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郭杰的詩及其生命詩學 | 作者 湯奇云

在俄羅斯白銀時代詩人曼德爾施塔姆看來，那些修士式的知識分子所書寫的拜占庭文字，既是一種祈禱文，也是一種充滿了仇恨的語言，應該從詩歌的園地里驅逐出去。他甚至認為，俄羅斯詩壇的頭等大事是將語言平民化和世俗化，亦即口語化。通過口語中固有的那種寬容與妥協態度，為詩歌提供一種和解精神。

應該說，中國詩歌的口語化和平民化進程，在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新文學革命中已經得到了完成。其后，它一直在現代象征主義思潮、古典詩歌的雅言趣味與現代中國革命所要求的大眾化取向所構成的藝術空間里，不斷重塑著自己的抒情主體與言說范式，也在不斷地調整著自己的詩學取向。直到當今市民社會的初步形成，這三種詩學所形成的文化合力，最終推動了中國現代詩歌審美價值的轉向與詩體形式的轉型：當前的詩人們開始追求并創造一種既有古典詩歌中的崇高與純情、又有日常生活的豐富與快樂的詩歌語言。郭杰及其詩歌，就是“朦朧詩”所開啟的現代派詩歌運動與艾青、田間和賀敬之等所創造的詩歌大眾化傳統，這兩者既對立又統一的產物。

當現代詩學注重對個體生命的自覺追求與新文學傳統對時代精神的敏銳把握，有機地統一于郭杰的詩歌創造中時，他開始逐步放棄了口語化詩歌中的宏大敘事及其抒情腔調，而走上了對人的個體生存進行理性言說的詩藝之路。產生這一轉變的因由，在我看來，完全應該歸功于改革開放以來的思想啟蒙和市場經濟時代里所發生的人的倫理自覺。涌動于詩人心弦上的親情、愛情和友情，再一次獲得了詩性表達的合法性；它們又能與大眾化詩歌時代的階級情、愛國情和民族情一道，共同構建當代詩壇的情感景觀。因此，在《月光下看海》這部詩集中，人們既能讀到《焦裕祿之歌》、《以生命詮釋光榮》和《奏響時代之聲》等弘揚時代“正能量”的詩篇，更能讀到《讓我輕輕靠近你》、《父親》和《致友人》等大量關于愛情、親情和友情等回到個體的自我表達的詩行。也恰恰是這些詩行，讓我們碰觸到了一個具有如此豐富的生命情感的詩人形象，并“看”到了郭杰個人對生命價值與人生意義的感悟。

顯然，詩人并未將自己的生命情感局限于私人經驗領域，而是通過對個體生命感知與其在場的時代精神的交融，使得他的詩歌在理性與感性之間建立起了一種深刻的對話關系。這種寫作取向不僅拓展了詩歌的表現疆域，也重新確立了詩人在現實語境中的言說位置。詩人相信，人是情感的生靈，詩歌的言說也因情感而獲得了生命。因此，在郭杰這里，情感也不再是詩行的裝點，而是人們追問生命意義的產物。當然，作為一名學者、一名現代知識分子，他更是堅信，惟有現代理性才能賦予人以自由和尊嚴。因此，在其自由體詩歌創作中，他往往通過借助莊子的哲學思維和陶淵明詩歌中的自覺意識，超越了人世間的凡俗，舉重若輕地進入到了一個純粹而寧靜的內心世界，發現了生命的每一時段里的真實自我。

郭杰詩中的這一“自我”，不僅擺脫了崇高抒情時代的莊嚴和刻板，相反，也因其獨特個性及其反思精神而富有了生氣。在《我不過是一條魚》中，“我”曾經是一條在命運長河中“咬咬牙，一切都能過去”的魚，也是一條始終“穿行在希望的長河里”的魚。盡管在《回家》中，“我”是一個對故鄉魂牽夢繞的人；但他又在《夢》中坦率地承認，也只有在夢中，“我”才能成為索爾·貝婁式的“不裝”的人，才能夠做一個勇于袒露自己的隱秘憂傷的人。而在《人群一瞥》中，詩人則制作了一幅如此的自畫像。只有當人們來到各自的人生之秋，他們才會意識到，其實他們都在做一個且“把心中萬丈豪情，一捆捆存入庫房”的人。人在步入晚年的無奈和心有不甘溢于言表。顯然，這些詩篇中的抒情主人公“我”與詩人本人具有高度的重合性。也就是說，郭杰不僅是從自身的生命體驗中解讀詩歌藝術的真諦的；他也是在對人的生命沉思中逐步明確著自己的詩學取向的。

因此，郭杰詩歌的理性言說，不僅表現在抒情主人公的自我意識的出場上，也表現在他總是以一個當代沉思者的姿態，對話著那些人們耳熟能詳的文學和哲學大師，從而形成了他自己的獨特人生觀和詩學趣味。作為一名中國古典文學學者，他之所以服膺陶淵明和白居易的詩歌，是因為他們那種風格平淡的語言，卻總能讓人們尋常的日子更富于意義，讓普通人的生存富于尊嚴。他尤其欽佩屈原能夠以其高潔的人格貫穿其一生的詩篇（《汨羅江畔》）。當然，他也贊賞卡夫卡，認為他隨手將自己臉上的古怪表情和譏嘲的笑意，“抹入一篇篇小說”，就能“把讀者引入石墻縫隙/那令人窒息的棲身之地”（《城堡和卡夫卡》）。但是，對世人同樣不時面露嘲諷之色的毛姆，詩人卻表現出一定程度上的警惕。他認為，當人們自以為是地嘲諷著別人的蠢笨時，實質也在嘲諷他們自己。因為，這種以香草美人自喻行為其實是自古以來人我皆有的毛病（《毛姆，嘲諷之箭》）。這也是人為何要在理性中成長的原因。然而，對于普希金詩歌中泛濫的憂傷，詩人則絲毫沒有留下共情或惋惜的余地。在他看來，普希金眼睛里的憂傷，是緣于他對“舞裙下的矜持、嫉妒和虛榮”的病態的癡迷。至于那場“魯莽的決斗”，也不過是一場讓生命成為笑柄的“昂貴的游戲”，是在重復著他自己創造的文學人物葉普蓋尼·奧尼金的故事。

其實，自從進入理性主義時代，時代文化就為作家和詩人們增添了一項新的社會責任：他們不能只是去記錄人類的歷史和現實的苦難，而是要以飽含熱情與思想的語言，去喚起現實中的人們戰勝苦難的勇氣。因為現代詩歌也不再是宗教式的叫人忍耐或承受這些不幸與困厄，而是需要詩人以自身的思想與信仰，給人以生活的希望、精神上的勇氣和自豪感。應該說，現代詩人的榮耀開始逐步聚焦于如何去完善人類的心靈，以直面情理沖突所帶來的內心的痛苦。郭杰顯然覺察到了這種理性主義文化所帶來的詩學轉向。因此，在《哥尼斯堡街頭》和《與海德格爾對話》等詩篇中，他對致力于主體哲學建構的康德和海德格爾等哲學家都情有所鐘。因為在他看來，如同老莊和陶淵明之于中國古代社會一樣，在近兩百年來，是他們的思考讓人類重新找回了自信和尊嚴。而對于另一位理性主義哲學家黑格爾，詩人則認為，他那些所謂“凡是現存的都是合理的”和“凡是現存的都是注定要滅亡”等論調，都不過是“千百年來/婦孺皆知的/老生常談”（《黑格爾》），絲毫不能給人以邁向未來的勇氣。

但是，我們還應該看到，自“文藝復興”以來，人類文明的理性化過程，既是一個人們夢寐以求的現代化過程，也是一個神圣消逝的世俗化過程。盡管世俗化究竟是現代化的表征還是現代化的陷阱尚有爭論；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們現在所經歷的時代，實際上就是黑格爾曾經指稱過的“枯燥的散文時代”。在這種散文化的文化空氣中，已經沒有人再敢去做古典時代的那種英雄夢了。但在當下表現為內心世界里的情理沖突的生命政治中，喪失了冒險精神的人們，大概永遠也不會放棄對自身生命完整性的追求。即使是被迫退回到一個十分狹小的自我領域，他們也會在螺螄殼里做道場，在其內心世界里做著自己的春秋大夢。因此，如果說現代哲人們意在取代神靈而重新啟發人們對天地萬物進行沉思；那么當代詩人則在致力于重新闡釋人的生命價值和意義，以擺脫這物化生存所帶來的精神困境。郭杰在其詩歌言說中，也在全力為當下的人們尋找超脫人類自身局限性的可能途徑。

在《魚化石》中，詩人與魚化石有過一段這樣的對話：“我是一個生命/你是半具殘骸/你這半具殘骸/存在了幾億年之久/而我的生命之軀/不會超過百年/以我有限的想象/難以遨游你的世界”。在化石面前，人們不得不承認個體生命的局限性。但即便這樣，在《假如我是一個詩人》中，詩人卻又說：“假如我是一個詩人/擁有整個世界┄┄（將）架起一道七色彩虹/讓人的心靈/沖破萬有引力的藩墻”。而在《人工智能與詩》中，面對當下人工智能的迅猛發展給人類自身帶來的生存焦慮，他又告誡自己，要做一個勇敢的詩人，但“不是像堂吉訶德/騎著瘦馬/對抗時代風車/而是守住/心靈的家園”。顯然，郭杰的生命詩學與他所崇拜的20世紀大詩人艾青的詩歌觀走在了同一條道路上。艾青曾說：真正的現代詩歌既是詩人們對自然和當下現實生活的凝望，同時又是人類向未來所寄發的信息。而詩歌中這種能激勵人們奔赴理想與未來的情思，又必須如裸體女郎一樣是健康的，詩歌的語言才可能是溫暖而明朗的。郭杰也在借評點陶淵明詩歌的機會而提出了自己的詩學觀——既然現代藝術都是生命的表現形式；那么唯有捕捉個體的生命歡顏的詩篇才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詩歌。他說：如螢火蟲一般，“詩人的生命是短暫的/生命的詩歌是永恒的”（《陶淵明印象》）。他在《螢火蟲》一詩中又說：短命而卑微的螢火蟲，之所以在皓月面前毫無愧色，只因她展示的是生命的歡顏。

是的，任何人都有展示其生命歡顏的那一刻；而此刻就是其詩意棲居的“此在”時刻。那么，郭杰究竟是如何理解生命存在的價值與意義的呢？他在《生命》一詩中說：“生命之短暫仿佛瞬息/生命之渺小猶如塵埃/但凡世上每一個生命/都會閃出星辰的光彩/無論銀河是多么浩繁/心弦的獨奏無可替代”。當我們將人這一生命體放置在宏闊的宇宙中來識解和思考時，就不只是看到他們在現實中的卑微與渺小，而更要看到這種卑微身軀背后心靈世界所煥發出的無可替代的光彩。他們可能卑微如曬谷場上偷食的麻雀（《大鵬與麻雀》），也有可能只是夏日柳樹上短命的鳴蟬（《詠蟬》），但正是其現實生存的卑微與艱辛，突顯了他們對生存的執著和生命的珍貴與美好。因此，詩人愿意將現實中廣大卑微人群的“傷感往事”或“記憶中的雪片”，編織成一個個桂冠（《桂冠》），以致敬他們“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用生命詮釋光榮》）。因為他堅信，“個體生命的水滴”，一定會折射出整個“人類歷史的海洋”的全部信息（《恍然如窺》）。

顯然，郭杰認為，現實生活中的人們，無論他們的身份有多卑微，他們的生命有多短暫，但他們靈魂的每一次的閃光，都會推動著人類走向那從來就向往的精神高地。而他們的靈魂之所以閃光，恰恰是緣于他們從自身的生存與生活中，對現實、對人生有了各自獨特的體味和感悟，并形成了其各自獨特的生命表情。當這種感悟與思考呈現于藝術中，也就成了郭杰眼中的“生命的歡顏”。所以，他又創作了一系列關于命運多舛的藝術家的詩篇，再一次解讀了其藝術中的審美情感及其魅力之源?！恫≈幸鳌繁緸樘觳乓魳芳覄⑻烊A的名曲，但詩人卻在同題詩篇中說：正如蚌病生珠，如此感天動地的天籟之音的誕生，也只能從英年早逝的音樂家生命弓弦的滑落處能得到說明。在《二泉映月》一詩中，詩人則從這首世界名曲的旋律中，既看到了如水月色瀉下的世間蒼涼，更是聽到了瞎子阿炳琴聲中瀉下的悲涼以及希望。而恰恰是琴聲中的這種苦盡甘來的希望，“留給了我暗夜歸來的一豆燈光”。而在《詩的震撼》中，當打開那曾經患有腦癱病的鄉村詩人余秀華的詩章，面對字里行間那如“北風卷動枯草”的凄楚和“勝過任何悲涼樂章”的“嗚嗚低鳴”，詩人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震撼。但他意識到，“過去和今天/已經并排在一起/草根和經典/已經并排在一起/不幸和偉大/也已經并排在一起”。顯然，郭杰已經敏感到正在發生的當代詩歌之變：詩歌不再只是傳唱幸福的歌聲，而更應是人們吞吐心聲的歌行。

當然，詩人也正是在這種理性主義的生命觀中完成自我認知的。在《駛向北極》中，面對無數星辰綴滿的天空，他感到：“我這微弱生命/與浩渺無垠的宇宙/轉瞬間融為一體/頓時感到/驚訝、敬畏/甚至帶有幾分戰栗。”時隔一年，他在《仰望星空》中又說：“佇立北極/仰望星空”，他仿佛正輕執北斗，挹起一瓢銀河之水。而所有的星光，都是他夢想的眼睛。其后，他再一次在《星空，就在這里》這首詩中自我指認，詩人自己乃至詩人所屬的七七級群體，其實都是一群仰望星空的理想主義者。只是他們從來沒有像當今的人們一樣，把“詩和遠方”貼在腦門上，以示自己的超塵脫俗。因為這一代人，他們曾經赤腳“穿過冬天的河流”，他們也曾經被迷茫的“晨霧遮掩了遠方的眺望”（《我的腳穿過冬天的河流》），所以，他們對宇宙自然、時代命運乃至人自身的生命，更多的是敬畏和珍重。詩人在《我們，一九七七》一詩中，就以“過來人”的身份這樣自我總結道：“人生路上艱辛登攀/豈敢辜負命運之眷顧/托舉起民族希望/以布滿雙手的厚繭/如今這一代漸次老去/皺紋滿面霜發盡染/自問平生無愧/畢竟曾勇立時代之巔”。

詩人在詩歌中的這種自畫像，實際上也刻畫了中國邁向現代化進程中的一部分知識分子的精神形象。借用他在《午后陽光》中的話，這部詩集與其說是在捕捉每一個普通市民的“生命的歡顏”；還不如說它就像一面古老的銅鏡，既照見了他們微霜的鬢角，更是記錄了他們的快樂與憂傷。這一代知識分子大多出生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歷了共和國時期的歷次重大變革。少年懵懂時期目睹了“文革”；青年時期又親歷了“上山下鄉”。其后，他們又在改革開放、恢復高考和長達四十多年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國家敘事中完成其自我蛻變與精神建構。也就是說，半個多世紀來中國社會的歷次變革，不僅改寫了他們一代人的命運，孕育了他們的思想，也定義了詩人郭杰的“寫作現場”。

在《我的知情歲月》中，詩人以“回想當年”的超脫心態，記錄了他們的上山下鄉運動以及在知青點上的勞作生活。因為他認識到，盡管他們的知青生活是特定時代的一種被動的參與，但這是他們涉足國家敘事的開始。因此，直到幾十年后回憶這段經歷，他仍然在說：“青春之火/燃燒在年輕的胸膛┄┄喂豬這活兒/真有些讓人難忘”。在《門與窗》中，詩人則以一個現場沉思者的姿態，肯定了改革開放之于中國的意義——我們仍然站在原來的地方，但窗里和窗外，卻是晝與夜的距離。而在《深圳傳奇》和《紅樹林》等詩篇中，詩人則以一名學者的姿態，力圖揭示“深圳傳奇”發生的文化密碼。他認為，深圳傳奇不僅僅是深圳人敢闖敢干的結果，而更應該歸功于每一位深圳人吃苦耐勞的精神。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而這些移民們就像深圳灣海邊的紅樹林一樣，只需要一點點苦澀的海水，而獻給人類的卻是根的堅韌和枝的力量。

當然，詩人也更多的是以一名普通市民的姿態，打量著深圳這座由無數“熟悉的陌生人”組成的社會。比如，就在《月光下看?！愤@首詩中，他以“大海”為喻，描述著他眼中的新的人城關系：“我”和大海很陌生，因為猜不出它下一刻怒濤萬丈的形貌；但“我”始終感覺和大海很親近，咫尺之間便完成了內心深處的一次共鳴。那么，“我”與這些熟悉的陌生人群究竟是如何產生共鳴的呢？詩人在《移民》一詩中提供答案：只有當你替他人著想時，他人才會替你著想。在城市社會這一新的生存空間里，人們必須認識到，人與人之間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才是現代契約型社會的道德基石。替別人著想，從“我”開始，恰恰也是人們走向倫理自覺的標志。因此，這實質是詩人在替深圳這一移民社會探尋其內生的倫理結構，也是在為具有紅樹林精神的深圳人重建精神家園。

在一個依靠業緣而非血緣來締結社會倫理關系的現代都市里，如何以公平、正義的現代人道主義倫理觀念來處理城市人群中越來越復雜的社會關系；如何為“燈紅酒綠”“物欲橫流”的都市社會正名；尤其是當個體脫離了集體主義的懷抱后，一致認同的共價值尚未形成，失望、感傷與頹廢往往成普通民眾的另一幅生命表情；這些問題一直是現代都市文學無法回避的。特別是隨著我國城市化時代的到來，中國當代作家又都面臨著從一個從鄉村書寫到都市書寫的轉型問題。因此，我認為，在這一轉型潮流中，郭杰的詩歌寫作是做得比較成功的一位。其成功之處在于，他在承接舊體詩溫柔敦厚的典雅趣味和革命化時期詩歌語言的大眾化傳統的同時，也能立足于現代都市倫理和生命政治這一現實，將各個歷史時期宏大而冰冷的歷史事實還原為你我都能認同的生命體驗，從而為中國新詩在個體的自我表達與大眾化審美認同相融合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作者為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