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中國當代小說與文學傳統》：打通古今文脈，探索具有中國氣派的小說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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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當代小說與文學傳統》是一部兼具思想深度與文本細讀的力作，系統梳理了劉醒龍、莫言、關仁山等代表性作家如何從古典文學中汲取養分，并在當代語境下實現創造性轉化。書中不僅深入解讀“比德”審美、筆記體傳統、鄉村時間觀等關鍵議題，更揭示了中國小說在全球化浪潮中堅守文化根脈、探索民族敘事路徑的努力。作者以敏銳的批評眼光和扎實的理論功底，打通古今文脈，為理解當代文學的本土性、現代性與世界性提供了重要視角。

《中國當代小說與文學傳統》

周新民 著

作家出版社

新書介紹

評論集所選作品聚焦中國當代小說與文學傳統的深層關聯，探討其對傳統的轉化、融合與創新。作者主張，當代小說應在文體理論建構上突破西方范式，主動回溯話本、筆記、傳奇等本土敘事傳統；在創作實踐中吸收懸念、巧合、“比德”審美等傳統技法，推動文學資源從倚重西方轉向深耕本土文化。作品緊扣中國式現代化、鄉村振興等現實議題，在敘事層面實現傳統與現代的有機交融——既重構宏大敘事，又探索空間敘事新可能；同時始終關注人性、倫理與精神價值，彰顯在傳統滋養下當代小說的獨特發展路徑與中國藝術氣質。

作者介紹/周新民

華中科技大學“華中卓越學者計劃”首席教授。兼任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中國新文學學會副會長、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湖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等。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全國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理論界）、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人選、國家“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有論文、評論見于《文學評論》《光明日報》等。代表性著作有《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研究》《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編年史（1949-2019）》（總主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重點、一般項目各一項。獲第八屆“啄木鳥杯”中國文藝評論優秀著作獎、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等獎勵。

文章試讀

中國當代“短篇小說”與古代短篇
文體傳統的轉化

短篇小說：建立自己的歷史

短篇小說作為一種有廣泛、深入影響的文體，“短篇小說”其實是外來概念，中國古代并沒有“短篇小說”這樣的專有名詞。紫英一文《說小說：新盦諧譯》應該是中國最早提到“短篇小說”的文獻。該文說道，不像中國在“小說”二字基礎上增加“短篇”來指稱短篇小說，西方“有專名”。何為短篇小說？短篇小說有何特征？愛倫·坡、馬修斯、哈米頓等都有專門論述。愛倫·坡最早將短篇小說作為獨立的文體，以區別短篇故事。馬修斯進一步發展愛倫·坡的觀點，將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相區分，突出短篇小說的獨立審美特性。哈米頓則徹底奠定現代短篇小說的規范。他認為，短篇小說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構造其故事最佳之方法”。

西方短篇小說概念、文體規范傳入中國后，開始為中國小說家、批評家所接受。一般認為，胡適的《論短篇小說》開始確立中國現代意義上短篇小說文體規范。何為短篇小說？胡適說道：“短篇小說是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而要實現這一目的，短篇小說必須“有結構局勢”。這里所講的“結構”，其實就是情節結構。其核心在于兩點，一是短篇小說要以事件為敘述對象，注重敘述事件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局的完整過程。二是情節——事件的安排——在短篇小說諸多藝術中處于絕對重要位置。與此相對照，中國傳統短篇文體，如“筆記雜纂”“雜記小說”，算不上是“短篇小說”。因為它們“是東記一段，西記一段，如一盤散沙，如一篇零用賬，全無局勢結構的”。總之，短篇小說應“以結構為最要”，結構是根本，是要素。

“結構局勢”被看作短篇小說的根本特性。是否具有“結構局勢”也是胡適建構中國古代短篇小說史時的取舍標準。胡適認為，《莊子》《列子》《韓非子》等先秦寓言，有的有“結構”，算得上短篇小說。《世說新語》雖有剪裁，但是“無結構”，不算短篇小說。唐宋時期幾乎沒有散文短篇小說，只有“雜記小說”。明朝的短篇小說集中在《今古奇觀》里，它所收錄的作品，“有意安排結構”，算得上短篇小說佳作。至于清朝，也就只有《虞初新志》《虞初續志》《聊齋志異》中部分篇章算作是短篇小說。由于胡適著眼于西方短篇小說文體規范，他所梳理的中國短篇小說史，還不能完全說是中國短篇小說“自己的歷史”。

中國古代雖然沒有“短篇小說”這樣的名稱，但是，有“小說”這一專有名詞。不過，“小說”的所指并不一致。清代文學家劉廷璣曾感嘆：“小說之名雖同，而古今之別，則相去天淵。”因此，要采用西方的標準來給中國的小說下定義，非常困難。胡適以“局勢結構”作為短篇小說的核心內涵，并以此為標準“剪裁”出的中國古代短篇小說史，顯然與中國文學史的實際情況并不完全相符。例如，他把《桃花源記》《木蘭詞》《石壕吏》當作短篇小說，但是，這幾篇只是詩歌，完全不在中國小說的范圍之內。因此，胡適有關短篇小說的觀念受到周作人等的質疑，也就在所難免。周作人認為，胡適所主張的短篇小說概念，“已經是過去的東西了”。中西小說觀念的差異導致了中國批評家、小說家陷入兩難困境之中。批評家、小說家一方面想引進西方短篇小說的概念和內涵，并以此來梳理中國古代短篇小說史，為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接軌尋找歷史依據。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中西小說觀念、范圍上的確存在較大差異，理清中國古代短篇小說發展脈絡，“建設中國自己的文學的歷史”，也是一個不得不面對的難題。

到底如何建立中國短篇小說自己的歷史呢？顯然還是要從中國文學自身的歷史出發。有論者認為，如果“不用西洋短篇小說的標準”去衡量，就會發現中國古代短篇小說“不但多，而且歷史還很長”，這是因為“中國人文集里，也有許多短篇小說，不過前人都把它當作古文，不叫做小說，其材料和方式，確是短篇小說”。中國古代短篇文體的材料和方式“確是短篇小說”的理念，為建構中國短篇小說“自己的歷史”提供了一條有別于胡適的新思路。借用西方“短篇小說”的概念，從中國文學史出發而不是從西方短篇小說的規范出發，才應該是建構中國短篇小說“自己的歷史”的最佳路徑。茅盾對中國短篇小說“自己的歷史”的梳理，算是徹底回到中國文學史。茅盾曾說：“《戰國策》里就有不少篇是富于短篇小說的形式和實質的，例如齊策的《鄒忌諷齊王納諫》。宋人平話《西山一窟鬼》的寫法，何嘗不宛然是短篇小說？”茅盾還認為，明代的“三言”“二拍”之中有幾篇也應該算作是短篇小說，《聊齋志異》也是短篇小說的架構。我們注意到，茅盾勾勒中國短篇小說的歷史時，把胡適所認為不屬于短篇小說的《戰國策》和不全算作短篇小說的《聊齋志異》，都納入短篇小說的范疇。茅盾基于中國文學史的實際，借用西方“短篇小說”的名稱，但是不為其規范所束縛，所梳理的中國古代短篇小說流變史顯然是中國短篇小說“自己的歷史”。胡行之也從中國文學自身的歷史出發來梳理中國短篇小說史。他認為，中國古代的短篇小說應該包括筆記體（漢魏六朝至清末）、傳奇體（盛于唐，繼于宋），白話短篇小說（起于宋志話本，盛于明末）。他繼而認為，由筆記體、傳奇體到白話短篇小說構成的中國短篇小說史是“一脈相連，同時也有它層峰迭出的變化和重山復水的繁榮”。

茅盾、胡行之基于中國文學史，勾勒中國短篇小說“自己的歷史”。沿著前行者的思路，借用西方短篇小說的名稱，中國當代“短篇小說”轉化古代短篇文體傳統，是可以建構自身發展道路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除了筆記、傳奇、話本（擬話本）之外，還有諸多名為“小說”的文體也屬于短篇體式。如桓譚《新論》所言，“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中國古代的“小說”雖然內容復雜多樣，但都是“短書”，明顯屬于短篇文體。從當代文學史的實際情況來看，中國當代“短篇小說”所借鑒的短篇文體主要是話本、筆記、傳奇。總體看來，中國當代“短篇小說”建構自身的發展道路大概有兩個歷史階段。“十七年”短篇小說無論是借鑒話本傳統，重視“講故事”，還是借鑒《聊齋志異》的文體特點，都是中國當代“短篇小說”回到中國文學本源的重要方式。20世紀80年代借鑒傳奇、筆記，消解西方短篇小說的“結構局勢”，也是中國當代“短篇小說”回歸中國短篇文體傳統的體現。此后，中國當代“短篇小說”進入到中西文體資源交融發展的歷史階段。筆者會有后文來專門討論這一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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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代小說與文學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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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鄧 寧

一審：劉豈凡

二審：劉 強

三審：顏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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