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華】早期巴人起源于漢水上游及其遷徙||馬強

早期巴人起源于漢水上游及其遷徙

馬 強

歷史上的巴人及其巴文化的起源是一個錯綜復雜的問題，由于早期文獻記載十分稀少，且多有語焉未詳、互有抵牾之處，因而盡管多年來學界探究者眾，研究論著也十分豐碩，但諸多問題仍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其中巴人的起源地、遷徙路線及其巴文化的地域范圍、巴的滅國、巴人與蜀、賨、氐、羌的關系，賨人的興起與消亡等，這些歷史疑案至今并沒有真正解決。當然這些問題一方面需要學者進一步梳理歷史文獻給予科學求實的疏證，可能更需要期待考古發現與文物證據來進一步坐實諸假說。筆者雖然提出上述存在問題，實際上限于學力也力不從心，這里借助考古資料僅僅就其中巴人的起源與遷徙等加以探討。

《四川全圖·重慶府，附巴縣》（圖源：四川大學博物館)

一、 關于巴人起源于秦嶺漢水上游的再辯證

巴人、巴國、巴文化的起源均歷史悠久邈遠，但究竟起源何處？學界眾說紛紜，梳理起來主要有三峽清江流域說、晉西南說、洞庭湖說、隴右說及漢水上游說等假說。各說雖然皆有一定文獻學依據，但大部分缺少堅實有力的考古學資料證明。相對而言，巴人漢水上游起源說，既有歷史文獻的記載，又有考古文物發現的支持，有較大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巴人曾自漢水流域遷徙至寶雞，雖然較早有學者提出，但一直沒有得到應有重視。現在看來，這一假說雖然文獻記載較弱，但隨著上世紀八十年代關中西部考古學的重大發現而獲得了新證據。《山海經·海內經》謂：“西南有巴國，太昊生咸鳥, 咸鳥生乘厘, 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為巴人”。太昊伏犧氏都陳, 陳即陳倉，今陜西寶雞市。何光岳認為，巴人既為伏犧（伏羲）氏之一支, 亦當起源于陜甘一帶, “因伏犧氏乃甘肅青海一帶羌人部落的一支，這樣一來, 巴人屬于羌人系統是符合事實的” 。因《山海經》一書神話傳說與山川地理參雜，以往學者對《山海經》這一說法不大重視，因而巴人源于羌人伏羲羌的說法未予多大關注。但上世紀八十年代陜西寶雞茹家莊、竹園溝一帶發現的西周弓魚國的家族墓地中，出土多件帶有“ 弓魚伯”、“ 弓魚季”字樣的青銅銘文，同時出土的還有三角援戈、環耳銅鼎、陶尖底罐等，均與陜南早期巴蜀文化相似。有學者認為，弓魚國是早期巴族一支，經陜南進抵寶雞渭河兩岸，并有學者提出太伯奔荊蠻實際上就是投奔到古魚國的說法。考古發掘者認為，這些墓葬為文獻失載之古魚國文化遺存，屬于古代氐人的一支，后遷到四川，與早期蜀文化有密切關系，應是早期巴文化的重要源頭。發現的弓魚人墓實際上就是隨蜀人伐商后周王所封諸侯巴國早期遺存 。歷史上漢中盆地殷商間即與秦嶺以北的渭水流域很早就產生了聯系 ，《散氏盤》記載的“周道”即漢中西北循嘉陵江河谷北通寶雞周原孔道在商周間已經通行，這條“周道”就是有史記載的后來秦嶺南北最古老的交通孔道—故道，也稱嘉陵陳倉道。秦嶺以北寶雞古弓魚國與漢水上游地區的青銅文化有直接的關聯，應該是漢中盆地巴人青銅文化沿嘉陵江谷道北傳寶雞渭水流域的證物。而寶雞地接古秦州（今甘肅天水），因此《山海經》說巴人為太昊伏犧（伏羲）氏也并非空穴來風，應該是上古部落歷史傳說的折射，并且現在已經獲得了考古學的支持。只是寶雞地區的巴文化是從秦嶺以南的漢中盆地北傳而至的，銜接上了《山海經》中的伏羲神話，因而何光岳的解釋恰好倒置了二者之間的先后關系，但巴人與羌人有密切的族屬關系，這一點何氏倒是沒有說錯。

根據商周甲骨文卜辭，殷商后期即有巴方 ，周初有巴國。一般認為巴人參加了武王伐紂戰爭，因功受封為諸侯國，為“漢陽諸姬”之一。關于巴人的起源，史籍記載最具經典意義也為學者所熟悉的是《后漢書》的說法：“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于武落鐘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于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嘆。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余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 。基于《后漢書》這段巴人的創世紀神話，傳統觀點多認為巴人來源于清江流域的武落鐘離山，具體地說，在今日清江下游湖北長陽縣境內。

然而，巴人發源于清江說有自身難以圓通的缺陷。從歷史地理的空間角度而言，巴人參加過武王伐商戰爭，這在先秦典籍中有明確記載：《左傳·昭公九年》周大夫詹桓伯說：“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鄧，吾南土也”。這個位居“南土”的巴國，童書業認為“當近漢水上游” 。張正明更是依據這一記載中的“巴、濮、楚、鄧”排列方位推測，鄧在襄陽，最東；向西依次是楚、濮、巴，巴最靠西，當“位居漢中盆地或安康盆地” 。也說明直到春秋時期，巴國仍然在漢水上游地區。

如按《后漢書》記載的清江說，巴人既然地處封閉荒蠻的鄂西險江深山之中，而且從夔峽赴周原千里迢迢，間隔崇山峻嶺、無盡荊莽叢林及其諸多原始部族的阻隔，甚至需要穿過莽莽蒼蒼的神農架原始森林，限于當時的交通與信息傳遞條件，要赴近一千公里外的秦嶺以北周原參加戰前會盟，再隨軍遠征豫北朝歌參加滅商戰爭是難以想象的。而且《后漢書》成書于南朝劉宋，屬于晚近文獻，所據可能系南朝時流傳于荊楚一帶的民間傳說，反映的應該是秦漢以后的巴人一支聚居與分布情況，從史源學角度看，作為巴人起源的說法可信度較低，而巴人起源于漢水上游既有文獻學依據，又有考古學的支持，蒙文通、童書業、李伯謙、張正明、蔡靖泉、段渝等皆提出過類似觀點。特別是經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對城固寶山商代遺址的挖掘，出土文物以陶器中釜的數量最多，其中高柄豆和高頸小底尊、扁腹壺、小底尊形杯、有鋬圈足尊等各占一定比例，與同時期中原商文化有鮮明差異，而與鄂西路家河二期后段遺存(或稱路家河文化)有較多的相似性。因此學者推斷“路家河二期后段遺存當屬于巴文化, 而與路家河后期二段遺存有親緣關系的寶山文化, 其性質亦為巴文化” 。這樣, 漢水上游作為商周時期巴人的族居地, 也就有了考古學上的源頭證據 。

漢水上游城固、洋縣青銅器有一鮮明特征，就是實用兵器占有很大比例，其中戈111件, 矛27件, 鉞15件, 戚2 件, 鏃32 件, 彎(鐮)形器59 件，計246件, 約為青銅禮器4.5倍 ,其中彎(鐮)形器為全國所獨有，應該也是兵器一種。大量兵器的出土，是巴人尚武精神的重要體現。這與甲骨文中每每記載的巴方勇猛難以征服情況正相吻合。因此有學者認為，“甲骨文的巴方應即文獻中的古巴國, 陜南的漢水上游一帶即是巴國長期活動的歷史舞臺” 。有學者進一步認為，城固、洋縣出土的青銅器“應是巴族文化的遺物” ，城、洋青銅器多有虎的紋飾，兵器中有柳葉短劍和戈，尹盛平認為屬于古代巴人的器物，并且指出“巴蜀文化中的圓壺式的銅罍，其源頭當在城固巴文化” 。特別是2001年安康市壩河發現的巴人祭祖遺物與“巴蜀圖語” ，更進一步印證了早期巴人主要活動于漢水上游的史實。基于上述考古發現，近年來在討論巴人起源問題上，清江說已經日漸式微。隨著近幾十年來的考古文物的發現，巴人起源于秦嶺以南，漢水上游的跡象日益凸顯。

巴人起源于漢水上游還有源遠流長的歷史地名學依據。地名具有歷史悠遠性與長期延續性，在上古時期是部族地域活動的地理標志。漢水上游有與巴文化相關的大量古老地名存在，且不說一直延續至今日的大巴山，歷史上漢水上游漢中盆地的南北均有帶“巴”的地名，至今猶有“巴嶺”、“小巴山”、“巴中”、“巴溪”等地名，《水經注》卷二七《沔水》中就記載了諸如“巴嶺山”、“巴溪戍”、“巴嶺”等地名。鄧少琴先生注意到漢水之北秦嶺河道地名與巴文化的關系：“由南鄭至安康之間，有多處記載與巴蜀有關的地名和一些文物事跡，漢水以南的支流發源于巴嶺巴山不足為奇，而特異的是漢水以北之子午河道，竟蒙‘巴溪’之名。漢高祖率賨民還定三秦，系出故道而暗渡陳倉，不由此子午道，而子午道漢世已立專稱，此或為得之當地自古相傳之地名。……此可反映在殷周之世, 漢水流域早為巴族聚居地區” 。一直到隋唐之時，在洋川郡故黃金縣以北六十里秦嶺一帶還設置有巴嶺鎮 。這些地名，應該說都帶有古老的歷史印記，當為紀念商周時巴人在此長久活動而逐漸形成的歷史地名。

二、關于巴人的遷徙路線及其原因

巴人在西周以后至戰國時期上曾經多次遷徙，綜合考察歷史文獻，結合近幾十年來的教研發現，我們大致可以梳理出巴人遷徙的大致年代及其遷徙路線。商代中期巴人勢力曾經一度向東發展，據甲骨文卜辭資料，巴人在武丁時曾與商發生兩次戰爭，戰爭的地點在“沚”：“壬申，卜, 爭, 貞命婦好從沚瞂伐巴方，受又! ” 。；“辛未，卜, 爭, 貞婦好其從北，沚瞂伐巴方。王勿自東…… 于婦好立” 。沚乃商之屬國, 《左傳·僖公五年》云：“會王世子于首止”。這里關鍵是“沚”在何地？杜預注：“衛地, 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陳留襄邑縣東南即今河南睢縣東南，今睢縣東有溝河，當與“巴方”在上活動有關。與杜預的注釋有別，李伯謙以山西靈石旌介商墓青銅器與晉中、陜東北黃河岸邊發現的青銅器比較研究后認為沚、唐諸國族則“均分布于從靈石往南至今曲沃、侯馬一線” ，與李學勤研究甲骨文所得“沚應在山西南中部” 的結論大致相同。這說明巴方勢力在商代向東曾經遷移至今日山西中南部一帶。甲骨文中的這個“巴”方國是否就是我們所要探討的巴方，目前還不好定論，因為這涉及到對甲骨文中“巴”字的釋義及其準確的空間定位。但在沒有絕對的相反材料情況下，我們也不能認為卜辭中的“巴”與起源于漢水上游地區的“巴”毫無關系。文獻中沒有巴人進入晉中南的記載，但有巴人緊鄰濮、鄧的間接反映。《左傳·昭公》九年有“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鄧, 吾南土也”的記載，則說明至少在商末巴已與今日豫西南與陜西東南部相連，地理空間上并不遙遠，不至于毫無聯系。《左傳·桓公九年》說:“巴子使韓服告于楚, 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 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 殺道朔及巴行人。……楚使斗廉帥師及巴師圍鄾。… …鄧師大敗。鄾人宵潰”。可知春秋初年巴與鄧、楚仍相鄰近。故巴欲與鄧結好, 特派使臣前往楚國溝通，因中途發生變故, 遂半途而廢。《左傳· 莊公十八年》:“及(楚)文王即位, 與巴人伐申, 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 取之”；《左傳· 文公十六年》:“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 遂滅庸。”可見巴與申(今河南南陽)、庸(今湖北竹山)、秦(今陜西鳳翔南)、那處（今湖北荊門東南）均相距不遠，便于結盟或相互攻伐。巴、濮、楚、鄧分別在漢水流域的上游與中游，那么巴在春秋初的東進當沿漢水谷地東下，但原來的漢中、安康盆地仍然留有不少巴人在“根據地”生存。這應該就是為什么春秋文獻會出現數個“巴地”的原因。

春秋末期，巴人逐漸從漢水中流進入夔峽、清江流域，這就是《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傳》記載的“廩君”巴人。這一時期的巴人處于楚、蜀、庸、秦等國的夾縫之中，特別是受到強大楚國的壓迫，時而與楚結盟，時而又與楚戰爭，總體上國力較為弱小，艱難求生存。公元前477年“巴人伐楚敗于鄾” ，遭受重創，被迫向西遷移，一部分進入清江流域，另一部分則進入嘉陵江中下游地區，也即今日重慶地區及川東北，形成戰國前期巴人活動地域的基本空間。公元前504年, 吳軍攻陷楚國郢都, 乘勝西進，攻伐巴、蜀。《呂氏春秋· 簡選篇》說：“吳闔閭與荊（楚）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東征至于庳廬，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齊晉，令行中國”。吳國西征與巴、蜀交戰，不可能是在今日嘉陵江下游，只能在楚國西部邊緣，也即宜都以西的清江流域。此后一百多年，巴在楚、蜀、秦間時叛時附，搖擺不定。楚肅王四年（公元前377年）。蜀、巴曾聯合攻楚，《史記·楚世家》謂：“楚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于是楚為扦關以距之”。這里司馬遷可能有筆誤，蜀在巴之西北，蜀要伐楚則必須越過巴國，而且蜀與楚間隔巴，并無接壤，也沒有利害沖突，何以要遠道“攻楚”？因此《史記·楚世家》的說的“蜀”很可能是“巴”筆誤。茲方即今湖北松滋，“扦關”今有秭歸、宜昌、奉節等不同說法。從戰國中期楚、巴的所處政治地理對峙形勢看，宜昌說較為符合實際。而楚國設扦關以拒巴，可見巴一度勢力甚熾，連南方大國楚國也對巴采取退避之勢。但好景不長，楚很快再復強盛，開始反擊，并向西步步進逼。《太平寰宇記》卷一四六《松滋》條稱“《左傳》巴人伐荊。《荊南記》云: ‘巴人后遁而歸, 因有巴復村在山北’”。這次在楚的強大反攻下，巴人勢力退至三峽以西，并且循嘉陵江向川北發展，形成了戰國后期的巴的基本版圖：“其地東至魚腹, 西至僰道, 北接漢中, 南極黔涪… … 其屬有濮、賨、苴、共、獽、夷、蟹、之蠻” 。巴遷至三峽以西后，擇枳為國都，“枳”即今之涪陵，《華陽國志·巴志》載：“巴子雖都江州，或治墊江。或治平都，后治閬中……其先王墓多在枳”。最終在楚、秦的夾擊下國勢日蹇，不斷向北遷移，公元前316年，最終被秦亡于閬中。陳壽《益部耆舊傳》說：“楚襄( 威) 王滅巴子，封廢子城濮江之南，號銅梁侯” 。巴雖然最后亡于秦，但主要原因卻是楚國不斷向西進逼的結果。

巴滅國后，巴國遺民并沒有隨之滅絕，在川北及川東南地區仍有相當一批巴人留居，不過所居住地由巴國變成“巴地”。楊雄《蜀都賦》云蜀地“東有巴、賨，綿亙百濮”。巴地在秦始皇時還出現了著名女商人巴寡婦清，以采取渝東南丹砂致富，富可敵國，秦始皇“筑女懷清臺”于涪陵。川東的“巴渝舞”在西漢曾經引入長安，成為為漢高祖表演的宮廷舞蹈。應邵《風俗通義》說“閬中有渝水, 賨人左右居，銳氣喜歡舞，高祖樂其猛銳，后令樂府習之，因名‘巴渝舞’”。秦漢至南北朝時期，巴人支系賨部族幾度興盛，頻繁見載于史籍。賨人早期的活動中心在大巴山南麓的宕渠（今四川達州渠縣及南充市營山縣一帶），《華陽國志·巴志》記載：“宕渠蓋為故賨國，今有賨城、盧城。” 。可見在東晉時期賨人就離開了川北宕渠一帶，原聚居地已成故址，只留下了賨城、盧城這樣一些遺跡。也可以推證東晉以前宕渠一帶確實為賨國的聚集中心。既以“賨國”，則必有政治中心與城池，有軍隊、衙署等建制。有學者認為，“早在春秋戰國前，他們就在嘉陵江流域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后被西遷巴人同化，賨人演變為巴人一支” 。此說雖有合理成分，嘉陵江流域自秦隴至巴渝，長達一千多公里，到底哪里為賨人的“國家”，論點過于籠統，無法確指。也有學者認為早在春秋戰國前，賨人就在嘉陵江流域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后被西遷巴人同化，賨人演變為巴人一支，并認為《華陽國志》所載周武王伐紂時所“實得巴蜀之師，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中的“巴師”應為賨人，此可備一說。2010年考古工作者在重慶北碚東陽鎮黃桷老街發現了戰國晚期至西漢早期墓葬17座，挖掘者認為是嘉陵江中下游該時段考古發現的重大突破，其中最重要的是首次發現歷史上零星記錄的“渝水賨人”活動的重要線索。此次發掘，出土器物110余件，有銅器、鐵器、陶器、漆木器、柳葉劍、矛、印章等 。盡管這批墓葬是否就是賨人所遺留還有待利于進一步研究，但賨人悍勇善戰，從出土的柳葉劍等兵器來看，符合巴人的兵器特征，應該說與賨人有一定關聯性。漢末三國時，大巴山地區的賨人因作戰勇猛，為各路軍閥集團所爭取。巴西郡漢昌縣 是一個賨人聚集區，《魏志》卷一《魏武紀》提及賨人為巴七大姓之一 ；《三國志》卷一五《蜀志·程季然》載：“季然名畿，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為漢昌長，縣有賨人，種類剛猛，昔從髙祖以定關中。巴西太守龐羲以天下擾亂，郡宜有武衛，頗招合部曲”。但巴渠一帶的這支賨人后來受到曹魏強制性的軍事移民，賨人首領李虎率族眾500余戶附魏受封將軍并將族眾盡遷略陽北(今甘肅秦安縣東南)，遂號為“巴氐”。《晉書·李特載紀》載，“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于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為楊車巴。魏武帝克漢中，特祖將五百余家歸之，魏武帝拜為將軍，遷于略陽北土，復號之為巴氐”。《晉書》中的這段記載有三個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在漢末天下分崩離析之際，宕渠賨人曾經翻越大巴山北遷略陽楊車坂。“楊車坂”在什么地方？目前尚難考證清楚，但從后來魏晉南北朝漢中西北部曾經有楊氏仇池國長期割據，“楊車坂”應該就在今陜西漢中與隴東南交界處一帶。二是宕巴賨在軍事上與西征漢中的曹操結盟，并接受曹魏的統轄；其三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宕渠賨人北遷秦隴后，與當地的氐羌融合，演變成為后來的“巴氐”，本民族稱謂消逝，進而在文獻中也就失去了特色記憶。但《魏書》仍然稱李雄為“賨李雄”，可見認定李氏政權出自賨人。五胡十六國期間，李雄在西蜀成都建立成漢政權并維持統治達三十余年，應該保留了宕渠賨民族的最后活動的記錄。

秦漢之際，渝東地區的巴人另一部分則經中央的強制移民，遷移至關中東南秦嶺山中的商洛一帶。《隋書·地理志》載：“豫州上洛、弘農, 本與三輔同俗, 自漢高祖發巴、蜀之人定三秦, 遷巴之渠率（帥）七姓居于商、洛之地, 由是風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來者, 風俗猶同巴郡。淅陽、淯陽、亦頗同其俗云”。漢高祖劉邦對巴渠賨人豪酋的遷徙商、洛與三國初曹操對宕渠賨人的強遷徙略陽實質上如出一轍，就是鑒于巴賨民居大巴山之南，民性悍勇，不易制服。征調北方，既可以使其離開根基，防止后患，又便于軍事征役，為中央王朝所用，可謂一箭雙雕。但這一政治、軍事策略上運籌的結果，卻是一個古老而英雄的民族漸漸分化、泯滅，最終成為史籍中一個遙遠的回憶。

本文刊載于彭裕商、彭邦本主編：《紀念徐中舒先生誕辰12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下），成都：巴蜀書社，2022年，第1169-1175頁。如需引用，請查閱原文。注釋從略。

來源：渠縣歷史博物館（原載 西南史地研究）

作者：馬 強（陜西漢中人。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社科蜀道重大項目首席專家。致力于蜀道文化、文獻、西南歷史地理、巴蜀文化等研究。在《中國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光明日報》等發表論文120多篇。主要著作有《漢水上游與蜀道歷史地理研究》（2004）、《嘉陵江流域歷史地理研究》（2016）、《蜀道文化與歷史人物研究》（2019）等，主編國家出版重點項目《中國蜀道交通史》、《蜀道歷史地理與文化叢書》等多部）

配圖：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