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鍾”到“鐘”再到“鐘”——有必要廢簡復繁嗎，先別折騰了！

有人發文，提出“優化簡化字的倡議”，其以“鐘”字為例，說作為“鐘”的簡化字可以保留，但用到“一見鐘情”，應該恢復“鍾”字云云。

他說：“‘一見鐘情’的‘鐘’，和‘鐘聲’的‘鐘’，明明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意思——一個指向情感的匯聚與專注，一個指向金屬器物的鳴響。可在簡化字里，它們被塞進了同一個字形。”

“‘一見鐘情’的‘鐘’，和‘鐘聲’的‘鐘’”真的“風馬牛不相及”么？看來這位，研究得還不夠認真和仔細。

“鍾”和“鐘”，原本就是一個字。

《說文·金部》：“鍾，酒器也。從金，重聲。” 又，“鐘，樂（樂）鐘也。……從金，童聲。”段玉裁《注》：“《經》《傳》（鐘）多作鍾，假借酒器字。” 《康熙字典·金部》：“（鐘）與鍾通。……《漢志》‘黃鐘’，《周醴（禮）》作‘鍾’，《詩》‘鐘鼓’亦作‘鍾’。古二字通用”。

見于“經傳”，當為“經典”——可知，最早只有“鍾”字，本義為“酒器”；后引申為“量器”；再引申為“樂器”——不僅敲擊可鳴響的銅樂稱“鍾”，伯牙的名琴也稱“鍾”曰“號鍾”。

大約后來日用繁多，以為區別，加之諸侯爭雄、文字各異，戰國時古人，才據“鍾”孳乳新造了“鐘”字，但仍通用之。直到秦隸漢隸，“鍾”“鐘”才“分道揚鑣”“自立門戶”。

本義為酒器，“鍾”，怎么又有了“一見鍾情”之義？

段玉裁《說文注》：“古者此（鍾）器蓋用以貯酒，故大其下、小其頸，自鍾傾之而入于尊，自尊勺之而入于觶。故量之大者亦曰‘鍾’，引申之義為‘鍾聚’。” 高本漢《漢文典》：“（鍾）同音假借（為聚）”。

先秦古韻十七部中，“鍾”和“聚”同在“九部”，所以說“同音”。

《左傳·昭二十一年》：“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注》：“鍾，聚也。以器聚音。” 又《左傳·昭二十八年》：“天鍾美於是”。

以上皆為“鍾”假借“聚”義。

“一見鍾（鐘）情”這個詞，清代古吳墨浪子《西泠韻跡》始首用；若說“鍾”與“情”相關聯，可追溯到南朝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傷逝》；至唐孟棨《本事詩·序》則成“鍾情”一詞。

然而，不管是劉義慶、孟棨還是墨浪子，“鍾”用在這里，仍然是“聚”之假借——只是情感色彩更濃烈了而已——全心傾注之“聚”。

既然是假借，“一見鍾情”之“鍾”，與字之本義并無直接關系——有多少人能說得清“一見鍾情”何以用“鍾”來表達呢？

這里的這個“鍾”字，實際上已成為記錄漢語成語的一個“符號”——關于漢字中的“符號化”或“半符號化”，后面再細聊。

上面這位說：“簡化字的核心邏輯之一是‘同音合併’——把讀音相同或相近的多個繁體字，合并成一個簡體字。這個邏輯在書寫上帶來了便利，卻在表意上付出了代價”。

的確，簡化字中包含三類“同音合并”——分為“一簡代多繁（最典型的同音合并）”，如“干”代“乾”“幹”“榦”，如“臺”代“臺”“檯”“颱”；“一簡代兩繁（高頻同音替代）”，如“里”代“裏”“裡”；“特殊同音替代（含異讀）”，如“借”代“藉”。

這部分簡化字，確也是爭議最大的。

然而，有兩個必須要澄清的問題——

第一，“同音合并”，并非是“簡化字的核心邏輯”。

新中國建立后實行文字改革，規范簡化字的“核心邏輯”，是 “約定俗成”。

所謂“約定俗成”，就是“順應民意，以史為鑒”——即，選定自先秦至民國的具有廣泛社會基礎的521個“基本簡體字”，通過“省略部件”“更換偏旁”“草書楷化”等五種方法，擴展到2235個簡體字。

就是說，新中國建立后的簡化字系統改革，本質上是將以往歷代民間普遍使用、“官方”長期默認的“民間習慣”，上升到了“國家標準”層面。

“同音合并”，是上述五種具體方法之一，共有19組，以19個簡化字合并了38個繁體字，占全部2235個簡化字的比例相當小。而且，這些字也是從先秦“古隸”“小篆”直到民國即在民間廣泛使用的字。

比如，以“鐘”替代“鍾”“鐘”，至晚宋元以來便普遍存在了，此可參閱《宋元以來俗字譜》——“z鍾”"鐘"都是形聲字，“鐘”仍然是形聲字，看來古人以“鐘”代“鍾”“鐘”也沒瞎搞。

第二，漢字自誕生起即一直在簡化，因而“記號化”和“半記號化”是難免的。

從甲金文開始，漢字就在簡化。在這一過程中，除去“省略部件”“更換偏旁”之外，最典型的是出現大量“形聲字”。僅在目前釋讀的近1500個甲骨文中，形聲字就占了約32%。

漢字第一次大規模的“改革”，是“隸變”。

秦隸漢隸的“改革”，主要包括：筆畫“化圓為方，改曲為直”“變連為斷，提按分明”；結構“解散篆體，形體簡省”“部件移位，格局重組”；偏旁“分化專一，歸并簡化”；音義“省形、省聲、換形、換聲”，等等。

詳細講來十分繁復，恕不贅述。

但無疑，隸變，所追求的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書寫效率優先——以適應政務、軍務、刑獄及民間更玻切的使用文字需求——以使漢字易寫、易識、易記。

在隸變中，大大推動了不少“象形字”轉為“形聲字”，甚至從表意系統向“記號化”方向發展。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春”“奉”“奏”“秦”“泰”“舂”等字，原本各不相干、都有自己不同的部首，隸變后，皆變成了所謂“春字頭”。

這是不是也如上面這位所說的“風馬牛不相及”？要不要回歸到“畫成其物，隨體詰詘”的文字階段呢？

新中國建立后的文字改革，面對的是要解決約80%文盲率的這一迫切任務，盡快掃盲，提高全國廣大勞動者的識字率，同時簡化規范漢字，提高書寫效率。

所以，1949年12月，當時的政務院就設立了“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1956年10月，第一屆人大常委會將其改為“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盡管后來曾走過二簡字“彎路”，但總體上，應該說漢字簡化和規范化是成功的——1986年，發布了《簡化字總表》；公布了包含7000字的《漢字通用字表》和3500字的《漢字常用字表》。

幾十年下來，不僅國內好幾代人對此喜聞樂見；在國際上，簡化漢字也有了相當的接受率和影響力。

面臨世界百年大變局，中國當前有更核心的任務要完成，有更迫切的事情要辦——對此，真有必要對漢字“廢簡復繁”么——還是先別折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