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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在抗戰大后方(下)
文/司馬戡
吃:從廉到貴,隨遇而安
品嘗沿途風味美食,是今天旅行的一大樂趣,滇黔川桂更是以花樣繁多的地方小吃聞名。但在20世紀40年代的西南后方,旅行已然不夠便利,路上如何填飽肚子,還不拉肚子,更成了一件要緊事。
抗戰初期,吃本不是問題,尤其是對有能力長途旅行的官員、學者來說,口袋里的薪水,足夠支撐生活。歷史學家郭廷以回憶,“四川物價低廉,一塊錢可以買八九十個蛋,或可買五斤肉,或可買面粉兩包,一毛錢可買幾斤,招待客人花幾毛錢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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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40年代,物價逐漸上漲。梅貽琦一行在重慶吃一頓烤鴨,就花去70元。蔡廷鍇在石龍吃兩碗粥,花掉7元,還感慨戰前每碗最多兩毫,物價上漲十倍有余。此后,物價暴漲,郭廷以說“伙食也差了,最差時買的米、面粉都不好,面粉里還有長蟲的,很難下咽。當然已不能天天吃蛋了,逢到加餐買了肉,我的大孩子聞聞肉香,舍不得吃下去”。
不過,旅途上價格不重要,關鍵是要有的吃。梅貽琦一行在瀘州,可以吃到雞絲粥、火腿蛋、面包、紅茶的早餐組合;在成都,飽嘗過江豆花、甜咸燒白、麻婆豆腐、豆瓣鰱魚等川味。在路上碰不到好飯館,也能“喝些稀飯,吃點肉面”,或者“購得土酒和糖糕,聊充早點”。但待到汽車拋錨的時候,只能找到村民買米,雖然村里人家“幾間茅屋臟得不堪,滿院子黑泥和豬屎,弄得一塌糊涂”,飯也煮得半生不熟,但好歹有的吃。
比起天府之國四川,“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的貴州就更遜一籌。地方餐飲的貧瘠,給過往旅人以極其深刻的印象。學者丁文江抱怨,貴州有一種小飯鋪只有兩種東西可以下飯,一碟鹽巴,一碟干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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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在抗戰時大舉遷入貴州,出差到黔的海軍軍官鄭天杰發現,鹽在當地極為珍貴,市場上都是按兩來賣。餐館里面做飯,廚子在烹調完畢之后,拿著巖鹽塊沾一下,就算是完成調味了。這種烹飪方法,讓留過洋的鄭天杰大開眼界。這樣做出來的菜,當然不好吃。
防空部隊軍官趙炳坤負責督建各地構筑空襲警報網,經常帶著夫人陳媚泉奔波在后方各省,他們索性自帶炊具:一個炒菜的小銅鍋、一個煮飯的鋁鍋、兩個搪瓷碗、兩雙竹筷、兩支湯匙,全部捆在行李中,打開就可以煮飯。供應稀缺、物價升騰,趙炳坤身為陸軍少將,對吃這件事,也只能自己動手。
伴隨著艱難的行、痛苦的住和勉強的吃,萬千旅人在后方穿梭行走,“方便多了”與“還是難走”的感慨,想必也是不絕于耳。但正是這些在日本侵略的壓力下堅持著得工作和日常,支撐著中國人迎來了最后得勝利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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