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 | 燕南園52號（東側）：黃子卿、夏靜仁夫婦

文 | 徐泓

從東北小上坡入口走進燕南園，右邊第一棟西式二層小樓就是52號。它 被 青藤覆蓋 ， 掩映在翠竹、花木間 。一條石砌的甬路，通向深處的拱形門 樓。

1952年秋天，中國物理化學的一代宗師黃子卿先生一家住進了這里。

黃家是從清華園北院14號搬來的。在這次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中，從清華搬進北大燕南園的還有53號沈同先生、54號馮友蘭先生、56號周培源先生、62號王憲鈞先生。

一

黃子卿先生

我很早就聽說過黃子卿老先生的大名，因為我的二舅韓德剛當年是他的助教。那時二舅還沒有結婚，幾乎每周都到我們家來，給我們講福爾摩斯偵探案，和我父親聊天，他倆的話題離不開黃子卿先生。

為黃先生當助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所講的大課“物理化學”是學化學的學生必修的理論課，內容覆蓋化學、物理、數學諸科，以精深著稱。

1993年，北大化學系1963級畢業生返校座談，當被問及“在校六 年，哪位老師教課印象最深、至今不忘”，全體異口同聲：黃子卿先生的《物理化學》。當追問 “黃先生的課好在什么地方”，學生們笑著回答：“堂上從來沒有全聽懂過。”

“但因為物理化學很重要，學不懂這門課就白學化學了，沒有聽懂的一定要通過自學反復琢磨，啃參考書弄懂。自己花了工夫，理解得深，就記得牢。”

北大教務長王義遒參加了這次座談，這件事給他留下極深的印象，他后來多次以此為例反思教學：黃子卿先生學問精深，講義與教材寫得極好，但口才、口音、條理不太好。正因為聽不懂，學生們必須課后死磕講義、互相討論、查閱大量參考書，靠自己構建知識體系，反而理解最深、記憶最久。

我的二舅韓德剛當年就是這門課的助教。據說“物理化學”第一班的學生私下里流傳的學習經驗是“黃先生講完，還得聽韓先生講一遍”。 有了此番給黃子卿先生做助教的經歷，1953年北大校方推薦韓德剛到北京鋼鐵學院為學生上大課“物理化學”，深受學生歡迎。1955年他開始為北大化學系學生講授物理化學，一講就是近40年。他最初使用的教材就是黃子卿先生1956年出版的《物理化學》，這個領域里第一本教科書，影響了幾代人。韓德剛說：“深受黃先生教誨，獲益匪淺”。

《物理化學》教材（1956），黃子卿 著

黃子卿先生還講授過化學熱力學、統計力學、電化學、溶液理論等課。

他的幼子黃志洵說，父親治學極嚴，強調“物理化學是實驗科學，數據必須精確可靠”。“他編寫我國第一部中文《物理化學》教材（1956），晚年著《電解質溶液理論導論》《非電解質溶液理論導論》，構建中國溶液理論體系。他對學生要求嚴格，卻又誨人不倦，常說：我不怕你們超過我，只怕你們不努力。”

黃子卿先生執教55年，嚴師出高徒。“中國量子化學之父”唐敖慶先生多次表示，自己選擇理論化學，深受黃先生影響。黃先生嚴謹、嚴格、重基礎，為自己打下堅實的物理化學根基。物理化學家徐光憲先生雖非直接學生，但長期受教，他贊譽黃先生的嚴謹與實驗精神，影響深遠。

黃子卿先生留下治學的格言：

物理化學是實驗科學，理論必須由實驗檢驗。

重視實驗、重視數據、重視基礎。

“論起學問來沒得說，黃先生是大家”。記得當年二舅韓德剛夸獎黃先生，多次給我們講過那個水的三相點。直到這次寫作我才明白“三相點”的意義。

黃子卿先生曾三次赴美留學、訪學。第二次是 1934年，他到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他是有備而來的，在撰寫博士論文中要完成一項重要的實驗，精準測出水的“三相點”，即水在飽和蒸氣壓力下“氣—液—固”三相成平衡的溫度，以取代冰點，作為熱力學溫標的基準點。黃子卿常常帶著簡單的午餐，早上進入實驗室，直到晚上才出來。經過一年多的反復測量，他獨立測定出這個冰水氣三相共存的溫度點為：0.00981±0.00005℃。

黃子卿的這一結果被美國華盛頓哲學會主席斯蒂姆遜（H.F.Stimson）推崇為水的三相點的可靠數據之一，成為1948年國際實用溫標（IPTS—1948）選擇基準點，“水的三相點”的參照數據之一。重現性即科學。美國標準局組織人員重復實驗，結果與黃子卿的測量結果一致。1954年，國際溫標會議在巴黎召開，再次確認上述數據，并以此為準，定義絕對零度為-273.15℃。這是中國科學家對世界科學的重要貢獻，足以載入史冊。

二

身材微胖，面容圓和，戴一副黑框眼鏡。黃子卿頗受學生愛戴。“先生品端心正，學識淵博，平易待人，古道熱腸，黃先生這樣的好先生，現今的世界，怕是打著燈籠都找不到了。”這是一位1963年入學、1970年畢業的化學系學生的感嘆。

1963年元旦，北京大學化學系物理化學專業的部分學生 與 黃子卿 教授合影

這一屆學生和黃子卿有緣，由于種種原因，師生之間接觸最密切，相處時間最多。在他們的眼中，治學極嚴的黃子卿先生，展露了性格的另一面，竟如此率真、可愛、可敬。

他們說，先生有兩大嗜好：

一是嗜煙，每天兩包。“文革”前，吸七毛多的“牡丹”牌，“文革”期間，先生自覺自愿加強自我改造，改吸三毛五的“大前門”，后來是“紅舞”牌，數量不減，還是每天兩包。黃子卿吸煙很特別，他不停地吸，但不是吸完一支，再吸另一支，而是劃火柴點燃一支吸幾口，就在煙灰缸里掐滅，再拿出另一支，點燃吸幾口，又在煙灰缸里掐滅。一盒煙抽空了，黃先生用熏得黃黃的食指，從煙灰缸里挑一只最長的，點燃再接著吸，吸幾口又掐滅，再挑一只最長的——就這么循環往復。對這樣的吸煙方式，先生自有解釋，他說，我只是吸到嘴里，讓口腔有感覺，馬上吐出來，并不吸進肺里，所以身體很結實。

一是嗜書，先生大概看兩類書：中文的古書，代表作是《史記》《資治通鑒》《全唐詩》；英文的，科技書刊。先生說，中文白話文太淺，沒看頭；英文科技書，文字淺顯易懂，真實的東西多，有益處。

不少學生去過黃先生的書房，在二樓，要從一樓客廳上樓梯。樓梯不好走，太窄：本來大約一米寬的樓梯，一級一級，都平擺上一摞一摞的書，弄得樓梯只剩四五十厘米寬。走進書房，只見四面墻，三面是一人多高的書櫥，直立的精裝英文書插得滿滿的。全部櫥頂上，平擺的中文書和英文雜志不止一尺厚。

黃子卿先生文理兼修，擅長詩詞格律。黃志洵說，先父不僅是科學家，也喜愛舊體詩詞。抗戰期間，他寫了不少詩，常向中文系游國恩先生請教。

學生們則親眼看到，先生向中文系王瑤教授挑戰。他右手持自來水筆，在左掌心寫一首七絕，然后左手持筆，在右手掌心寫一首七絕。“先生考我們，說一首是自己的，一首是中文系王瑤教授的，你們評評誰的詩好。我們傻頭傻腦，捧住先生溫軟胖乎乎的手，左看右看，沒名堂。先生得意，呵呵大笑，告訴我們，這一首是王瑤教授的，這一首是我的。然后把這兩首格律詩掰開揉碎點評一番，笑盈盈地說：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

先生自詡，到中文系，一樣可以當教授。

學生們回憶黃子卿在“文革”中的經歷：先生曾自己在化學樓前貼大字報批評自己，大意是，平生做過一件對不起人的事情，借用某人一只自來水筆，沒有及時還給人家，粗心地丟失了，云云。除此以外“先生在那個年代沒有寫過任何一張別的大字報”。

1969年“戰備大疏散”，北大化學系轉移到北京遠郊山區的婁子水村，這年冬天黃子卿先生和03633班學生，一條大炕睡五個人，住在周口店婁子水村一家農戶三間北房的西間。學生回憶，那個村，地上滿是鵝卵石、石板碴兒，古稀之年的先生，身量胖大，眼睛高度近視，穿著淺幫上海名牌“喜喜橡膠底”黑皮鞋，在礫石上行走，很不安全。“我們總有一兩人緊跟先生，乃至兩邊攙扶，形同挾持。”

學生回憶，每天晚飯喝粥，先生穿藍色條紋絨布睡衣睡褲就寢，躋身在酣睡的學生中間，夜里起身不及，常常尿濕被褥。“三天兩頭，總是我們幫他晾曬被褥。我們和先生，彼此心照不宣，倒也無所忸怩。”

在周口店婁子水村，師生朝夕相處，共同生活了三個多月。越到后來，學生們越多聽到了先生講解古典詩詞，傳授“做學問、搞化學”的真經：一手抓文獻，一手抓實驗。學生們說“我們喜歡先生，親近先生，從心里愛先生”。

三

黃子卿（1900.1.2—1982.7.23），字碧帆，廣東梅縣槐子崗村人。其父經商并經營實業，重視子女教育。其外祖父家為客家書香門第，藏書豐富；舅父曾留學日本，眼界開闊，對黃子卿早年求學志向頗有影響。

夫人夏靜仁，亦為廣東梅縣人，與黃子卿同鄉，出身士紳書香之家，二人門當戶對，1930年2月結婚。

黃子卿和夫人夏靜仁在燕南園家里

學生們聽黃子卿說起，當年他回鄉結婚，因雙方都是殷實的大戶人家，兩家在各自門前的場院擺了三天的婚慶流水席，招待親朋鄉誼，不管你是長袍大褂，還是短衫赤腳，不管你攜禮致賀，還是空手而來，作揖道喜,大家坐下就吃，吃完立即翻桌，足足熱鬧了三天。

關于夫人夏靜仁，網上搜了一遍，只有零星的信息，看來她自婚后即相夫教子，一生操持家務，未從事社會職業。

但從黃家所存的詩稿中，看到一篇夏靜仁在抗戰期間的詩作《鄉居有感》：

避處塵囂外，

村幽路徑深；

亂山遮俗念，

靜水起禪心；

兒稚翻思母，

家貧不慕金；

連年井臼事，

蓬鬢久無簪。

不禁令人刮目相看，黃夫人顯然受過良好的教育，在西南聯大艱苦的歲月里，她與丈夫詩作唱和，抒情言志，不是一般家庭婦女能夠做到的。由此不難想象夫妻志趣相投、相濡以沫、患難與共的一輩子。

夫婦二人養育了四個兒子；公開資料以幼子黃志洵最詳，他出生于1936年，曾任中國傳媒大學教授，是電子和通訊領域的專家。長子、次子名未詳，三子名叫黃志淵，只知道他們都接受過高等教育，從事專業工作，承繼家風，低調務實。

黃子卿先生

黃志洵說：先父為人忠厚，淡泊名利，生活簡樸。他常教育我們：“做人要正直，做學問要踏實。”

網上流傳的以下文字，引起我極大的好奇心：

“在燕南園居住多年，與江澤涵、饒毓泰、向達等先生為鄰，相處和睦，常以詩詞唱和，切磋學問。”

我撒網搜索，終于拼湊與打撈出這樣一段燕南園舊事：1950年代初，黃子卿曾攜詩稿赴燕南園51號，與江澤涵、饒毓泰論詩。

所攜詩稿是黃子卿先生1945年所作的《聞日本投降》：

秋風萬里客邊城，

縹緲燕云故土情；

八載昏霾頃刻散，

雨中殘夢笛三聲。

傳說：江澤涵先生在詩稿上題：“子卿此詩，可當聯大勝利史讀。澤涵敬題。”饒毓泰先生亦題：“八載弦歌，一朝光復，讀之淚下。毓泰。”

這段舊事是借助AI，從多篇網文中剝取出來的，又借助AI對每個細節核查，雖多處都無原始文獻可證，但在全面梳理黃子卿與饒毓泰、江澤涵之間的關系時，我有幾個意外的發現：

第一，在抗戰期間的昆明，黃子卿與饒毓泰、江澤涵曾經做過鄰居。找到這樣一段資料：1938年初到昆明，三人尚未同住宿舍區：江澤涵攜家眷暫居西山華亭寺，饒毓泰、黃子卿則分別租住城內文林街、錢局街一帶民房，三人往來多在校園與城內寓所。

1944年西倉坡聯大教授宿舍建成后，江澤涵、饒毓泰、黃子卿均抽簽入住，成為鄰居。1952年10月，他們在燕南園再度成為鄰居，而且是兩樓之間只有一道松墻相隔的近鄰。

第二，黃子卿與饒毓泰、江澤涵在西南聯大理學院的辦學過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中堅力量，被坊間稱為“鐵三角”。

西南聯大理學院是由算學系、物理學系、化學系、生物學系、地質地理氣象學系五個系組成的。

其中算學系：當時擁有中國現代數學的最強陣容，拓撲、數論、概率、幾何全面領先。江澤涵一度擔任算學系主任。

物理系：當時是中國近代物理學基地，原子分子物理、光譜學、理論物理極強。饒毓泰一直擔任系主任。

化學系：擁有物理化學、有機化學、分析化學，學科齊全，黃子卿是物理化學學科的核心支柱，系主任因故不在任時，他就是代理系主任。他們三人被稱為西南聯大理學院的“鐵三角”，名符其實。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后，三人又成為北京大學的同事，1955年三人都入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被評為一級教授，雖然不再擔任系主任，但仍然是支撐北大數學、物理、化學三個學科的“鐵三角”。

第三，黃子卿與饒毓泰、江澤涵在歷史的轉折關頭作出過相同的選擇。

1948年12月，北平已在共產黨圍城中，國共勝負已見分曉。在國民政府實施的“平津學人搶救運動”中，饒毓泰被列入第一批名單，胡適親自登門相勸，但他表示不走，決意留下，主持著北京大學物理系以及理學院。

江澤涵1947年至1949年在瑞士訪學。1949年5月，他啟程回國，途中接到堂姐夫胡適急電：Go to Taiwan（到臺灣去）。6月江澤涵經香港赴臺探親，傅斯年也力邀他參與臺大數學系建設。面對親情與舊誼的雙重邀約，江澤涵選擇婉拒。

隨即自臺灣折返香港，于1949年8月8日經天津塘沽港抵達北平，重返北京大學，續任數學系主任。

1948年黃子卿也在美國訪學，他應聘至加州理工學院任客座教授，師從該校化學系主任、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鮑林（也譯泡令）。他關心國內政局的變化，每天都在翻閱報紙，收聽廣播。有一天，鮑林教授勸他說：“黃，把你的全家接到美國來，你就在這里工作，不好嗎？”黃子卿回答：“我是中國人，我的家在中國，我一定要回去。”

他1949年7月回到北平，繼續在清華大學任教，此時正值新中國成立前夕，搶在了美國對中國學者實施扣留措施之前。

黃志洵在《憶黃子卿教授》一文中說：

先父一生熱愛祖國，三次放棄留美機會。1980年，我陪他聊天，問他為何不留在美國。他說：“有兩次機會可以留在美國而未留，當然自己也有損失，以美國的科研環境和實驗條件，留下來做研究也許會做出更杰出的成果，但自己并不后悔，因為國家是需要我們這樣的人為她出力的。”

黃子卿先生指導李芝芬開展工作（1974年）

黃子卿先生于1982年7月23日在京病逝，享年82歲。

黃志洵說：“他一生清貧，去世時只有滿室書籍與一批學生。他把一生獻給了祖國的科學與教育事業，他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與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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