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梧：重返歷史深處，閱讀馬克思｜京華學記

張梧，北京大學哲學系長聘副教授、研究員、哲學系主任助理、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副主任、中國人學學會秘書長、博士生導師、尼山學者，入選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青年拔尖人才項目。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社會發展理論、人學與文化哲學等方面的研究，在《哲學研究》《北京大學學報》等權威期刊發表論文50余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學術帶頭人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專項等國家級和省部級課題多項，獲首屆高清海學術基金獎論文類一等獎、興證全球獎教金杰出青年學者獎等國家級和省部級獎勵多項。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研究讀本》《當代文化發展的理論審視》《社會發展的全球審視》等著作多部。

當工作節奏日益模糊了生活與勞動的邊界，當算法推送無形中“接管”了閑暇時間，你是否也曾困惑：我們究竟是在占有物，還是正在被物所占有？在關于人與物關系的諸多思考中，馬克思主義哲學提供了一種尤為深刻而獨特的審視視角。我們或許都能隨口說出幾句它的經典命題，如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的，運動是有規律的，規律是可以認識的。在許多人的記憶里，這些命題是考卷上的標準答案，是束之高閣的抽象理論。若要完整而具體地把握馬克思的哲學意涵，唯有沉入他的文本，走進他思考的歷史現場。

2007年，一位二十歲出頭的哲學系本科生在專業刊物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嘗試以思想史的路徑來把握馬克思的哲學。次年，他又寫了一篇長達10萬字的本科畢業論文，專論馬克思和阿倫特。隨后他跳過碩士研究生階段，以滿腔熱血進入直博生活。博士畢業后他又成為一名哲學系教師，一路研讀，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社會發展理論、人學與文化哲學等領域均有獨到的研究。初學者與偉大思想家的緣分，始于那些跨越時空的文字。多年后，他回憶起當年待在宿舍里思索未來選擇時，最初的堅定未減分毫：“讀來讀去，還是對馬哲的文字最有感覺。”這份堅定，不是從文本到現實的簡單平移，而是一種持續的往返：一次次重返歷史現場，一次次以兼具歷史感與當下性的方法，去觸摸所論議題的脈搏。這是一條通向人、社會與文化整體理解的哲學長路。

他是張梧，執教于北京大學哲學系。在初春的北大校園，記者見到了這位青年學者。我們從他的學術來路談起，一直聊到馬克思主義哲學（以下簡稱“馬哲”）的當代意義，聊到“生活世界”，聊到那些被手機填滿的閑暇時光里，人該如何建設自己的完整性。

一個年輕人的興趣和緣分

新京報：張老師好，請你向我們簡單講述你的學術經歷。你最初是如何走上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道路的？是否有比較關鍵的節點？

張梧：2004年，我從上海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就讀本科以來基本上就沒有離開過北大這個院子。在本科階段，我對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都有非常濃厚的興趣。當時，我們的班主任是楊學功教授，他對培養學生傾注了非常大的心血，經常和我們在一塊兒聊天探討問題。學功老師還在我本科階段送了我保留至今的一整套老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他的引領下，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有了一個初步了解。

臨近畢業，我面臨保送研究生的問題。我讀來讀去，還是對馬哲的文字最有感覺。我相信這個就是緣分。當你跟一個思想家的文字沒有任何障礙的時候，這就是你最好的選擇。

我們大家知道，每一個哲學家都是一個思想宇宙或者說哲學星球。他們有自己的語法和密碼，也有自己所關注的問題，還有自己討論問題的方式。如果你能夠輕而易舉地破譯他們的語言密碼，跨越學術話語的障礙，也就是說你和這個思想家其實在冥冥之中有著一份莫大的緣分。所以我當時就堅定地選擇了學習馬哲。

卡爾·馬克思（德語：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肖像照，由英國肖像攝影家約翰·梅耶爾于1875年拍攝。

沒有想到，我們系德高望重的一位馬哲專家豐子義教授，當他知道我的本科畢業論文寫了10萬字——那個時候做的是馬克思和阿倫特——就讓我讀他的博士研究生。于是我有幸跳過了碩士研究生階段，進入直博，后來也拿到了馬哲的博士學位。我在這個領域感受到了北大馬哲學術傳統的滋養。從此以后，我就走上了馬哲研究道路，從來沒有動搖過。

新京報：這是我在現實生活中第一次聽到本科畢業論文有10萬字，篇幅已經接近博士學位論文。

張梧：“初學三年，天下無敵；再學三年，寸步難行”，當時我處于一種無知無畏的那種狀態（笑），比較敢寫。

新京報：早在攻讀本科時，你還發表論文《從思想史路徑把握馬克思哲學的可行性研究》（《福建論壇》2007年第5期），闡釋了一種研究和把握馬克思哲學的新的路徑，即“思想史的路徑，主張從思想史路徑來把握馬克思的哲學”。歷史作為一種方法，在你的哲學研究中為什么是重要的？我們知道，從20世紀后半葉起，特別是進入本世紀以來，全球的學科訓練和學科研究都呈現出高度專業化和技術化的特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并不太注重歷史。你的哲學研究特別強調“史”的部分。這種研究和寫作的歷史感是怎么形成的？

張梧：之所以重視歷史，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是從馬哲的學術研究角度來講，我們希望把馬克思變得更加立體、豐富、鮮活。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讓馬克思回歸到他的思想史的脈絡當中去，讓我們看到馬克思哲學的背后具有深厚的哲學底蘊。就像冰山理論一樣，馬克思本人的哲學思想可能是浮出海面的10%，還有90%的內容——比如他對古希臘哲學的涉獵、對整個西方人文主義傳統的汲取，再比如對法國共和主義以及法國社會主義思潮、德國古典哲學、英國政治經濟學等思想的吸取。相比于教科書的由厚到薄，我當時之所以想做思想史的路徑，是希望再由薄到厚理解馬克思。

恩格斯（左）與馬克思（右）在一起。

二是我們馬哲本身就比較強調歷史感。恩格斯當年評價黑格爾的哲學說，黑格爾的哲學有一個無與倫比的長處，就是它以巨大的歷史感為基礎。實際上馬克思哲學也是以歷史感作為一個巨大的基礎。因為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應該說是人類社會的一個斷裂時刻，包括馬克思本人的哲學，也正好處于從古典哲學到現代哲學的一個斷裂時刻。要想清晰地認知馬克思——包括他的獨特性——必須有一個歷史縱深為背景。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研究讀本》

編著：張梧

版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11月

在歷史之中把握歷史，在現實之中領會現實

新京報：讓我們轉入你的研究。在二十余年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歷程中，馬克思的人生經歷和哲學思考，尤其讓你癡迷的有哪些？

張梧：特別吸引我的地方是在于，馬克思主義哲學，或者說從馬克思一直到毛澤東這一條思想長河里的哲學家，包括國外的很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等：他們身上有一個活的靈魂。

馬克思有過一個說法，他說“一切內在條件一旦成熟，德國的復活日就會由高盧雄雞的高鳴來宣布”，他的這句話跟他的前輩黑格爾另外一句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黑格爾說“密涅瓦的貓頭鷹要等黃昏到來，才會起飛”。大家知道貓頭鷹是晚上才開始兩眼放光。黑格爾講只有等我們白天的事情全都結束了，日落黃昏，夜幕降臨，才有能力對白天所發生的所有事情進行一個系統性反思。所以黑格爾就講了，哲學是一種事后的反思。但是馬克思不是，馬克思是面向未來的，他是要用“高盧的雄雞來去暢想”（的方式）去喚醒德國的民眾。

這意味著馬克思并不是去做事后反思，而是在時代的展開過程當中就把握時代的根本邏輯，這一點是極其難的。

我們可以舉出很多的例子，比如馬克思寫《共產黨宣言》只有30歲。1848年那個時候，世界上唯一一個完成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只有英國，德國、法國還沒有徹底完成資本主義工業化。也就是說在這個時刻，實際上資本主義還處于青春期，而馬克思就已經試圖把握資本主義所具有的根本性矛盾。再比如，馬克思評價法國的路易·波拿巴復辟，斷言路易·波拿巴必將被推翻，但那個時候路易·波拿巴在法國還處于一個長期執政的狀態。

電視劇《長征》（2001）劇照。

列寧也是這樣，毛澤東也是這樣。比如毛澤東有一篇我們今天很多人都在談論的經典文章《論持久戰》，這是他1938年5月寫的。1937年7月7日發生“盧溝橋事變”，全面抗戰剛爆發十個月，他就完成了《論持久戰》，對戰爭的進程、走向和結局都作出了非常準確的戰略性預見。這是一種讓人感到驚訝的能力。在歷史之中把握歷史，在現實之中領會現實，這是我們馬哲所獨有的一種魅力。它體現的是哲學能夠介入現實思考的一種能力。

“作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之所以能夠‘開啟出一種新文明類型’，是因為中國式現代化在充分吸納現代成果的同時也承擔起揚棄以往現代化弊端的文化使命。” ——張梧：《新的文化生命體：基于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考察》，《哲學研究》2023年第11期。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青年學術帶頭人項目“馬克思發展道路理論的哲學意蘊研究”。

新京報：這是一種進入現實世界的獨特方法，是傳統哲學或者說傳統學問不具備的。我們應當如何具體地理解？

張梧：如果用兩句話來概括馬克思對他的哲學的理解，那么第一句話就是對現實社會的理解，要優先于任何的哲學反思。所以他說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解釋世界，而在于改變世界。

因此接下來第二句話就是，凡是現實中所暴露出來的矛盾之處，便是我們理解現實的最佳入口。怎么把握現實？這個現實都在我們每個人的面前，但問題就在于這個現實它并不是完全自洽的。這個現實里面有許許多多的矛盾，這個矛盾就是現實向我們敞開的一道口子，我們可以把這個口子給撕開，然后去看到它的邏輯。馬克思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去看待現實社會的。

他去讀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當他一旦進入經濟學的討論，馬上就意識到了現代經濟學的一個根本性的矛盾。亞當·斯密也好，李嘉圖也罷，他們都認為價值是由勞動來創造的，但馬克思看到的是，既然說價值是由勞動所創造的，為什么從事勞動的工人卻在現實生活當中處于貧困這樣的一種悲慘的境地？再比如，我們理論上講法律是全部公民基于公義制定出來的，也就是說法律代表的是一種普遍利益。但馬克思看到的是，在當時的歐洲，為什么在現實當中吃虧的卻往往是窮人呢？他就看到了這個矛盾，看到了理論跟現實之間的張力。

新京報：在矛盾中提問題，這也啟發著現代社會科學研究，尤其是如何尋找研究問題、如何提出具有問題意識的問題。

張梧：是的，而且馬克思還會給我們一種前提性的批判，這一點也非常深刻。因為我們今天的社會科學會不假思索地、未經批判地去接受一些前提。比如在我們的一些研究中會假定一種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社會的一個個體，是一個能動者、“agent”，然后去討論能動者在一個結構當中如何行動、如何互動。馬克思曾經非常精彩地給我們解構過“個體”這個概念，他告訴我們個體恰恰是被現代社會發明出來的。

如果不理解這一點，就很難理解亞當·斯密為什么是錯的。因為亞當·斯密《國富論》的開端就是兩個理性的個體，基于分工而交換：一個漁夫和一個獵人兩個人相遇了；獵人想要吃漁夫手里的魚，漁夫想要拿到獵人手里的兔子，于是他們進行了交換；于是我們發現人類社會從古至今就構成了一個基本模型。但是馬克思說這個基本模型是虛構的，它實際上只有在現代社會才這樣，古代社會并不如此，因為古代社會每一個個體并沒有獨立，每一個個體處于一個共同體之中。

動畫片《瘋狂原始人》（The Croods，2013）畫面。

如果按馬克思來講，亞當·斯密《國富論》的開端應該是這樣的：一個漁夫和一個獵人相遇了，相遇了以后他們并不是進行交換，而是非常驚訝地在那里“爆粗口”（笑），“你是誰？你為什么進入我們這個領地？”“你手里的兔子是不是在我們這個山上打的？”他要報告他的首領，我要報告我的首領，然后大家回去各自找首領，各自找自己的族人，然后過來火拼一場。真實的邏輯可能是這樣的，因為個體屬于部落，屬于共同體。而個體是怎么從共同體當中誕生出來的，這本身就是現代社會的一個誕生史。

在歷史與現實之間的馬克思主義哲學

新京報：馬克思在他的時代闡釋了機器大生產與人的異化。我們是否還可以用他的哲學遺產，思考當下的自動化技術或者人工智能與人的關系？

張梧：在馬克思的哲學中，有一個區分看上去微不足道，卻至關重要：機器和機器體系。很多時候機器被我們理解為一種工具，那么人運用工具，人就是主體，機器作為工具，它就是一個客體。比如我現在想用一支筆，駕馭這個工具，這個時候人是具有主體性的。

馬克思告訴我們，這恰恰是一種小生產的狀態。當年他面臨的一個變革是，小生產正在向機器化大工業轉變。什么叫機器化大工業？也就是機器體系。在機器體系當中，機器或者說技術就構成了人的工作的環境、生存的平臺、社會的底座，致使人的奴役程度被大大地加強了，人的自由度被大大地減小了。

馬克思曾經舉過一個例子，這個例子非常深刻。小生產狀態，也即手工業狀態，在這個時候最值錢的是手的神秘性。什么叫手的神秘性？我們中國人最有發言權。比方說，我們去任何一家北京的餐館，只要是中餐館沒有預制菜，全是靠大師傅這一雙手炒出來的，那炒菜的師傅就具有手的神秘性。從炒菜到出鍋，整個過程全部依賴于這雙手的神秘性。油溫四成熱，這個溫度怎么判斷？火候要到一定的程度，這個火候怎么判斷？出鍋前的那一剎那，鹽少許，到底少許到什么程度？這完全都基于炒菜師傅的這一雙手。換一個炒菜師傅就炒不出那個味道。機械化大工業是什么？與之對應的是麥當勞，一切都標準化、機器化。它不再依賴于你手的神秘性，油溫多少，時間多少，機器體系全部都控制好了。于是你的這雙手變成了一個零件。其實今天的人工智能，還是在機器大工業的這個基礎上，它只不過是機器大工業的智能化。機器大工業這個機器體系構成了我們的生存境遇，構成了我們的一個總體性的框架。

大家老是在講人工智能會讓智能體替代人。我們要知道，這些智能體之所以能替代人的前提是，人已經被矮化為一個零件了。無論是白領、會計師還是文職人員，都不是無可替代。因為你不是一個完整的人，你是一個零件，所以你可以被替代。

馬克思還看到了，機器化體系另外一個變化就是生產的時間被大大節約了，我們會有越來越多的閑暇。但問題就在于我們人的閑暇是否完全用于人自身的發展？如果我們把空余時間用在了無意義的娛樂當中，而沒有用于自身的發展，我們就還是處于一個工具性的地位，沒有從工具變成一個人，所以仍然可替代。我們是否有這樣的一個足夠的自覺，能夠充分地運用由機器體系所節省下來的這些自由時間，用于自身的發展，使自己成為一個全面發展的人、充分發展的人，把自己變成驅動創新的人，而不是被創新驅動的人。這是馬克思的哲學對我們來說特別關鍵的一個警醒。

《社會發展的全球審視》

作者：豐子義 郗戈 張梧

版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4月

新京報：新技術正在改變我們，重塑我們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如何思考，以及如何度過閑暇時光。刷手機，尤其是刷短視頻，正在成為很多人消磨時間的一種方式。它讓我們獲取信息變得更快、更直接，不知不覺就讓人沉浸其中；可是每次關掉手機，回過神來，又常常會有一種揮之不去的失落感和愧疚感，覺得時間就這么“被偷走了”。

張梧：在這一點上，實際上今天技術的發展超出了馬克思的想象。

電影《摩登時代》（Modern Times，1936）劇照。

我現在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如果把你扔到卓別林的電影《摩登時代》里，讓你成為那個機器體系流水線當中的一個零件，你是受不了的。因為異化，你很清晰地感受到痛苦；因為非常機械地重復同一個動作，日復一日重復同一個動作，你會感受到無聊。機器、機器體系叫生產資料，是在人的身體之外的，我們和它處于一種直接對抗的關系，可以清晰地感知到這種生產的痛苦、無聊、異化的狀態。而今天出現的機器成為我們人的一個器官，它其實已經進入到人的身體了。雖然這個手機還在我的身體之外，但是我們今天已經離不開手機了。如果離開手機半小時，你會特別沒有安全感。它已經和人連為一體了，成為你的一個器官。

把握“生活世界”

新京報：除了歷史感，你的哲學研究也兼具當下性，關注當下人的處境，以及我們正在經歷、正在感受的問題。在你的學術生涯中，有沒有一個具體的時刻，讓你意識到理論研究必須“回到現實”去解釋新問題？

張梧：確實有。我可以舉很多例子，這些例子都讓我感受到了理論跟現實之間的反差。

《<大綱>：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

作者：[意] 奈格里

譯者：張梧 孟丹 王巍

版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1月

舉一個例子。在我讀博士的時候，我翻譯了奈格里的《<大綱>：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奈格里非常有想象力，他構想了一個時代，認為今天的資本主義已經從列寧斷言的帝國主義開始向他所謂的“帝國”轉變了。美國的世界警察角色和全球霸權，為了維護美國這個狹隘的國家利益，我們管這個叫帝國主義。但是在奈格里看來，現在大家忠實于資本的利益，而資本已經超越了國家的疆界，不再以某個國家為內核。奈格里的帝國理論構建起了一個他認為無中心的、流動的、沒有中心的世界。這個涵蓋了所有人的。但是后來特朗普上臺了，他提出來一個口號，叫“美國優先”，這讓我們意識到帝國主義又回歸了。奈格里所講的只是一種想象，實際上還是美國至上這樣一種狹隘的利益所在。這對我的刺激還是蠻大的。

奈格里他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一個判斷？就是因為奈格里的眼睛當中，他只看到了美國這種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金融資本和服務業資本的泛濫，也就是說奈格里所想象的是一個橫向的資本流動，沒有看到這個橫向展開是以世界市場上的垂直分工（產業轉移）為前提的。這就會出現一個矛盾：1%的華爾街的資本家跟99%的失去了制造業工作崗位工人之間的矛盾。特朗普的回歸是美國這個資本主義脫實向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一個矛盾的必然產物。美國人不去反思自己的問題，而把它歸罪于中國制造業的崛起。過去我也是奈格里的一個追捧者，后來我才意識到奈格里錯了，因為特朗普的上臺就證明奈格里的理論是錯的。我后來一直在思考奈格里錯在什么地方，錯就錯在他的眼里只有發達國家的發展趨勢，他沒有看到發達國家的發展趨勢恰恰是以發展中國家的存在為前提的。也就是說他一葉障目而沒有看到這樣一個全貌。

新京報：在你看來，哲學研究如何把握“生活世界”？我們知道，這是你在《習近平文化思想的人學意蘊》（《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5期）等論文中多次使用的一個經典概念。

“立足人的發展審視文化建設，文化不是脫離人民群眾的‘空中樓閣’，更不是脫離人們生活世界的‘無人身的理性’。文化發展史表明，文化發展的立足點已經從抽象的理性原則轉向感性的生活世界。” ——張梧：《習近平文化思想的人學意蘊》，《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5期。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青年學術帶頭人項目“馬克思發展道路理論的哲學意蘊研究”。

張梧：這也是我在成長過程中經歷的一個真實問題。當我博士畢業以后留校在北大做老師了，我就面臨了一個從學生到老師身份的轉化問題。過去我們講老師就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對老師添加無限責任。另一方面，我們用市場經濟的角度來觀察，師生關系又變成一種教育產品提供者跟消費者之間的關系，使得師生之間不再具備倫理性質。

所以我的問題是，今天什么樣才是合理的師生關系？古代社會雖然有很多的不好，有很多的人身依附關系，但至少它是清晰的、明確的。我們今天都知道“三綱五常”是不對的，但我們又不甘心像資本主義那樣，用赤裸裸的金錢關系來代替溫情脈脈的人際關系。師生關系也是如此。推而廣之，我們今天的夫妻關系、親子關系也是如此。

為什么它會成為一個問題？哲學工作者從日常生活當中提煉問題，也就是提純了，那么提純以后，就非此即彼，各種方案之間都是沖突的。作為一個哲學工作者，你感覺到這些人倫關系似乎都是支離破碎的。但是問題就在于，我們老百姓在日常生活當中有這種破碎感嗎？這就是生活世界的重要性，生活世界比我們的觀念世界要自洽得多。

其實在日常生活當中，我們已經建立起一種當代中國人的人與人關系。師生關系、父子關系、親子關系、夫妻關系、親密關系，都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展開，只不過它沒有被規范化、沒有被觀念化而已，沒有被明確為價值規范。這是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還依賴于隨機的個體在進行著偶然的互動，還未化為一種群體性的共識，或者說一種集體性的相處模式。它還需要時間沉淀。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來的文化思想，它并不是一個離我們日常生活遙遠的概念。文化就是每個中國人的活法，中國人的生活樣態。習近平文化思想最大的力量就在于，能夠把我們中國人的活法提煉為一種價值規范。這需要實踐，需要提煉。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哲學工作者，我們要去關注生活世界的真實問題，當我們在關鍵領域中沒有辦法得到答案的時候，要向生活世界學習，要去觀察生活世界是如何自洽的。此外也應當注意，生活世界的自洽并不意味著生活世界的成熟。我們要給它一定的時間，讓中國人在此時此刻，在現時代的活法進一步普遍化。這也就破解了古今中西之辯，古今中西之問。

——同題問答——

新京報：如果能超越時間的限制，你最想和哪位前人或古人（不限于學術界）一起共事，完成一項研究項目？

張梧：如果有這么一個穿越的機會，我特別想和列寧共事。馬克思主義哲學一個非常大的魅力就是在時代的展開過程當中就去把握時代。列寧處于從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轉型的階段，他是怎么把握住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暴露出來的資本主義深層次矛盾，從而把俄國革命由不可能變成可能的？要知道，很多人按照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認為俄國革命是不可能的。我覺得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魅力所在，所以特別想和他在一起。

新京報：你如何理解城市與學術的關系？北京這座城市和你的學術研究，有著怎樣的關系？

張梧：北京這個城市跟我的學術研究有著非常直接的關系。為什么說“直接”呢？因為我覺得北京是一個以巨大的歷史感為基礎的城市。但是請注意，我所說的歷史感并不只是說北京作為古都，而是說北京這座城市是值得閱讀的。

你可以在城市的建筑中看到各個時代留下來的歷史印記，既能看到古典的天壇，也能看到蘇式建筑，既能看到晚清民國時期的東交民巷，也能看到改革開放后興建的現代建筑形態。甚至，你也能看見后現代的建筑形態。各個歷史時期，各個歷史階段，各種思想觀念，其實都在北京的城市街道建筑當中被直接地呈現在了我們大家的面前。你可以讀出歷史，讀出當時流行的思潮、觀念。你會很清晰地看到它們是如何共存于北京。我想這樣的一種歷史遺產，或者說這樣的一種歷史豐富性，是沒有一個城市可以比擬的。這是北京這座城市給予我的最大魅力。

——張梧書單——

《毛澤東選集》（第1-4卷）

作者：毛澤東

版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

這是中國國情的鮮活教科書，通過調查研究，讓人們看到中國的古今、城鄉、工農、央地等方方面面的真實經驗；這也是把握變局的經典教科書，通過矛盾分析，讓人們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不確定性中找到確定性；這更是逆勢取勝的最佳教科書，通過哲學反思，讓人獲得雖愚必明、雖弱必強的勝利哲學！

*受訪者為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青年學術帶頭人項目“馬克思發展道路理論的哲學意蘊研究”承擔人。

記者/羅東

編輯/羅東

校對/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