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梅內伊之子接班，海內外伊朗人怎么看？

文/黃瑜珊

編輯/漆菲

當地時間3月9日，當伊朗專家會議宣布穆杰塔巴成為新一任最高領袖時，德黑蘭的權力更替以一種看似迅速而克制的方式完成。這位長期保持低調，卻在政治與宗教網絡中積累了深厚影響力的神職人員，成為伊斯蘭共和國歷史上第三位最高領袖，亦標志著持續三十余年的哈梅內伊時代正式落幕。

這一權力交接是在極為特殊的背景下完成的。多家媒體披露，在2月28日針對德黑蘭的空襲中，穆杰塔巴本人在爆炸中受傷，腿部和手臂受創，一度需要住院治療。更為沉重的是，這場襲擊造成其多名至親身亡——包括父母雙親、妻子和部分親屬。換言之，這位新任最高領袖是在身體尚未恢復、家庭遭受重大打擊的情況下接任的這一職位。

然而，穆杰塔巴的上臺并未消除圍繞伊朗未來的種種疑問。相反，哈梅內伊遇襲身亡引發的權力震蕩，仍在這個國家的政治結構、社會情緒與地區戰略中回蕩。作為伊朗政治體系的權力核心，哈梅內伊的突然缺位不僅打破了長期維系的政治平衡，也促使外界重新審視一個關鍵問題：后哈梅內伊時代，伊朗何去何從？

對于這個長期圍繞最高領袖運轉的神權政治體系而言，繼任者的產生只是變化的起點。伊朗內部對改革的期待、伊斯蘭革命衛隊在權力結構中的地位，以及海內外伊朗人對國家未來的期許，都在這一歷史轉折點上交織顯現。

2026年2月11日，伊朗德黑蘭，一名男子手持哈梅內伊之子穆杰塔巴的照片，紀念伊朗伊斯蘭革命勝利47周年。

國內反應存在差異

伊朗專家會議是在什葉派重要宗教節日“蓋德爾之夜”期間宣布的繼任消息。對什葉派信徒而言，這一夜被認為是《古蘭經》降示的時刻，也是決定命運與祈求神恩的重要時刻。在這一夜宣布新的宗教政治領袖，被一些人視為具有象征意義的安排。

在德黑蘭和部分宗教城市，一些支持政府的民眾當晚聚集在清真寺與廣場祈禱、誦經或靜坐。有人說，在蓋德爾之夜宣布繼任者被視為“吉兆”，意味著國家能夠在動蕩與戰爭中繼續保持信仰與政治秩序的延續。也有人舉起穆杰塔巴的肖像，表達對新領袖的支持，希望他延續父親的道路。

伊朗國內各方亦在3月9日紛紛發聲，表態支持。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發表書面致辭說，經專家會議“果斷而明智”的投票，穆杰塔巴當選伊朗第三任最高領袖，“這將開啟伊朗民族尊嚴和權威的新時代”。新任最高領袖當選體現了民族團結的決心。面對美國和以色列的威脅，伊朗堅決維護國家主權與安全，穩步開辟高效發展與進步之路。

伊朗伊斯蘭議會議長卡利巴夫表示，推舉穆杰塔巴為最高領袖的決定“精準且明智”。穆杰塔巴深受民眾愛戴，將帶領伊朗走向繁榮、進步和團結。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表聲明說，最高領袖必將“帶領國家和革命克服重重困難”，伊斯蘭革命衛隊隨時準備完全服從最高領袖的命令并作出犧牲。

支持政府的伊朗民眾在集會上舉起穆杰塔巴的海報。（圖源：路透社）

自哈梅內伊身亡以來，大規模的悼念活動在伊朗多地出現。對許多支持政府的人而言，哈梅內伊不僅是一位政治領袖，更是一種精神象征。自1989年接任最高領袖以來，他被塑造為伊斯蘭革命的守護者和國家抵抗西方壓力的象征人物。

通過組織群眾集會、展示支持軍隊與國家的標語與旗幟，政府試圖傳遞一種信息：即使在戰爭與領導人遇襲的沖擊之下，伊斯蘭共和國依然擁有廣泛的社會支持。類似的政治動員在2020年也曾出現：當伊斯蘭革命衛隊“圣城旅”指揮官卡西姆·蘇萊曼尼在美軍空襲中身亡后，其葬禮被形容為一場支持伊斯蘭共和國的“全民公投”。

2026年3月1日，伊朗德黑蘭，一輛摩托車駛過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悼念海報。

官方敘事之外，另一種聲音也在伊朗出現，并通過社交媒體廣泛傳播。一些城市的夜晚響起汽車喇叭聲和煙花聲，有人走上街頭慶祝，有人在網絡上表達興奮之情。對于長期不滿神權政府統治的伊朗人而言，哈梅內伊之死被視為一個可能改變國家命運的轉折點。

過去幾年，伊朗社會內部經歷了不小的震動。以色列發動空襲之前，2025年底至2026年初，伊朗剛剛經歷了一輪席卷多地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抗議導火索來自長期累積的經濟壓力——高通脹、食品價格持續上漲以及伊朗里亞爾的劇烈貶值，不斷侵蝕普通人的生活。隨著示威活動擴散，街頭口號也發生變化。除了針對經濟困境的批評，一些抗議者開始高喊“哈梅內伊去死”“打倒獨裁者”等口號，轉而對國家治理模式提出質疑。

這場運動迅速升級為自2022年阿米尼之死引發抗議以來，伊朗規模最大的一次全國性示威。面對抗議蔓延，伊朗政府一方面試圖通過短期經濟措施緩解社會壓力，另一方面也加強安全管控。安全部隊被部署到多個城市，同時實施大規模的互聯網封鎖。

2026年1月8日，伊朗北部城市安扎利港發生抗議活動。（圖源：Telegram視頻截圖）

身處法國的伊朗庫爾德活動家阿德南（Adnan）告訴《鳳凰周刊》，伊朗政府今年1月的鎮壓態勢“超過以往任何一次”。他指出，去年6月伊朗與以色列爆發“十二日戰爭”之后，統治集團逐漸形成一種“生存戰爭”的敘事框架。“在這一框架下，任何國內抗議都被視為對政權穩定的威脅。”

伊朗專家會議宣布新任最高領袖之前，社交媒體上流傳的視頻顯示，也有一些人在街頭反對穆杰塔巴。穆杰塔巴子承父業，不僅未能滿足這部分人對于國家未來的期許，也動搖了伊斯蘭共和國的統治根基。不少人說，這一選擇強化了統治集團的“世襲”特征，讓他們對現行體制更加不信任。

此外，哈梅內伊去世后，統治集團失去長期以來的精神與權威核心，政府無法像以往那樣統一調控國內資源與社會輿論。阿德南指出：“隨著哈梅內伊去世，不再有任何個人能對政府各個層面施加權威。即使是他的兒子穆杰塔巴，也不具備這樣的品格和能力。”

海外伊朗人訴求不一

哈梅內伊去世以及穆杰塔巴上臺的消息，在海外伊朗人社區引發廣泛討論。3月初，歐洲多國爆發聲援伊朗的集會。在巴黎、柏林、倫敦等大城市街頭，人群高舉旗幟、揮舞標語。

從現場的旗幟與口號來看，這些示威大致可分為幾類：一部分是保皇派人士，他們高舉巴列維王朝的旗幟，呼喊恢復君主制的口號，以此表達對伊斯蘭共和國統治的否定；一部分是支持民主改革的人士，主張通過政治轉型推動伊朗走向更加開放與現代化的制度；也有不少反戰人士，他們反對外部大國對伊朗的干預，擔心軍事沖突會進一步加劇國內民眾的苦難；還有人將重點放在聲援被壓迫的群體上，包括女性、少數民族以及其他被邊緣化的伊朗人，強調社會正義與包容性政治。

3月7日，美國駐倫敦大使館外，抗議者舉著標語牌，上面寫有譴責美以打擊伊朗的信息。（圖源：EPA）

這種多樣化的街頭圖景，折射出海外伊朗社區復雜的生態。不同群體既表達對國內局勢的深切關切，也呈現出對伊朗未來截然不同的想象。某種程度上，這些示威不僅是對伊朗國內危機的回應，也展現出流亡與僑居群體內部存在的分歧。

此次海外抗議浪潮中，一個尤為引人注目的現象是保皇派力量的存在。在西方多個城市的示威現場，巴列維王朝的旗幟和君主復辟的口號比任何特定政黨標語都更醒目。在伊斯蘭革命中被推翻的伊朗末代國王之子、流亡海外的雷薩·巴列維（Reza Pahlavi），更是頻繁號召國內民眾發起聲浪更大的示威活動。

一些示威者高舉前伊朗皇室的象征，呼喊“國王萬歲”、“巴列維即將回歸”等帶有君主主義色彩的口號。這樣的政治符號，一方面反映出社會對現行體制的深刻失望，另一方面也體現出海外社區對另一種政治秩序的情感投射。

3月2日，紐約舉行的抗議活動中，一名女子手持雷薩·巴列維的畫像。（圖源：蓋蒂圖片社）

這一趨勢并非偶然。伊斯蘭革命之后，大量伊朗人流亡歐洲和北美，其中不少人是1979年前后離開伊朗的舊政權支持者、社會精英或異見者。這些群體長期懷有對舊秩序的懷念，并形成一種“復興國家榮光”的政治敘事。如“Azadegan Organization”等組織，在流亡社群中具有一定號召力。盡管這些力量在伊朗本土的影響力有限，但在海外僑民社區中，他們的聲音似乎更加響亮。

在阿德南看來，這類政治想象與現實的伊朗社會存在明顯距離。“海外的保皇派并不能代表伊朗國內的民意。他們發展出一些奇特甚至荒謬的政治幻想，例如認為美國會推翻伊斯蘭共和國，并恢復前王儲雷薩·巴列維的統治。”

阿德南進一步指出，部分保皇派帶有明顯的泛伊朗主義與大國心態。“他們不僅敵視左派和女權主義者，還常常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看待伊朗境內的少數民族，例如庫爾德人和俾路支人。”在他看來，這些群體在討論伊朗的未來時，更傾向于恢復一種高度集中、單一民族敘事與父權制色彩濃厚的國家模式。

然而，當代伊朗社會早已發生變化。多民族、多語言以及日益多元化的政治訴求，使得高度集中化的國家結構在實踐中愈發難以維持。“只有當保皇派真正理解伊朗社會的復雜現實，關注普通民眾的困境時，才有可能為伊朗創造更穩定的未來。”阿德南說。

2025年6月23日，雷薩·巴列維在巴黎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發表講話。（圖源：美聯社）

與此同時，將伊朗街頭偶爾出現的君主主義口號視為“君主復辟運動”，同樣缺乏現實基礎。許多觀察者認為，對君主制符號的借用更多是一種情緒化、象征性的“替代想象”，表達的是對現狀的否定，而非對未來制度的清晰構想。畢竟，1979年伊斯蘭革命推翻的正是巴列維王朝這一高度集權的君主制政體，其專制統治帶來的社會不平等是當年革命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過，無論海外伊朗人的立場如何，只要他們還有親友在伊朗，焦慮就成為共同的情緒。過去一段時間，許多人嘗試通過各種途徑與國內的親友取得聯系，以確認他們的安全。

來自伊朗大不里士的阿塞拜疆族學者、東京外國語大學庫爾德問題研究者穆斯塔法·哈里里（Mostafa Khalili）向《鳳凰周刊》回憶道，去年“十二日戰爭”期間，自己的焦慮感尤為強烈：“那是我第一次經歷戰爭，真的非常可怕。我一直試圖聯系家人。”到了最近這場危機，他感慨道：“我雖然慢慢習慣了這種情況，但依然無法放松。”

這種持續的緊張感，不僅源于戰爭帶來的直接風險，也源于對伊朗政治未來的不確定性——它構成許多海外伊朗人面對祖國劇變時最真實的心理狀態。

3月2日，德黑蘭一處警察局遭到空襲后的景象。

革命衛隊作用將提升

如今，隨著哈梅內伊去世和其子的繼任，一個更大的問題隨之浮現：伊朗政治體系將走向何種形態。

對伊朗而言，自兩伊戰爭、核危機與近年來的定點清除事件后，最高領袖遭遇“斬首式打擊”被視為高概率場景，因此其體制設計的核心目標不是避免打擊，而是在領導層受損的情況下維持指揮鏈不斷裂，同時具備即時報復能力。

1979年，時任最高領袖霍梅尼確立了以下原則：伊斯蘭共和國本身高于任何個體。2000年之后，伊朗革命衛隊陸軍設立了32個獨立省級單位，用于在遭遇“斬首打擊”后繼續運作，每個單位都能獨立行動，并分別擁有完整的指揮鏈和既定命令。

2023年11月19日，在武裝部隊指揮官的陪同下，哈梅內伊參觀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航空航天部隊舉行的國防成就展。

一些親政府人士認為，當前局勢凸顯了伊朗國家體系在面對外部打擊時的韌性。他們指出，伊朗的政治制度在設計之初便考慮到戰爭與外部干預的可能，因此強調權力結構的制度化與分層運作。

哈里里也表示，盡管哈梅內伊遇襲以及多名高級指揮官被殺對政權造成沖擊，但伊朗政治體系本身呈現高度制度化，不容易崩解。“我目前看不到統治集團內部出現任何真正裂痕。”他說，“這個體系具備承受這種沖擊的能力。”

在哈里里看來，當前的戰爭未必會持續很久。隨著穆杰塔巴上臺后國際油價急劇上升，外部大國面臨經濟壓力，沖突更傾向于在短期內被控制。“伊朗或許會在地區層面變得更弱，但會長期依賴不對稱手段，對美國和以色列的利益構成壓力。”這一判斷與美國總統特朗普3月9日的表態形成呼應——他當天表示，戰爭“很快就會結束”。

這種情況下，更可能出現的不是體制的崩潰，而是一種日趨強硬的治理模式。哈里里認為，如果外部壓力持續，伊朗國內統治反而可能進一步收緊。這種情況下，強硬派以及伊斯蘭革命衛隊在政治體系中的權重將進一步上升，實現政治轉型的空間則變得更加有限。

3月1日，哈梅內伊在美以聯合軍事行動中喪生后，人們聚集在德黑蘭哀悼。

從制度結構來看，伊朗政治體系長期建立在兩種權威的結合之上：一方面是以最高領袖為核心的宗教權威，另一方面是以伊斯蘭革命衛隊為代表的安全力量。幾十年間，兩種權威之間形成了一種相互支撐的權力結構。宗教權威提供了意識形態與合法性基礎，革命衛隊則承擔了國家安全與戰略防御職責，兩者的結合使伊朗能在長期制裁與外部壓力下維持國家運轉。

但如果新的最高領袖缺乏足夠的宗教資歷或個人威望，這種平衡可能會產生變化。屆時宗教權威未必消失，只不過其象征性會增強，實際決策權更多依賴制度運作與安全機構的協調。換句話說，伊斯蘭革命衛隊在政治、經濟與安全領域的實際影響力或將進一步擴大。

事實上，過去二十多年來，伊斯蘭革命衛隊早就從一支單純的軍事組織轉變為橫跨安全、經濟與政治的綜合性權力機構。其控制的企業網絡涉及能源、基礎設施和金融體系，在地區戰略與外交事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分析認為，未來它在政策制定中的角色或將進一步提升，從體制的守護者轉向更直接的政治參與者。

不過，這種角色擴展往往被親官方學者解釋為國家在長期安全壓力下的制度演變，而非簡單的軍事政治化。

2024年4月，伊朗建軍節閱兵式上的伊斯蘭革命衛隊成員。（圖源：EPA）

在中東復雜的安全環境中，革命衛隊在經濟建設、基礎設施項目以及地區戰略中的參與，被視為維護國家獨立與抵抗外部干預的一部分。在外部軍事壓力和地區沖突加劇的背景下，維護國家統一、避免國家陷入類似敘利亞或利比亞的長期動蕩，被更多人視為更加緊迫的目標。

但這也不代表一切就會原地踏步。阿德南指出，一個高度集中、以波斯民族為中心的國家模式越來越難維持。畢竟與1979年相比，伊朗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他認為，過去支撐國家意識形態的兩種敘事——以古代波斯文明為核心的民族主義以及以什葉派為核心的伊斯蘭主義——均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動員力。

與此同時，伊朗社會內部裂痕也在擴大。長期的經濟危機、基礎設施衰敗以及制裁帶來的發展停滯，使社會矛盾不斷累積；民族、語言、階級與性別等多重分歧日益顯現。“伊朗至今仍沒有形成一種能夠包容所有群體的國家認同。”阿德南說，“這也是為什么我們的國家建構問題始終沒有得到真正解決。”

從當前跡象來看，伊朗政治體系仍在維持一種連續性：國家機構繼續運轉，安全系統保持統一指揮，精英集團內部尚未出現分裂。對許多伊朗人而言，未來更可能進入一段充滿不確定性的過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