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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中山的書單丨故紙知交:孫中山與佑尼干的書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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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位于上海香山路的孫中山故居紀念館里,保存著孫中山先生生前收藏的數千冊中外文書籍。藏書整齊地排列在書櫥中,見證了這位革命家讀書思考的日常。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這數千冊藏書中,有超過四分之一曾經屬于一位名叫佑尼干的美國人。在藏書的襯頁上,還能找到“T. R. Jernigan”的簽名。


      孫中山藏書中的“T. R. Jernigan”題簽。圖片來源:宋慶齡文獻數據中心“孫中山《實業計劃》與上海孫中山故居館藏圖書文獻專題數據庫”(郭驥提供)

      佑尼干是誰,他的書又如何會成為孫中山的藏書?這些書,為我們打開一扇觀察孫中山知識世界的窗口。

      從北卡羅來納到上海灘

      佑尼干全名托馬斯·羅伯茨·佑尼干(Thomas Roberts Jernigan),1847年出生于美國北卡羅來納州。他畢業于弗吉尼亞大學,20多歲時成為一名律師,辦過報館,當選過州參議員,是當地小有名氣的人物。1885年,佑尼干的人生迎來轉折。那一年,他被任命為美國駐日本神戶領事,開始了遠東生涯。1893年,他又被派往上海,擔任美國駐滬總領事。從此,佑尼干在中國生活了近30年。

      1897年卸任總領事后,佑尼干并未離開中國,而是重操律師舊業,成為上海法律界的知名人物。1906年,美國在華法院成立,首任法官頒布通令,要求律師通過專業考核方可出庭,佑尼干是僅有的兩位通過考核者之一。他與美國律師費信惇合辦律師事務所,擔任過駐滬美國律師公會會長,同時還與合伙人費信惇、以及劉伯穆、羅炳吉等美國律師一起,在東吳大學法學院授課,為中國培養近代法律人才。除了法律與外交,佑尼干更是涉足房地產等領域,在上海的社會根基愈發深厚。

      佑尼干在《字林西報》《大陸報》《密勒氏評論報》《萬國公報》等中外文報刊上發表數百篇文章,內容涵蓋政治、經濟、法律、外交等,對中國時事的評論精準中肯,尤其在治外法權、中日關系等問題上的見解,有著長久的參考價值。從發表年份上看,佑尼干撰文數量最多的時期是辛亥革命以后直至去世以前的1910年代,其次為19世紀90年代擔任美國駐華總領事期間。僅1919年至1920年去世前,佑尼干在《申報》上被轉載的文章就多達8篇,這些均譯自他投稿的英文報刊。他的文章涉及面很廣:政治方面,有《論租界華人市政權》《論中國希望條件》等;經濟方面,有《論太平洋大舞臺》《論新銀團》等;法律方面,有《美國憲法》《中國與日本的法律與法典編纂》等。此外還有討論新聞媒體等方面的文章。

      佑尼干對時事政治和中國外交尤為關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他積極參與討論時局,最為關注的是中日關系問題,撰寫了一系列文章,被《申報》等中國報紙廣泛轉載。《字林西報》在佑尼干去世后專門撰文,稱他“曾為本報投稿多年”,“善能批評事物,對于中國事情,其評論恒中肯要;于治外法權問題,多所論列,皆有永久之價值者”。佑尼干撰寫的《中國辦事之法意》(亦譯《中國政俗考略》)被林樂知盛贊“見識之卓,議論之宏,搜采之廣,抉擇之精”,書中對中國的法治、經濟、邦交等諸多領域有著深刻剖析。這些文章與佑尼干的藏書一樣,都是體現他知識背景和專業領域的重要資料,共同塑造了一個“研究中國的專家”的形象。

      1920年2月,已是73歲高齡的佑尼干被任命為駐華咨議,專門報告海牙法律會議中與中國相關的法庭議決案,直至當年11月1日在上海黃浦路寓所逝世。他的離世引發了上海各界的哀悼,美國總領署下半旗志哀,美國律師公會為其舉行喪禮,唐紹儀、伍廷芳等中國政要也前往敬獻花圈。為了紀念他,1925年上海一條新筑的馬路被命名為佑尼干路,以紀念這位原美國駐滬總領事。這條路,就是今天的仙霞路。


      佑尼干與仙霞路(曾名佑尼干路)

      革命家與同情者

      孫中山與佑尼干是什么時候認識的?這個問題沒有確切的答案。但可以確定的是,兩人有過交往,而且關系不錯。

      最直接的證據是,孫中山在上海莫利愛路寓所的客廳里,曾掛著一幅油畫,畫的是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在爭取到北美領土和行政自治權后拒絕接受獨裁統治的情景。這幅畫,就是佑尼干送給孫中山的。這個細節見諸1923年1月26日《大陸報》的報道,題為《孫中山購得已故佑尼干藏書》。報道稱,佑尼干是“孫中山最親密的朋友和最受尊敬的顧問之一”。雖然“最親密”或許有些夸張,但兩人關系密切應是事實。

      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有學生被捕,孫中山曾聘請律師準備為學生辯護。據當時的學聯負責人回憶,學聯會的義務法律顧問就是佑尼干和林百克。林百克是孫中山的法律顧問,那么佑尼干和孫中山的關系應該也相當密切。

      還有一條重要線索。1913年,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殺,宋教仁的叔父聘請了兩位律師為宋教仁伸冤,其中之一就是佑尼干。1915年,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時曾親口提到這件事,說明他對佑尼干參與此案是知情的。

      事實上,佑尼干對中國革命者一直抱有同情。1903年,黃炎培因宣傳革命被清政府抓捕,佑尼干曾出面搭救過他。1905年以后,佑尼干很可能擔任過漢口《楚報》中文版的社長,而這份報紙的職員多為革命團體日知會的會員。1915年袁世凱稱帝時,佑尼干還公開撰文反對。這些都說明,佑尼干與中國的革命者早有來往,孫中山對他應該也有所了解。

      此外還有一個有趣的巧合。佑尼干愛好狩獵,常往來于江浙皖鄂之間。1908年,他還出版過一本名為《中國狩獵》的書,書中配有一張他與華籍扈從在野外射獵野雞的照片。他去世后“遺命葬于金陵山上”——金陵山就是今天的紫金山。而孫中山后來也選擇安葬在紫金山。1912年3月,孫中山在南京時曾到紫金山狩獵,據說就是在這次狩獵中,他感嘆此處山水之美,表示死后愿葬于此。1925年孫中山病危時,遺囑“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孫中山生前遺留的數支氣槍、若干發獵槍子彈,至今還保存在故居里。


      孫中山藏書中的佑尼干舊藏《射擊術圖解論述》(An Illustrated Treatise on the Art of Shooting),1898年版

      讀書極博,藏書極富

      佑尼干“讀書極博,藏書極富”,其藏書被稱作“全中國法律藏書室中最完備者”,其中《美國議憲史》是唯一一部記載美國憲法起草和頒布全部相關程序的著作,兼具史料價值與研究價值。1922年底,孫中山獲悉美國領事館代為拍賣佑尼干藏書的消息后,立刻委托何世楨索取藏書清單,并通知主管財務的林煥廷著手購買,足見他對這批藏書的重視。

      一份現存于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的《已故T. R. 佑尼干遺產中的圖書清單》,共有5頁,列有200余種圖書及對應價格,部分書名旁還有打勾標記,見證了孫中山挑選藏書時的認真與審慎。據說,孫中山還與佑尼干之子保羅?佑尼干談判,購入了清單之外的稀見珍貴藏書。1923年1月,這批佑尼干舊藏正式被收入孫中山的莫利愛路寓所,成為孫中山藏書的重要組成部分。


      《已故T. R. 佑尼干遺產中的圖書清單》。圖片來源: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故居百載書香猶在——孫中山藏書展”(郭驥提供)

      目前的故居藏書,主要由三部分構成:孫中山、宋慶齡自己購置的圖書,孫中山購買的佑尼干舊藏,以及他人贈送的圖書。其中,西文類藏書中的一半以上,大多可能是孫中山自美國、日本等地購得。而佑尼干舊藏約占西文類藏書的四分之一,最大宗的是政治類書籍,計有110冊,歷史、法律、文學等領域的藏書也都超過了50冊。其中法律類書籍較孫中山原有法律類藏書的數量更多,幾占這一類別故居藏書的三分之二以上,是佑尼干舊藏中的精華。其他占比較高的類別還有傳記類、文學類,以及狩獵類書籍。

      經過對故居藏書的整理與考證,佑尼干的舊藏分布在19個專題分類中的15個,其中政治類110冊、歷史類78冊、法律類50冊、文學類64冊,是數量最多的四個門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佑尼干的法律類藏書數量遠超孫中山原有法律藏書,占故居法律類藏書的三分之二以上,極大補充了孫中山在法律領域的藏書。

      孫中山購入的這批佑尼干舊藏,并非簡單陳設,而是被精心融入他原有的藏書體系之中。孫中山不僅精心整理這批藏書,還認真翻閱研讀。何世楨的回憶證實,孫中山至少閱讀了佑尼干舊藏中的《瑞士政府》等書,還曾讓何世楨協助整理這批圖書。佑尼干的舊藏穿插在孫中山的原有藏書之間,且多個門類排在第一本的書籍,例如傳記類、語言類、歷史類、法律類、醫學類、軍事類、政治類以及狩獵類的第一本書都是佑尼干舊藏。而其他舊藏則被穿插擺放在孫中山其他藏書之間,并非單獨排列,排序也無規律可循。這一排列方式表明,在購入佑尼干舊藏之前,孫中山已對自己的藏書進行過系統的排序整理,形成了專屬的學科分類體系。而將佑尼干舊藏與原有藏書混排,也體現出孫中山對這批藏書的認可——他將其視作自己藏書的一部分,一視同仁,無分彼此。

      故居藏書的分類和排序,應該就是孫中山親為或是在他指導下進行的。這套分類并不完全依照常規的學科分類,而是有一套獨特的體系。例如,哲學類是個大類,包括了哲學、心理學、宗教學,孫中山都將之劃歸一類。又如貨幣銀行學(金融學)與經濟學的劃分,也是特別值得注意的。這些特點,都體現了孫中山的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通過佑尼干的舊藏,也能探尋到孫中山晚年的關注重點。比如政治、法律、歷史類藏書的大量收藏,反映出孫中山晚年仍在致力研究國家治理、法律制度與歷史發展,為其革命思想與建國理念的完善不斷汲取養分。

      佑尼干的藏書中,還有一些有趣的故事。比如有一本叫《李希霍芬男爵書信集》的書,既有佑尼干的簽名,也有宋慶齡的簽名。根據藏書編號,這本書離開了原先的位置,可能是宋慶齡后來翻閱過書,然后放到了別的書櫥里。還有幾本佑尼干的藏書,上面蓋有“孫慶齡”或“孫宋慶齡”的印章,說明宋慶齡很可能也曾閱讀和使用過這些書。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孫中山所購的佑尼干藏書,在故居藏書中絕非孤立的存在。

      藏書背后的知識世界

      佑尼干作為資深外交官與知名律師,其藏書兼具專業性與廣博性,涵蓋政治、法律、歷史、經濟、文學等多個領域,為孫中山研究中國問題、借鑒國際經驗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孫中山購入這批藏書,正是出于自身閱讀與研究的需求,而這批藏書也成為他知識體系的重要補充,讓他的視野更加開闊,思想更加完善。

      有學者指出,這批書籍正是孫中山特別希望收藏的文獻,佑尼干藏書最終歸入故居,是孫中山的心愿,也是二人知識交流的象征。

      從上海孫中山故居的整體藏書來看,佑尼干舊藏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故居藏書主要由孫中山與宋慶齡購置、孫中山購入的佑尼干舊藏、他人贈送三部分構成,其中西文類藏書中約四分之一來自佑尼干舊藏。這批藏書與孫中山原有藏書體系高度吻合,并未超出其閱讀范圍,既印證了孫中山的知識視野,又在多個領域對其藏書進行了補充,讓故居的藏書體系更加完整。

      更為重要的是,佑尼干舊藏為研究孫中山的思想與知識結構提供了新的線索。通過對這批藏書的整理、分類與研究,我們能夠更清晰地復原孫中山的學科分類體系,梳理他在不同時期的閱讀興趣變化。這些藏書中留下的簽名、印章等各種微小痕跡,以及藏書的分類排列方式,都能為解讀孫中山思想提供珍貴的史料線索,為深入研究孫中山的知識結構和思想發展脈絡提供了新的視角。

      透過孫中山的書櫥,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位革命家的閱讀生活,更是一個開放、包容、不斷求索的知識世界。故居藏書,見證著一段跨越國界、超越時代的知識傳承。

      (學術論文《孫中山與佑尼干及其藏書關系的研究》發表于2024年的《近代中國》總第40輯,本文由作者郭驥根據論文改寫,授權澎湃新聞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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