡數百年的文物，可能記錄著張獻忠大西政權的有關情況，可以用這些文物來為張獻忠“平反”。

長久以來，在清朝官修史書的定性下，張獻忠被描繪成殺人如麻、屠戮四川的“魔王”。現在發現，隨著江口沉銀遺址7.6萬余件文物的陸續出水，這段被“勝利者書寫”的歷史正面臨考古實證的嚴峻挑戰。

江口沉銀博物館展出的“蜀世子寶”金印

江口沉銀博物館內首次展出的“蜀世子寶”金印，在燈光下泛著穿越三百七十年的光澤。它的含金量高達95%，靜靜躺在展柜中，旁邊陳列著“永昌大元帥”金印和數百枚刻有銘文的銀錠。這些文物來自明末農民軍領袖張獻忠的寶藏，出土文物種類高度集中于官銀、官印、冊封金冊和宮廷首飾。其中幾乎沒有尋常百姓家的物品，這一現象正在顛覆“張獻忠屠川”的傳統論斷。

江口沉銀博物館展出的出水文物

這些“能說話的文物”揭示的歷史真相是：張獻忠已建立穩定政權，實行稅收管理，其沉銀行為更可能是一種有計劃的戰略儲備，而非倉促敗退的結果，他更沒有“屠川”行為。

一、政權建設

在博物館展覽的銀錠上，鐫刻著“大西眉州征完元年分半征糧銀五十兩”等清晰字樣。這些銘文記錄了征收地、年份、稅種和責任人，展示了一個運作正常的稅收系統。與清朝史書描繪的“屠川魔王”形象不同，這些實物證據描繪了另一個張獻忠。他于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年號“大順”，并迅速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的管理體系。出土的“西王賞功”金銀幣提供了更多線索。這些非流通貨幣是專門用于獎勵有功將士的“勛章”，顯示大西政權已建立系統的激勵機制。一個意圖長久統治的政權，必須依靠穩定的人力與民心，而非屠殺。江口沉銀遺址考古領隊曾指出：“出土文物主要來源于官府、藩王和官僚富豪，幾乎沒有普通百姓的日常用品。”這直接反駁了張獻忠“掠奪平民”的說法。

江口沉銀博物館展出的出水文物

二、戰略沉銀

關于沉銀原因，學界長期存在“戰敗潰逃”與“主動隱藏”兩種觀點。江口考古發現為后者提供了更多證據。銀錠的鑄造時間集中在1644—1646年，正值大西政權建立初期。面對清軍南下和南明勢力的壓力，將龐大財寶藏于熟悉的岷江航道，以備日后所需，是一種合乎邏輯的戰略選擇。考古學家在遺址發現了大量集中存放的文物，其裝載和排列方式，顯示這些文物并非被倉促拋棄。盡管最終沉沒可能伴隨軍事沖突，但其前期準備顯示出明顯的計劃性與組織性。“永昌大元帥”金印等象征最高權力的信物被一同沉入江中，進一步佐證了這一行為具有戰略儲備性質，而非簡單的戰利品處理。

江口沉銀博物館展出的“永昌大元帥”金印

三、質疑“證人”

傳統“屠川說”的重要文獻依據之一是兩位外國傳教士——利類思和安文思的記載。然而，細究他們的記錄，存在明顯的前后矛盾與政治壓力痕跡。我們在《〈圣教入川記〉故意抹黑張獻忠》一文中作了詳細論證。這兩位傳教士最初在張獻忠治下受到禮遇，曾贊揚大西政權“秩序井然”，張獻忠本人“聰明過人”。但當他們落入清軍之手后，記述卻急轉直下，將張獻忠描繪為嗜血暴君。這種敘述的劇變，與政治環境的改變完全同步。歷史學者指出，傳教士為在新王朝獲得生存空間與傳教權，迎合清朝官方對前朝反抗者的妖魔化敘事，是符合邏輯的選擇。他們的證詞，更像是在強權壓力下的屈服與迎合，而非客觀記錄。江口沉銀考古發現的系統性、非民間性特征，與傳教士筆下無差別屠殺的暴行描述形成鮮明矛盾。一支掠奪平民的軍隊，不會如此整齊地保存完好的官銀賦稅檔案。

四、稅收公正

江口出水的銀錠不僅是財寶，更是明代財政管理的原始檔案。一枚銀錠上的銘文記載著完整的稅收鏈條：從征收地、時間、稅種到經手官員和銀匠姓名。“長沙府天啟元年分歲供王府足金五十兩正”的銘文，揭示了這批財富的直接來源是明朝王府賦稅。張獻忠政權接管了這套系統，并延續了其運作。出土的稅務銀錠顯示，大西政權征稅有明確的時間、地點和標準。這種規范性操作與“隨意劫掠”的暴君形象形成鮮明對比，反而描繪出一個試圖建立穩定財政秩序的政權。

江口沉銀博物館展出的出水文物

五、工匠之名

江口出水的銀錠不僅是財富，更是承載了豐富社會信息的檔案。銘文中詳細記錄了從“撫臣”“解官”到“銀匠”的各級責任人。銀錠銘文中頻繁出現的銀匠姓名，為這段歷史增添了人性的溫度。“銀匠劉輝祖”“銀匠甕智”“銀匠朱光”“銀匠鍋應”等名字，甚至還有籍貫、出生地，是連接古今的鮮活紐帶。這些工匠是明代手工業者的代表，他們的存在證明大西政權維持了正常的手工業生產體系。在動蕩年代，工匠能夠繼續工作并留名于官方銀錠之上，暗示了一定程度的社會秩序穩定。為此，我們倡議發起“尋找江口沉銀銀匠后人”的公眾歷史活動。這項活動具有以下多重意義：

從歷史研究看，通過家譜、地方志和民間記憶，追溯這些工匠的籍貫、傳承與命運，能更生動地還原明末清初基層社會的流動與變遷；

從文化連接看，讓文物從博物館的展柜中“活”起來，與現代人產生血脈和情感上的聯結，增強公眾的歷史參與感和文化認同；

從遺產保護看，吸引社會關注，促進對江口沉銀及相關文化遺產的深入研究和深切關愛。

通過開展“尋找江口沉銀銀匠后人”活動，追溯這些工匠的命運，能夠有效復盤明末清初社會的真實面貌，讓歷史研究從廟堂走向民間。

六、重新評價

對張獻忠的歷史評價，長期籠罩在清初政治宣傳的迷霧中。江口沉銀考古以數萬件實物證據表明，將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銳減完全歸咎于張獻忠“屠川”，既不符合史實，也無助于理解歷史的復雜性。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銳減是復雜的歷史悲劇。清軍入川、南明抵抗、地方武裝混戰、瘟疫饑荒等多重因素共同造成了這場災難。清朝官方史書將責任全部歸咎于張獻忠，這種“妖魔化”既有政治目的，也符合新王朝塑造合法性的需要。而外國傳教士受制于政治壓力改變證詞，進一步扭曲了歷史真相。江口沉銀考古發現，讓我們得以用實物證據重新檢視這段歷史。考古學家指出：“如果四川真被屠戮至‘千里無煙’，如此系統性的官府財富從何而來？”這一反問直指傳統敘事的矛盾之處。一個缺乏民眾基礎的政權，難以在短時間內建立起完整的稅收和行政體系。博物館展出的“西王賞功”金幣等非流通貨幣，見證了一個試圖建立秩序的政權，而非單純的破壞者。

張獻忠畫像

江口沉銀博物館的開放，為我們打開了重新審視這段歷史的大門。每一枚帶著銘文出水的銀錠，都是對那段被妖魔化過往的無聲辯白。從“屠川魔王”到一位試圖建立政權卻最終失敗的復雜歷史人物，張獻忠的形象正在考古學的燭照下逐漸清晰。那些在強權壓力下被扭曲的記載，正被一件件出土文物無聲地修正。尋找銀錠工匠后人的活動，不僅是歷史研究，更是連接古今的情感紐帶。每一枚帶有銘文的銀錠，都在訴說著一個與清朝史書記載不同的故事。或許，歷史的真相往往比簡單的善惡標簽更加復雜而深刻。

（特別說明：“史學爭鳴”欄目發布的文章，供學界交流探討，并非定論，歡迎專家學者撰文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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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文/圖：李后強（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