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對立，追求和平：再定義東亞安全共同體

維持東亞區域的持久和平，建構東亞安全共同體念，東亞國家重要安全政策選擇，推動區域內安全合作的目標。當前東亞安全局勢復雜而動蕩，充滿了挑戰和危機，東亞安全共同體的建構帶來很大不確定性。然而，東亞區域是一個擁有數千年歷史的文明體，有著深厚而豐富的文化積淀和經驗積累。我們應回歸并提倡東亞文明價值，將超越西方主導的強權政治和意識形態政治，將扭曲的東亞安全關系在翻轉回東亞原有的邏輯，建構東亞共同體，確保符合東亞國家和人民實際利益的持久和平。

一、 東亞安全共同體的文明基礎

東亞是世界文明體系中一個重要的板塊，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主體文明體。盡管有過古代的沖突，但整體的東亞文明體系能夠延續五千年，不僅在東亞大陸經過兩千年的歷史演進，實現了大陸的東部平原、西部荒原、北部草原和西南部高原的“四原聚合”的華夏為核心的大一統文明整體結構，而且還向東北亞的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以及東南亞的中南半島越南、部分菲律賓和馬來半島延伸的儒家文明體系建構，并有佛教和伊斯蘭宗教附著伴生的綜合系統聯結。這是一個多元一體的東亞文明體系。

在這一東亞文明體系中，出現了以一個延綿兩千年的“華夷體系”，大陸農耕文明下的中華不可進行無限制的“帝國擴張”（游牧蒙古元朝例外），需要存在他者的周邊“夷”的合理存在。古代中華統治者明確認識到“四夷順而中國寧”的道理，需要維持一個古代東方的相對穩定的安全結構。。通過中華文明的主體性演進，支撐起以中華文明為主體的東亞國際體系，它通過所謂“天朝上國”的“冊封”，和周邊非華夏民族的“朝貢”，形成了一種二元結構的相對穩定的區域性文明秩序，也是一種區域性的安全秩序。雖然近代以來世界，在西方主導下的全球以工業文明體系中，由主權民族國家為核心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亞”國際體系。“華夷體系”顯得不合時宜，但它是一個自古以來的歷史事實。

這種體系直到西方殖民體系的東擴，兩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英緬戰爭、俄羅斯的東擴、“脫亞入歐”的日本的強權擴張、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東亞“華夷體系”徹底結束。然而，東亞民族仍然保有一個亞洲和平的理想和追求。朝鮮半島的義士安重根所撰寫的《東洋和平論》著作所提倡的“東洋和平”精神，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指明的東亞和平整合，李大釗提出的“亞洲聯邦”的構想，都展現出東亞民族共同應對西方殖民擴張的共同訴求。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通過的“和平憲法”，并長期維持憲法“第九條”的原則，是將和平作為國家建構的靈魂。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以來，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直將此作為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核心。而1955年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提出的十項原則中，則強調不以侵略行為或侵略威脅或使用武力來侵犯任何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要用和平方法解決一切國際爭端。

這是東亞長時段的大歷史演進過程中，維持東亞和平的文明的傳統、結構性基礎和精神的淵源。這對未來東亞安全共同體的建構所具有歷史傳承和理論支撐。

二、 東亞和平的文明整合與安全對立的政治撕裂

冷戰期間跨大西洋的國際政治對立和意識形態競爭，嚴重外溢到東亞。東亞國家和民族深受意識形態對抗之苦，民族國家內部因政治的對立而長期遭受分裂的災難。朝鮮戰爭將一個大韓民族分裂為南北尖銳對立的兩個國家，一場朝鮮戰爭給半島帶來了巨大的痛苦；臺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民也被分割開來，使得殖民時代以來的西方勢力仍然發揮著切割的作用；越南亦被切分為南北兩個政權，而殘酷的越南戰爭帶來的嚴重毀壞讓人記憶深刻。

冷戰結束給東亞國家帶來了和平的機遇。東亞國家開始了推動區域合作整合的進程，“東盟+3”的整體東亞區域合作順利開展，并將合作目標確定為建設“東亞經濟共同體”。中日韓合作亦順利推進，三方領導人峰會為東北亞的合作未來確定了方向。“六方會談”則為朝核問題的解決和東北亞安全穩定的保持，設定了路徑。東南亞國家則于2015年宣布建立“東盟政治安全共同體”。東亞國家奉行的“開放區域主義”理念和推動的多層次區域合作實踐，東亞文明體的內在凝聚力以顯現出它的效用，為東亞未來的安全共同體創造了良好的建設空間。

然而，東亞國家間政治制度的差異和意識形態的不同，仍在東亞民族間的樹立這一道藩籬。特別是近十年來域外國家高調推行“印太戰略”，將符合西方國家戰略利益的所謂“基于規則”秩序，運用于多元一體的東亞區域。其結果，使得東亞國家被拖回到意識形態劃線和冷戰式對立結構中。朝鮮半島南北再次陷入嚴重對立狀態，甚至有爆發沖突的可能；臺灣海峽退回到嚴重分離和相互抗拒的，也有引發中美直接沖突的可能；而南中國海也激起了中菲發生了海上對立摩擦的狀況。這些看似傳統主權安全問題，其背后更深層次的是政治與意識形態對抗的結果。東亞區域似乎成為“今天烏克蘭，明日東亞”的國際安全的風險區域。

當前國際局勢動蕩不安，俄烏沖突和哈以沖突給國際社會籠罩上了一層戰爭的烏云。美國有學者表示“我們正向前走回到十九世紀的將來”（We are heading back to the future of 19th century）。確實過去19世紀的“強權政治”弱肉強食的爭斗和二十世紀的“意識形態政治”的競爭加遏制的行為，日益成為國際關系的突出現象。布林肯國務卿不久前表述的“餐桌和菜單理論”（'table and menu theory'），還是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2月接受美國媒體采訪時說，美中競爭是理念之爭，是關于民主社會和人類自由的偉大理念與共產主義國家比民主國家更強大的理念之間較量，美國不希望看到中國主導世界。難道東亞國家一定不可避免的走向對抗和沖突嗎？

三、 東亞和平的文明基礎與安全共同體再定義

東亞區域已經維持了五十年的和平穩定局面，使得東亞國家能夠發展和繁榮，成為世界最重要的經濟板塊，為世界的和平提供了重要的經濟支撐。未來，東亞民族內部或國家間真的會爆發武裝沖突，乃至國家間戰爭嗎？冷戰結束以來東亞區域和平穩定的大局，可能被打破嗎？這似乎在國際社會中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東亞區域的多元一體化的文明傳統和“華夷秩序”的二元協調的歷史邏輯，是否可以再次發揮作用，從而東亞國家能夠超越對立，避免沖突，維持一個以文明體為協調基礎的長治久安的局面。

我們需要把握世界發展的大趨勢。當前的國際政治存在著一種四個象限的模塊樣式：如圖所示的“強權政治”、“意識形態政治”、“威權政治”，和未來將形成的“文明政治”。

十九世紀的強權政治邏輯，導致了全球性的殖民擴張與沖突，特別是造成了二十世紀前半期的兩次世界大戰。而二十世紀后半期的意識形態政治，導致了整個世界陷入一場恐怖“核冬天”威脅的冷戰。今天世界則在假以泛民族主義（泛斯拉夫主義、極端錫安主義）所造成的相當程度的威權政治的利益和追求，造成了當前的俄烏沖突和哈以沖突。這三種政治形態在亞太地區都在分別發揮作用，影響著相關國家的外交政策和對外行為。

美國將西方文明的“民主”“自由”價值觀，加以政治化，進而意識形態化，甚至將國家間的社會經濟關系進行了泛安全化。其結果，導致了東亞區域本來正在推進的一體化整合進程，受到嚴重阻礙，甚至走向相互對立。東亞區域出現了大陸東亞和海洋東亞的撕裂，并可能相互間的摩擦和沖突。東亞區域內內部的分離和國家間出現的結構性對立，導致東亞共同體建設似乎已不再成為一種國家戰略目標，更遑論東亞區域安全共同體的建構。

然而，東亞區域作為一個地緣板塊。政治的對立和安全的矛盾，并沒有使東北亞的儒家文明圈消失，而東南亞各民族多相互共生共存共榮的現實正在得到強化（東盟的三個共同體）。東亞仍然是一個文明體，具有相互深度相互依存的區域性整體。可以預見，一旦區域內發生戰爭，沒有一個國家和民族是贏家。因此，中國在處理臺灣問題時一直主張“和平的方式”實現國家統一；在處理南海問題時主張“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應對東海矛盾時強調與日本的公平合理的解決問題；調解朝鮮半島南北對立時更是倡導相互尊重

近年來，中國學術界越來越強調安全的不可分割性的主張，這與筆者多年來就一直主張的 “整體安全”的理念相一致。在東亞文明邏輯中，“太極”中的“陰陽”平衡世界，強調國家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辯證關系。中國的傳統醫學理念中的“五行”的互動系統，體現了人體，乃至區域國際社會的相互聯動而不可分離的整體性。我們看到的是東亞是一個相互連接、相互依存、并行不悖的多元文化聚合的整體。

上圖是筆者試圖建構的中國“新安全觀”分析框架。源于歐洲的“共同安全”理念，發端于日本的“綜合安全”理念，起與東南亞的“合作安全”理念，都為東亞國家所接受。中國再加上“可持續安全”理念，形成了中國所倡導，并為東亞國家所認可的“亞洲新安全觀”。這是一種源于東方，連接西方，升華傳統的新型的安全觀，并可延伸到全球而實現一種世界性的“普遍安全”。綜合以上為東亞國家所提出并接受的安全觀點，筆者試圖用結合東方傳統文化內涵的“整體安全”概念，加以概括和提升。如果說西方的傳統安全觀，更多是為國家安全戰略服務的，是國家安全政策的指導原則，他的出發點是基于國家自身的安全需求，而東亞的“整體安全”則是基于區域的不可分割的整體利益，形成了一種事實上的安全共同體。

我們需要基于文明為基礎，東亞民族應基于文化的統一性和一致性，實現國家的整體性建構。區域內各國則應基于文明的相通性和共享性，建構區域性相互依存和互聯互動的整體性的安全關系。

我們可以提煉東亞文明的內涵，再定義東亞區域的安全共同體。第一，共享的文明體系，奠定區域安全共同體的基礎；第二，共進的歷史演化，認清區域安全關系的傳統連接；第三，辯證的二元秩序，理解區域安全穩定的有效樣式；第四，相通的族群血脈，理解區域人的安全和生命體的不可分割；第五，相似的語言文化，促進安全關切的相互交流和尊重；第六，交融的宗教融合，把握區域安全的包容互鑒；第七，相近的生活方式，推動區域安全利益的關聯；第八，聯動的經濟鏈條，決定區域安全的深度依存。

鑒于以上的文明要素聚合分析，應該認識到東亞各國處于一個區域整體的安全共同體之中。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并沒有歷史和文化的依據，所謂的“中國恐懼論”，更是無源無意義的心理幻覺。還應該看到，東亞安全共同體的分解和撕裂，受害的是東亞區域的國家、民族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