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倫理　文摘一則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千龍網）

每逢周五，本版摘選兩篇論文。本周選摘一篇，另附過去兩個月的初選論文篇目。

《新京報·書評周刊》在圖書評介的基礎上拓展“學術評議和文摘”這一全新的知識傳播工作，籌備“新京報中文學術文摘服務所”，與期刊界一道服務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事業。每一期均由相關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擔任評議人參與推選。通過搭建學術與大眾之間的橋梁，我們希望將近期兼具專業性和前沿性的論文傳遞給大家，我們還希望所選論文具有鮮明的本土或世界問題意識，具有中文寫作獨到的氣質。

此為2026年第5期（總第20期）。作者高慧琳、王垚講述了腦機接口技術的倫理問題，尤其是可能消解人的主體性這一潛在風險。科技日新月異，從自動化設備、仿生人、聊天機器人，再到腦機接口，各類技術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速度嵌入我們的生活與生產。其中，腦機接口技術受到的關注相對較少，而它參與人體活動的程度又最深刻。近年來，該技術在醫療康復、養老助殘等領域已取得諸多實績，在幫助恢復與延展身體機能方面展現出巨大潛力。當然，需注意的是，技術發展不能僅以效率為導向，否則機器逐漸取代人的判斷，人的主體性亦可能隨之遭遇侵蝕。試想，當身體已發出疲憊的信號，而機器卻堅持“不要休息”——那一刻，是人使用機器，還是機器在使用人？本期另附“1-2月備覽文獻索引”，將初選論文輯錄于此，供大家索引。

本期由《科學技術哲學研究》授權摘轉。

腦機接口技術與人的主體性

腦機接口技術的原理是通過在頭皮表面放置一定數量的電極，從而收集從大腦皮質處產生的神經信號，通過對信號進行解碼并形成運動指令輸出給身體或外部器械，不同肢體部位與大腦區域存在一定的對應關系。

腦機接口技術利用機器與大腦連接，對人類聽、說、想進行重構。腦機接口技術應用在實驗中給接受癲癇或腦瘤神經外科手術的患者提供聲音刺激，從植入顳上回和顳中回的皮層表面電極陣列獲取記錄到的神經信號，并獲取相應重建的聲音頻譜圖，對輸入的語音信號進行重建，即“重構所聽”。利用用戶說出的完整句子進行解碼來合成語音，即“重構所說”。通過將屏幕上的目標單詞或句子呈現給使用者并使其嘗試產生相應語音，進而通過深度學習模型進行解碼和檢測，揭示在無酒精和癱瘓的人的感覺運動皮層活動時可用于實時解碼完整的單詞和句子，即“重構所想”。由此可見，腦機接口技術未來可能讀取或控制人類聽、說、想等意識行為，當人腦與機器實現無縫銜接和信息實時交換，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人與機器的相互嵌入，推進了人與機器的深度融合。

但是在人機交互的過程當中，由計算機完全控制且用戶無法影響的閉環腦機接口應用程序很可能會顛覆用戶的自主性。腦機接口技術的研發初衷是實現對個體部分感知、行為與認知功能的補償，在人機交互的過程中一旦以實現“技術目的”被濫用，必然會面臨人的主體性地位被消解、主客體邊界模糊，甚至主體認知被重構等倫理風險。

主體意識削弱。一旦“我”的記憶、情感和意識全都可以被編碼時，“我”是否還存在？若人無法依靠自身做決策而是完全依賴外界力量，人則無法成為主體。如腦機系統不會因為疲勞或情緒不佳而“休息”，但是人作為生物體需要通過睡眠緩解神經疲勞。當系統受到攻擊時，可能通過影響個體神經活動使個體產生“我不需要休息”的想法，此類“讀心術”可能會誘使受者做出與自我意識相悖的行為。

主客體邊界模糊。在傳統認識實踐活動當中，人為主體，機器為客體。大腦是“人類最后的隱私邊界”。除了人對外部設備進行控制外，機器也通過反饋系統實現對人腦的刺激與控制，甚至直接讀取和編輯大腦神經數據信息，進一步通過與虛擬現實技術的結合誘導受者產生認知錯位，最終導致受者自我同一性分解和認知模式改變。

主體認知重構。人們對世界認知的產生主要通過感官、想象、記憶、思維、語言、情感等構成。腦機接口技術不僅在視覺和聽覺上加強人們的沉浸性與交互性體驗，更是在意識層面實現直接干預，使個體產生“我認為我看到了”“我以為我得到了”等虛擬的意識體驗，難以判斷“是技術控制下的經驗”還是“環境的真實反饋”，由此混淆人對現實世界的認知與體驗。

馬克思主義認為，主體性以人的解放為邏輯主線。腦機接口技術可以通過替代人類行為與認知能力，在思維和肢體上拓展人類機能，進而發展人的主體性作用，實現對人的解放。人作為主體受到社會關系的制約，其能動性來自自身的意識，如果失去了自主意識和能動性，雖然人依然是人，但不再是作為主體的人。當人與腦機系統實現直接交互，大腦獲取外部信息途徑發生改變，其神經通路模式也會隨之調整，進而可能導致主體記憶、思維方式、心理感受等被重塑。腦機接口作為一種新興的顛覆性技術，其終極目標是讓無生命的硅基器件與碳基生命進行有機融合，實現生命進化的新篇章。技術研發人員應當警惕腦機交互過程中產生的高電壓強磁場在干擾大腦生理過程時是否會打破人類先天生理平衡。研究者和使用者應當主動引導技術應用走向良性發展，完善相關倫理框架和法律政策，加強倫理體系建設，通過算法的提高加強神經數據的隱私性和保護性，制定技術倫理評估體系和反饋機制以避免主體性被消解和重構。（詳見高慧琳、王垚：《人機交互：腦機接口對主體性的消解與重構》，《科學技術哲學研究》2025年第4期，頁74-81）

1-2月備覽文獻索引

本索引所列均為1-2月初選篇目，因其獨特選題或視角，特此輯錄，以供讀者朋友們參考。以下文獻按作者的首字母順序排列。

曹剛：《論文化人的“裝”》，《道德與文明》2026年第1期，頁5-9。從《繁花》劇組的“古二”錄音事件到江蘇科技大學的郭偉造假事件，一個關鍵詞被忽略了，這就是“裝”。“裝”如同一條隱秘的線，串聯起兩個看似不同的事件。“裝”，并非尋常的修飾與體面，而是一種旨在塑造特定自我形象以實現某種策略性目的的社會表演行為。

陳本皓：《AI論文自動生產中心——關于知識生產新范式的思考》，《開放時代》2026年2月7日，線上新媒體版（2026年3月1日訪）。我們以為寫作本身就是知識，以為文獻的堆積就是學科的增長，以為系統化的論述就代表了思想的深度。然而，當AI能以極低的成本生成這些外部形式時，我們不得不重新追問，那些形式所指向的內核究竟在哪里。

馮輝：《市場化催收調解機構的法律規制》，《法制與社會發展》2026年第1期。市場化催收調解機構有助于提高催收的合規性與效率，實現調解的經濟與社會功能。然而，這類機構目前尚存在法律依據缺位、法律定位模糊、登記管理制度與監管主體不明確等問題和風險。

李凌：《以人為媒與他者臨場：“閑聊”輿論的道德調節機制和規范機理》，《齊魯學刊》2025年第2期，頁57-65。口傳道德輿論既不深奧也無邏輯,卻能生動地反映出人們所聊的共同體最緊要的利益關系和道德規范,并借助于他者的臨場而發揮其輿論之調節功用,使眾人能服膺于體系性、規范性的道德要求。

劉強、俞涵：《“電子布洛芬”的物質性與媒介化療愈》，《青年記者》2026年第1期，頁106-112。在深度媒介化的社會中，情緒不再是純粹的個體心理體驗，其通過媒介技術的物質性實踐，得以被轉化為可存儲、可操控的“情緒膠囊”。媒介內容通過格式化過程模擬藥物機制，使社會情緒得以溶解、封裝并被個體攝取，從而實現情緒的擴散與療愈。

馬草原、倪修鳳、李清彬：《“族旺返原籍”：宗族力量與農民工返鄉》，《當代經濟科學》2026年第1期，頁61-74。通過使用2018年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數據（CLDS），實證檢驗宗族力量對農民工返鄉的影響，研究表明，宗族力量能夠對農民工返鄉產生積極促進作用，原籍地區宗族力量強度越高，農民工返鄉的可能性越大，而家鄉認同和特殊信任是宗族力量影響農民工返鄉的兩個重要途徑。

戎宗柳：《以山為奩：明清福建的嫁妝與山區開發》，《中國經濟史研究》2026年第1期，頁17-29。明中葉前后，在福建山區，締結姻親關系、索取嫁妝成為外來移民參與山區開發的重要途徑。他們通過娶本地女性，以嫁妝形式得到經營妻家山場的權利，并簽訂契約作為產權轉讓的憑證。婦女參與土地轉讓，不只是性別權利的議題，也是山區開發的重要環節。

肖文婷：《歷史敘事如何為記憶塑形？——保羅·利科記憶理論探析》，《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5年第5期，頁139-147。敘事逐漸成為歷史與文學的共有屬性。保羅·利科認為歷史敘事的表象策略能夠產生類似于記憶—圖像的“似真性”,從而達到為記憶塑形的目的。借助敘述融貫性，歷史敘事實現了對不在場事物的一種在場表象，從而確證過去的事件“曾經存在過”。

俞明雅：《錢塘潮患與吳越王錢镠形象的再發明》，《文化遺產》2026年第1期，頁119-127。清雍正時期，吳越王錢镠作為浙江“江海保障之神”的典型被敕封為“誠應武肅王”，列入國家祀典。在此之前，錢镠實則并不具備江河水利守護神的神格。這種自上而下的單向度神圣性建構，既與錢塘江潮患日益嚴峻的特殊情境密切相關，亦是錢镠治潮英雄形象廣泛流傳與錢氏后裔群體積極推動等多重因素耦合的產物。

本期評議：梅劍華　陳新宇

文本摘選：羅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