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顧頡剛先生雖同在歷史研究所工作,但因年齡、地位的距離和業務范圍的差異,沒有什么接觸。1969年,根據工、軍宣隊的安排,在辦公室用大書架搭起通鋪,全所人員集中居住。顧先生已七十六歲,也得來嘗集體生活的滋味。我和顧先生的鋪位緊挨著,仍沒有說過一句話。他好像得到一些照顧,多數日子可以回家睡覺,不在食堂吃飯而吃家里準備的干糧,也不必全天開會。他對集體生活肯定不習慣,總是默默靜坐,但因有所照顧,也就隨遇而安,食欲不錯,一頓可吃兩個火燒夾醬牛肉、煮雞蛋,晚上睡覺也踏實。挨批判時他有問必答,不過他的話我大部分聽不懂,已記不起他說過些什么。
楊向奎先生告訴過我,1935年,由于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成立,正在北京大學上學的楊先生與老家豐潤失去聯系,經濟來源中斷,不知所措。顧先生知道后,安慰楊先生說:“不要慌,我每月給你大洋,夠你吃飯、日用。”楊先生說道:“雖然沒有多久就恢復聯系,我沒有用顧先生的大洋,但學生碰到困難,他就伸出援手,很是難得。”楊先生又說:“‘文革’中,我有一件事很對不起顧先生。那時我和尹達同志合住在小屋子里,顧先生很想從大屋子里擠進來。我和尹達同志都怕三個‘牛鬼蛇神’在一起惹麻煩,又怕老年人生活習慣上毛病多,互相影響,就都不同意他來合住。回想起來,他那么大的年紀了,我應該接納他,并且跟尹達同志好好商量。”楊先生的話充滿后悔和自責。我說:“您不要太自責,顧先生在大辦公室沒有住過多少日子。”
“四人幫”還沒有垮臺的時候,具體年頭記不很準了。一天,王毓銓先生忽然來辦公室找我說話。我問他從哪里來?他說:“顧頡剛先生家里。顧先生找我說,‘我的集子遲早要出的,與其讓人編得不合我的意,不如趁我還在,自己編好。你來幫我一下。’他發什么神經病,誰要出他的集子?”顧先生對自己的學術成就明顯充滿自信,并且相信“四人幫”那種愚昧、黑暗路線終將改變,而王先生自然不是不知道老師著作的價值,只是還沒有從對“文革”倒行逆施的憤慨中擺脫出來,做一些冷靜的思索,因此沒有滿足老師的期待,使后人看不到顧先生自定的集子。
同事張捷夫告訴我:有一年,全國政協開會。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彭真接見顧先生。一見面,毛主席就笑著說:“顧先生,你把個水利部長給打倒了啊!”毛主席說的是顧先生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否定大禹其人,指大禹原來是蟲,是動物,有蜥蜴、龍蛇之狀的動物這件事,顧先生文刊《古史辨》第一冊。顧先生聽懂了毛主席的話,但摸不準是批評還是表揚他,只好笑笑。毛主席與陳毅市長也談到過顧先生關于大禹是蟲之說。毛主席兩次提到顧先生這一學術觀點,反映他對疑古學說感到的新奇。
一代學術偉人,總有他不同的見識、做派和影響。
2003年夏作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3年8月28日第64期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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