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山后人”到底是怎樣的一群人？

在明朝，除了兩直隸和一些布政司的武官外，在《鎮虜衛選簿》中記載了一部分特殊來源的武官群體、那就是——“山后人”。

自殘-唐五代后到宋元時期、北方一直都有“山前”與“山后”之說，這種說法消失于明末清初。所謂“山后”指的是雁門關至山海關長城以外的朔漠地區。在古漢語中，山之后為陰，山后即山陰，亦即山北。在“山后”一詞的前后文沒有提到某一座特定的山。“山后”常指燕山以北至太行山北段的廣闊區域，包括今內蒙古、河北北部及遼寧一帶。居住于此的游牧民族（如韃靼、女真、契丹等）被稱為“山后人”。例如，金代文獻中提到的“山后諸部族”即指這一地區的多個少數民族群體，他們與中原政權既有沖突也有融合。

“山后”一詞的含義在金代相比五代與兩宋有了明顯的變化，金代時的山后已經不再只局限于單指宋朝的燕云北部、而是擴大至了可以概括整個西京路的范圍，因地處北方邊境線的地理位置。金代時這里仍廣泛分布著女真、契丹、奚、黨項、烏古、敵烈、靼韃等眾多北方民族。

進入明朝以后、有關山后的記載最早是在《明太祖實錄》中。“山后”這個概念在明朝并不是隨便什么地方小城鎮的稱呼，而是特指明朝北直隸的最北端盡頭與蒙古相交界的那一片廣大區域。明代檔案中頻繁出現“山后人”歸附朝廷的記錄，如《中國明朝檔案總匯》中提到的“山后人張友”“山后人張把禿”等，多來自北元殘余勢力或蒙古部落。這些群體因歸降被編入明朝衛所體系，成為邊防軍隊的組成部分。

“山后”作為現實歷史上宋元明三代極為重要的一個地理概念，古典小說中，“山后人”多指燕山以北的豪杰人物。在誕生于元明時期的小說《水滸傳》和《三國演義》中多次被提及，足以可見一斑。《水滸傳》第三十四回：“知府看了大驚，便差人去請青州指揮司總管本州兵馬秦統制，急來商議軍情重事。那人原是山后開州人氏，姓秦，諱個明-字。”三國名將顏良、文丑亦被標注為“山后人”，暗示其出身于北方邊陲的勇猛戰士。

明朝認為“前代遼人之犯中國多由山后”，“武職選簿”又同時標注部分人員具體籍貫，明朝中期也有歸附人員編為“山后人”。宋人專將太行山北支燕山余脈以北的廣袤朔漠之地稱為山后，燕云十六州分山前山后為界限，是宋人無法收復的北方邊疆、宋代永遠的痛，“山后人”在元代與明代泛指生活在長城以北草原地帶的半農半牧人民。

山后地區曾在宋代設有一府（云中府）、武、應、朔、蔚、奉圣、歸化、儒、媯八州之地，也被稱為云中府路，這是山后的大體情形，云中府后為云州、即北宋的“山后九州”，宋代名將楊繼業就是山后人。

成吉思汗崛起后，將山后人看作是“自家人”，他曾經告誡部下“山后百姓與本朝人無異。”成吉思汗認為山后百姓風俗剛健質樸、與蒙古人基本沒有區別，不能虐待他們。山后地區有著包括契丹人和蒙古人在內的各色北方胡人族群，整體民風高度胡化、不乏武德充沛之輩。在13世紀前期的成吉思汗及等心目中，燕云十六州北部的漢人和原契丹人、原女真人等已經屬于準蒙古人了。

1932年《輔仁學志》中發表的《明外族賜姓考》和1934年發表的《明外族賜姓續考》，張鴻翔教授將“山后人”歸為“種族未詳者”。由此看來、明朝的“山后人”應為一種少數民族群體。外國學者提出了“山后人即蒙古人”的看法。

根據明代武職選簿來看，“山后人”是明朝洪武初期、因燕山以北撤銷建置南遷北平府的故元移民。“山后人”在明朝應是并沒有一個籠統的概念，而是可以泛指所有缺乏原籍的北方邊境移民。明代的山后人一詞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概念，它除了指明初遷入北平的山后之民外，在永樂年后、山后人一詞可以泛指各類缺乏原籍并新歸附的北方少數民族軍伍。

山后人，大概率分為: 汪古部人+契丹人+漢人+奚人。歷史上的山后人是包括了爾朱榮契胡部+鮮卑六鎮+古代樓煩人+汪古部+契丹人+沙陀人在內的混合人群。

如今的北京人，有部分長相就明顯不像漢，也不像蒙，也不是滿，估計就是山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