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平救濟與特殊資產處置：關聯企業破產的中美比較法研究

作者：劉忠教授（斯坦福大學博士后研究員、教授,原大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碩士學院兼職教授。）

摘要：實質合并破產作為關聯企業破產處置中的一項重要衡平救濟措施，并非對法人人格獨立原則的根本性“例外”，而是衡平法邏輯在破產特殊情境下的必要“補充”與延伸。當法律形式主義所堅守的法人獨立、有限責任原則，與關聯企業高度整合的商業現實發生根本性沖突，導致債權人利益無法得到公平保護時，破產法院所享有的衡平權力應當優先介入，以保障債權人整體利益的實質公平得以實現。本文通過對美國實質合并規則演進譜系的系統梳理與深度剖析，對中美兩國關聯企業破產的制度框架、適用標準、程序保障進行全方位比較分析，并結合特殊資產處置機制的跨域考察，深入探討不同制度背后的法理邏輯與實踐價值，最終提出中國關聯企業破產制度的完善路徑——應秉持“程序工具主義”基本立場，在充分吸收美國判例法所形成的精細化審查標準與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構建更具確定性、可操作性的法律規范框架，同時警惕過度依賴實質合并救濟可能引發的法人制度動搖、市場預期紊亂等潛在制度風險，實現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有機統一。

關鍵詞：實質合并；關聯企業破產；衡平法；特殊資產處置；TARP

一、問題的提出：形式獨立與實質關聯的張力

在市場經濟高速發展的背景下，企業集團化經營已成為普遍趨勢，關聯企業之間通過股權控制、業務協同、財務聯動等方式形成緊密的利益共同體，極大提升了企業的市場競爭力與抗風險能力。但與此同時，關聯企業在經營過程中所形成的復雜關聯關系，也給破產處置帶來了諸多難題，其核心困境便在于法律形式與經濟實質之間的結構性張力，這一張力在關聯企業陷入破產境地時表現得尤為突出。

從法律形式層面來看，根據公司法的基本原理，企業集團的各個成員均為獨立的法人主體，依法享有獨立的法人財產權，對外獨立承擔民事責任，其股東則享有有限責任保護，這一原則是現代公司法的基石，也是維護市場交易秩序、保障交易安全的重要前提。但從經濟實質層面來看，關聯企業在控制關系的支配下，往往在財務、業務、人員、經營決策等方面高度整合，形成一個統一的經濟實體——控制企業可能通過關聯交易、資金拆借、資產轉移等方式，將核心資產集中于自身或優勢成員企業，將債務風險轉移至弱勢成員企業，導致各關聯企業的財產、債務邊界模糊不清。

當關聯企業整體或部分成員陷入破產時，這種形式獨立與實質關聯的張力便演變為尖銳的利益沖突：若嚴格堅守法人人格獨立與有限責任原則，嚴格區分各關聯企業的財產與債務，則可能縱容控制企業利用關聯關系惡意轉移資產、逃避債務，導致弱勢成員企業的債權人無法獲得公平清償，損害債權人的合法權益；若為了實現債權人的實質公平，全然否認各關聯企業的法人人格獨立性，對其財產與債務進行合并處置，則可能動搖現代公司法的核心基石，打破商事主體對法人制度的合理信賴，影響市場交易的穩定性與可預期性。

就中國的法律實踐而言，《企業破產法》自實施以來，始終未對關聯企業破產作出專門性、系統性的規定，導致司法實踐中處理關聯企業破產案件時長期面臨“制度赤字”，法官只能依據法人人格否認制度、破產撤銷權等現有規則進行個案裁量，缺乏統一、明確的裁判標準，出現了同案不同判的現象，既影響了司法公信力，也難以充分保障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直至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全國法院破產審判工作會議紀要》，首次明確了實質合并破產的適用條件、審查標準與法律效果，為司法實踐提供了初步的規范指引；2023年《公司法》修訂，新增橫向法人人格否認制度，明確“股東利用其控制的多個公司實施上述行為的，各公司應對任一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為實質合并破產的適用提供了實體法層面的支撐。

然而，正如徐陽光教授所言：“實質合并規則的產生是對傳統公司法理論的一種挑戰，它打破了法人人格獨立和有限責任的基本原則，該原則自產生以來就飽受批判。”實質合并破產作為一項突破傳統法人制度的衡平救濟措施，其適用邊界、審查標準、程序保障等問題，仍存在諸多爭議與模糊之處。如何在堅守法人人格獨立基本原則與突破形式主義、實現實質公平之間尋求平衡，如何規范實質合并的適用，防范其濫用風險，仍是當前關聯企業破產理論研究與司法實踐的核心命題。

美國作為實質合并規則的起源地，自20世紀40年代確立相關規則以來，歷經八十余年的判例積累與實踐發展，形成了相對成熟、精細化的審查標準與適用邊界，構建了一套兼具靈活性與規范性的實質合并破產制度體系。系統考察美國實質合并規則的演進歷程與實踐經驗，通過中美比較法分析，挖掘不同制度背后的法理邏輯與實踐價值，對于完善中國關聯企業破產制度、解決司法實踐中的難題，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

二、美國實質合并規則的演進譜系與審查標準

（一）衡平法基礎：從成文法缺位到司法創造

美國實質合并規則最顯著的特征在于其“判例法基因”，與中國以成文法為核心的制度模式不同，美國的實質合并規則并非由立法機關通過成文法明確規定，而是由聯邦法院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基于衡平法理念逐步創設、發展而來的。正如美國法院在FDIC v. ColonialRealty Co.案中所明確指出的：“實質合并在《破產法典》中沒有明確的成文法依據，而是司法實踐的產物，是破產法院行使衡平權力的結果。”

美國破產法院行使衡平權力的法律依據，來源于《美國破產法典》第105(a)條的規定，該條明確授權破產法院“頒布適用本法之規定所必需或適當的任何命令、程序或判決”，這一概括性的授權條款，為破產法官在成文法缺位的情況下，根據個案具體情況填補法律空白、實現實質公平提供了明確的規范基礎。正是基于這一授權，美國法院在處理關聯企業破產案件時，面對法人人格獨立原則與實質公平需求之間的沖突，逐步創設了實質合并這一衡平救濟措施，將原本相互獨立的關聯企業視為一個統一的破產主體，對其財產與債務進行合并清算或重整。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學界和實務界對實質合并的態度并非一成不變，而是經歷了從最初的審慎接受到后來的嚴格限制的轉變過程。在實質合并規則創設初期，由于關聯企業破產案件數量較少，相關規則尚未成熟，法院對實質合并的適用相對寬松，主要用于規制明顯存在欺詐行為、資產嚴重混同的關聯企業破產案件。但隨著關聯企業經營模式的日益復雜，實質合并的適用范圍逐漸擴大，其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日益凸顯——過度適用實質合并，可能打破商事主體對法人人格獨立的合理預期，影響市場交易的穩定性，甚至可能損害善意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因此，美國學界與實務界逐漸形成了對實質合并適用的審慎立場，正如Kim Yonmi所指出的：“由于實質合并是一種極端且不精確的救濟措施，它應當僅在考慮了其他救濟措施并予以拒絕后，作為最后手段極少適用。”這種審慎立場的核心的在于對市場預期的尊重，商事主體在進行市場交易時，基于法人人格獨立原則對交易對象的信用狀況產生合理信賴，這種信賴應當受到法律保護，不能輕易被衡平救濟所打破。只有在其他救濟措施（如破產撤銷權、衡平居次原則等）無法實現債權人實質公平，且不適用實質合并將導致嚴重不公的情況下，法院才能考慮適用實質合并救濟。

（二）判例演進：從欺詐測試到綜合平衡

美國實質合并規則的演進歷程，本質上是一個不斷適應商業現實、不斷精細化、不斷平衡各方利益的過程，縱觀其八十余年的發展，可清晰地概括為從單一的“欺詐測試”到多維的“綜合平衡測試”的轉變，具體可分為四個關鍵發展階段，每個階段均以標志性判例為核心，逐步完善實質合并的審查標準與適用邊界。

1. 萌芽期：1941年Sampsell v. Imperial Paper & Color Corp.案——欺詐交易規制。實質合并規則的雛形可追溯至1941年的Sampsell v. Imperial Paper & Color Corp.案，該案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理的第一起涉及關聯企業合并破產的標志性案件。在該案中，自然人唐尼作為Imperial Paper & Color Corp.的控制人，為逃避個人債務，將其個人財產轉移至其設立的Wallpaper公司，使Wallpaper公司成為僅具有形式外殼、無實際獨立財產的“空殼公司”。隨后，Imperial Paper & Color Corp.與Wallpaper公司均陷入破產境地，債權人提出將兩家公司合并破產的申請。

聯邦最高法院最終支持了地區法院的合并破產裁定，其核心理由是：唐尼轉移財產的行為構成破產欺詐，Wallpaper公司僅為唐尼逃避債務的“虛假外殼”，不具有真正的法人人格獨立性。該案確立了實質合并規則的兩個開創性原則：一是地區法院擁有判決關聯企業實質合并破產的衡平權力，為后續實質合并的適用提供了司法權限基礎；二是非善意的關聯方債權人，在實質合并破產中不享有優先受償權，體現了對惡意關聯行為的否定與對善意債權人的保護。這一階段的實質合并，核心是針對欺詐行為的規制，審查標準相對單一，主要聚焦于是否存在惡意轉移資產、逃避債務的行為。

2. 確立期：1966年Chemical Bank New York Trust Co. v. Kheel案——成本收益考量。1966年的Chemical Bank New York Trust Co. v. Kheel案，是實質合并規則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該案將實質合并從單純的欺詐規則中剝離出來，使其成為一項獨立的破產法衡平救濟措施，不再局限于欺詐情形的適用。該案中，關聯企業之間的資產、債務高度混同，無法通過常規方式區分各企業的獨立財產與債務，若強行進行區分，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人力與財力，且區分成本遠遠超過所獲得的財產價值，將嚴重損害債權人的整體利益。

美國第二巡回法院在該案中明確提出了新的審查標準：“當嚴格區分各個公司的界限難度達到令人絕望的程度，且為此花費的時間成本、人力成本、財力成本巨大到足以損害債權人利益時，將關聯企業各成員視為一個整體進行破產處置，可以最大程度地接近正義，實現債權人的實質公平。”這一標準將“區分成本”作為實質合并適用的核心考量因素，突破了此前僅針對欺詐行為的局限，將實質合并的適用范圍擴大到財產混同、區分成本過高的情形，為后續實質合并規則的系統化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3. 系統化期：1980年Vecco建筑公司破產案——七要素測試。1980年的Vecco建筑公司破產案，標志著美國實質合并審查標準進入系統化階段。該案中，Vecco建筑公司與其多家關聯企業在資產、財務、業務、人員等方面高度混同，法院在審理過程中，結合此前的判例經驗，歸納總結出七項判斷關聯企業是否應當適用實質合并的核心因素，形成了著名的“Vecco七要素測試”。

這七項要素具體包括：（1）確定各關聯企業獨立財產和負債的難易程度；（2）各關聯企業是否編制合并財務報表；（3）各關聯企業是否以單一實體的形式開展經營活動并具備盈利能力；（4）各關聯企業的資產和營業的混同程度；（5）各關聯企業的所有者結構和利益的同一性程度；（6）各關聯企業之間是否存在內部債務擔保關系；（7）各關聯企業之間是否存在不符合公司章程規定的資產轉移行為。“Vecco七要素測試”為法院審理關聯企業實質合并案件提供了相對明確、系統的審查框架，極大提升了實質合并適用的可操作性，但同時也因其“清單化”的特點而受到批評——該測試將七項要素同等對待，未明確各要素的權重，導致法院在適用過程中缺乏明確的優先級指引，可能出現裁量標準不一的問題。

4. 精細化期：Auto-train、Augie/Restivo與Owens Corning測試。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關聯企業經營模式的日益復雜，以及實質合并適用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美國法院進一步細化實質合并的審查標準，形成了三種主要的測試方法，逐步實現了從“清單化”到“綜合平衡”的轉變，其中2005年的Owens Corning測試成為當前美國法院適用實質合并的主流標準。

Auto-train測試采用“兩步法”審查模式，具有較強的邏輯性與可操作性：第一步，申請實質合并的一方需首先證明關聯企業之間存在實質上一致的人格，或者實質合并是避免債權人利益受損所必需的；第二步，若申請人完成初步證明，反對實質合并的債權人則需承擔舉證責任，證明其債權依賴于特定關聯企業的單獨信用，且實質合并將導致其債權受損；最后，法院需綜合權衡實質合并帶來的益處與可能造成的損害，作出是否適用實質合并的裁定。

Augie/Restivo測試則提出了兩項備選標準，申請人只需證明其中一項即可獲得法院支持：一是所有債權人在交易過程中，已將具有獨立法律地位的各關聯企業視為單一經濟體，對其整體信用產生信賴；二是債務人（關聯企業）的各項事務高度混同，無法區分各企業的財產與債務，適用實質合并將使所有債權人整體獲益，實現實質公平。

Owens Corning測試（2005年）代表了當前美國法院對實質合并適用的最嚴格立場，其核心是強化對債權人主觀信賴的保護，明確實質合并的適用必須滿足“債權人依賴”的主觀要件。該測試要求申請人必須證明以下兩種情形之一：一是在破產申請前，各關聯企業未能保持必要的法人人格獨立性，以至于債權人在交易時，不得不依賴關聯企業的整體信用，將這些企業視為單一法律主體；二是在破產申請后，各關聯企業的資產和債務已混亂到無法區分的程度，且強行區分將嚴重損害所有債權人的整體利益。這一標準進一步限制了實質合并的適用范圍，體現了美國法院對商事預期保護的強化，也標志著美國實質合并規則的進一步精細化與成熟化。

（三）“視為實質合并”的衍生發展

隨著實質合并規則的不斷發展，美國破產實踐中逐漸衍生出一種溫和化的合并形式——“視為實質合并”（deemed substantive consolidation），與典型的實質合并相比，這種合并形式具有獨特的制度價值，在保留法人人格獨立性的前提下，實現了資產與債務的合并處置，為關聯企業的重整再生提供了更多可能。

典型的實質合并破產，其法律效果是徹底否認各關聯企業的法人人格獨立性，將所有關聯企業的財產合并為一個統一的破產財產，將所有債務合并為統一的破產債務，進行統一清算或重整，合并后各關聯企業的法人資格歸于消滅。而“視為實質合并”則有所不同，其核心特點是“實質合并處置、形式保留獨立”，即僅將多個關聯企業的資產和債務合并進行評估、清算或重整，統一制定分配方案或重整計劃，但不改變各關聯企業的獨立法律人格，合并完成后，各關聯企業仍可作為獨立法人繼續開展經營活動（若為重整程序）。

SBP合并重整案是“視為實質合并”的典型案例，該案中，五家關聯企業因經營不善共同陷入破產困境，這些企業長期作為一個統一的經濟體開展經營活動，財務報表合并編制，資產與業務高度整合，主要債權人也均將其視為一個整體進行交易。因此，五家關聯企業作為自管債務人，共同向法院申請實質合并重整，同時明確請求法院在重整計劃通過后，仍保留各企業的獨立法人形式，以便后續繼續開展專業化經營。

法院經過審理，最終支持了債務人的申請，其核心理由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五家關聯企業長期作為合并實體運營，資產、業務、財務高度混同，合并處置資產與債務能夠提高破產效率，實現債權人利益最大化；二是各企業的財務報表長期合并編制，主要債權人在交易過程中已將其視為單一經濟體，合并重整符合債權人的合理預期；三是所有主要債權人均書面同意該合并方案，認可保留各企業獨立法人資格的安排。

“視為實質合并”的制度價值在于，它既吸收了典型實質合并的效率優勢——通過統一資產池、簡化分配程序、消除內部債權債務等方式，降低破產處置成本，提高處置效率，保障債權人的整體利益；又避免了典型實質合并所帶來的法人人格終極消滅的后果，為重整企業的“再生”保留了組織靈活性，尤其適用于那些具有專業化經營優勢、保留獨立法人資格更有利于后續發展的關聯企業。這一溫和化的合并形式，突破了典型實質合并的局限，為關聯企業破產處置提供了更多元的選擇，對中國關聯企業重整實踐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三、中美關聯企業破產制度的比較分析

（一）法律框架的差異：成文法與判例法

中美兩國關聯企業破產制度的最核心差異，在于法律框架的構建模式不同，中國以成文法為核心，逐步向體系化方向發展，而美國則以判例法為核心，始終保持靈活性與開放性，這種差異源于兩國不同的法律傳統與司法實踐需求。

中國關聯企業破產法律框架以成文法為基礎，形成了“根本法+單行法+司法解釋+指導性案例”的多層次規范體系。《企業破產法》作為破產領域的根本法律，雖然未專門針對關聯企業破產作出具體規定，但其確立的破產清算、重整、和解三大程序，以及公平清償、誠實信用等基本原則，為關聯企業破產案件的審理提供了根本遵循。2023年修訂的《公司法》第二十三條新增橫向法人人格否認制度，明確規定“股東利用其控制的多個公司實施上述行為的，各公司應對任一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這一規定為實質合并破產的適用提供了實體法層面的支撐，填補了此前關聯企業人格否認缺乏明確成文規定的空白。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相關司法解釋、會議紀要及指導性案例，在填補規范空白、統一裁判標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2018年《全國法院破產審判工作會議紀要》專門對關聯企業實質合并破產的適用條件、審查標準、法律效果等作出明確規定，為司法實踐提供了具體的操作指引；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第163號、165號等指導性案例，通過典型案例的示范作用，引導各級法院統一實質合并的適用標準，減少同案不同判的現象。這種以成文法為核心的制度框架，具有較強的“規范主義”色彩，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必須嚴格遵循成文法律、司法解釋的規定，保障了法律適用的可預期性與統一性。

相比之下，美國實質合并規則始終停留在判例法層面，未進入成文法體系，這與美國的普通法傳統密切相關。《美國破產法典》作為美國破產領域的核心成文法，僅在第1123(a)(5)(C)條提及“將債務人與一個或多個個人進行吸收或合并”，但該條款針對的是重整計劃的內容，并非實質合并的授權依據，也未對實質合并的適用條件、審查標準作出任何具體規定。

美國的實質合并規則，是聯邦法院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基于《破產法典》第105(a)條賦予的衡平權力，通過一個個典型判例逐步創設、發展、完善起來的，每一個標志性判例都對實質合并的審查標準、適用邊界作出了新的闡釋，形成了一個動態發展的判例體系。美國學者普遍認為，實質合并是“破產法院衡平司法歷史上為實現個案公正、對各種權利進行廣泛救濟的一大創舉”，其核心價值在于靈活性——法官可以根據個案的具體情況，結合商業現實與公平原則，靈活適用實質合并規則，無需受成文法具體條款的束縛。這種以判例法為核心的制度模式，體現了更強的“衡平主義”色彩，賦予了司法機關更大的自由裁量權，能夠更好地適應復雜多變的商業現實，但同時也存在法律適用的不確定性問題，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對實質合并標準的理解可能存在差異，導致裁判結果的不一致。

（二）適用標準的比較：遞進邏輯與平衡邏輯

中美兩國實質合并破產的適用標準，呈現出“遞進邏輯”與“平衡邏輯”的顯著差異，中國的適用標準以客觀事實為核心，呈現遞進式結構，而美國的適用標準則以綜合平衡為核心，逐步強化對主觀信賴的保護，兩種邏輯各有側重，可形成互補。

中國《全國法院破產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第32條明確規定了實質合并破產的適用條件，這三個條件呈遞進關系，缺一不可：一是關聯企業之間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這是實質合并適用的核心要件；二是區分各關聯企業財產的成本過高，無法通過常規方式明確各企業的獨立財產與債務；三是實質合并的適用必須能夠避免嚴重損害債權人的公平清償利益，實現債權人的實質公平。

在司法實踐中，中國法院形成了以“財產獨立性喪失”與“意志獨立性喪失”為核心的法人人格高度混同認定體系，具體包括以下幾種典型情形：一是資產混同，如關聯企業之間資產隨意轉移、共用銀行賬戶、財產歸屬不明；二是財務混同，如關聯企業之間財務賬目不分、統一核算、利潤與虧損隨意調配；三是負債混同，如關聯企業之間相互擔保、債務相互承擔，無法區分各企業的獨立債務；四是主營業務混同，如關聯企業之間業務范圍重疊、經營場所一致、對外以同一主體名義開展業務；五是人員混同，如關聯企業之間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相互兼任，員工統一管理、薪酬統一發放；六是交叉融資及擔保，如關聯企業之間相互拆借資金、提供無對價擔保，轉移資產或逃避債務；七是經營決策受制，如關聯企業的經營決策完全由控制企業支配，喪失獨立的經營決策權。這些具體情形為法官認定法人人格高度混同提供了明確的參考，體現了中國適用標準的客觀性與具象化。

美國實質合并標準的演進，呈現出從“清單化”到“平衡化”的趨勢，其核心邏輯是綜合權衡各方利益，尤其是債權人的主觀信賴與客觀混同事實之間的平衡。早期的Vecco七要素測試采用列舉式的清單化模式，將資產混同、財務混同等客觀因素作為審查重點，雖然提供了系統化的審查框架，但缺乏對各方利益的綜合權衡。

后續的Auto-train、Augie/Restivo、Owens Corning測試則逐步轉向綜合平衡模式，不再局限于客觀混同事實的審查，而是更加注重對債權人主觀信賴的保護。其中，Owens Corning測試作為當前美國法院的主流標準，其要求更為嚴格，明確將“債權人依賴”作為核心主觀要件，要求申請人必須證明：債權人在交易過程中，已將各關聯企業視為單一經濟體，對其整體信用產生信賴，且這種信賴是合理的；或者，各關聯企業的財產與債務已混亂到無法區分，不適用實質合并將嚴重損害債權人的整體利益。這一標準實質上是將實質合并的正當性，建立在“市場預期”而非單純的“事實混同”之上，既考慮了客觀混同的現實，又兼顧了債權人的主觀信賴，體現了對商事交易秩序與公平原則的雙重保護。

對比而言，中國的適用標準更注重“客觀事實”層面的混同認定，強調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的客觀存在，這有利于明確實質合并的適用邊界，避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濫用；而美國的適用標準則更強調“主觀預期”層面的債權人信賴，將債權人的合理信賴作為實質合并適用的重要前提，這有利于保護商事主體的交易預期，維護市場交易的穩定性。兩者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可以形成互補——客觀事實混同是實質合并適用的基礎，沒有高度的客觀混同，就缺乏適用實質合并的事實依據；而債權人信賴則是限制實質合并濫用的邊界，避免因過度適用實質合并而損害善意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三）程序保障的差異：聽證與裁量

實質合并破產涉及債權人、股東、職工、關聯企業等多方主體的利益，程序保障的完善與否，直接關系到實質合并適用的公正性與合法性。中美兩國基于不同的制度框架與司法理念，形成了不同的程序保障模式，中國以“聽證程序”為核心，強調程序的規范化與透明化；美國以“裁量規范”為核心，強調自由裁量權的合理行使。

中國《全國法院破產審判工作會議紀要》明確要求，法院在審查實質合并破產申請時，必須組織聽證，充分聽取債權人、債務人、關聯企業、清算義務人、管理人等各方利害關系人的意見，聽證時間不計入審查期限，法院應在收到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作出是否準予實質合并的裁定。這一規定將聽證程序作為實質合并審查的必經程序，確保了各方利害關系人能夠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體現了程序的公正性與透明化。

同時，中國法律還明確了實質合并申請的主體范圍，包括關聯企業本身、債權人、清算義務人、已進入單個破產程序的管理人等，保障了相關主體的申請權。在舉證責任分配方面，一般由申請人承擔舉證責任，證明關聯企業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區分財產成本過高等適用實質合并的條件；若債權人對關聯企業的法人人格混同提出合理懷疑，被申請合并的關聯企業則需承擔舉證責任，證明其自身具有獨立的法人人格，不存在混同情形。這種舉證責任的分配方式，既有利于督促申請人積極提供證據，又有利于保護被申請合并企業的合法權益，實現了各方利益的平衡。

美國的程序保障則主要體現在“司法自由裁量權”的規范行使上。由于實質合并沒有明確的成文法依據，完全依賴法官的衡平裁量，因此，美國法院通過判例逐步確立了一系列規范自由裁量權行使的原則，確保實質合并的適用符合公平正義的要求。美國第二巡回法院在FDIC v. Colonial Realty Co.案中明確強調：“破產法院的衡平權力‘必須在《破產法典》的框架內行使’，‘不能以與《破產法典》命令不一致的方式使用’。”這一原則體現了衡平法傳統中的核心理念——衡平法遵循法律，而非取代法律，破產法院的衡平裁量權不能無限擴張，必須受到《破產法典》基本原則與精神的約束。

此外，美國的上訴審查制度也為實質合并的程序保障提供了重要支撐。當事人對破產法院作出的實質合并裁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級法院提起上訴，上一級法院將對下級法院的裁量行為進行審查，重點審查實質合并的適用是否符合判例確立的標準、是否充分考慮了各方利益、是否存在裁量濫用的情形。這種上訴審查制度，能夠有效規范下級法院的自由裁量權，確保實質合并的適用具有統一性與公正性，避免出現個案裁量不公的問題。

四、金融不良資產處置的比較法觀察

（一）美國TARP計劃與特殊資產處置機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大量金融機構陷入破產困境，金融不良資產規模激增，嚴重沖擊了美國的金融體系與市場經濟秩序。為了穩定金融市場、化解不良資產風險，美國財政部依據《緊急經濟穩定法案》，設立了“不良資產救助計劃”（Troubled Assets Relief Program，簡稱TARP），這一計劃作為美國應對金融危機、處置金融不良資產的核心舉措，構建了一套獨特的特殊資產處置機制，對全球不良資產處置產生了重要影響。

根據《緊急經濟穩定法案》第12 U.S.C. § 5211的規定，美國財政部長有權“從任何金融機構購買不良資產”，并“建立經授權購買、持有和出售不良資產并發行債務的載體”。TARP計劃的核心創新在于，政府作為“最后買家”介入不良資產市場，通過結構化交易的方式，隔離金融機構的風險資產，避免這些資產以深度折扣的價格立即出售，從而減少金融機構的損失，穩定金融市場信心。

在具體操作中，TARP計劃通過設立專門的資產管理載體，收購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這些載體獨立于原金融機構，負責對不良資產進行管理、處置與變現，通過長期持有、重組、資產證券化等方式，逐步實現不良資產的價值最大化，最終償還政府投入的資金。這種模式既避免了不良資產集中拋售對市場造成的沖擊，又為金融機構提供了流動性支持，幫助金融機構擺脫困境，恢復正常經營。

TARP計劃與破產程序的銜接，主要體現在美國國家信用合作社管理局（NCUA）推出的“擔保票據計劃”（NGN Program）中。該計劃專門針對金融危機期間破產的企業信用合作社，其核心機制是“破產隔離+結構化融資”的組合：首先，將破產信用合作社的“遺留資產”（主要是難以變現的不良貸款、資產抵押債券等）隔離至專門設立的資產管理實體，實現遺留資產與破產信用合作社其他資產的分離，避免遺留資產的風險傳導至其他資產；其次，以這些遺留資產為抵押，由資產管理實體發行政府擔保票據，向市場籌集現金，用于償付破產信用合作社的負債；最后，資產管理實體通過對遺留資產的長期管理與處置，逐步償還政府擔保票據的本金與利息。

這一機制的核心價值在于，它不改變不良資產的法律歸屬，而是通過結構化設計，實現了風險隔離與價值最大化，既避免了不良資產在市場低谷期賤賣造成的損失，又保障了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為破產金融機構的債務清償提供了有效支撐，也為關聯企業破產中的特殊資產處置提供了重要借鑒。

（二）特殊資產處置的實踐困境與應對

在關聯企業破產處置中，特殊資產的處置是中美兩國共同面臨的難題。所謂特殊資產，是指區別于傳統的貨幣資金、不動產、機械設備等普通資產，具有估值困難、持有成本高、市場流動性差、處置流程復雜等特點的資產，主要包括藝術品、知識產權、稀缺收藏品、加密貨幣、稅收抵免、長期待攤資產等。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特殊資產的種類不斷豐富，其在關聯企業資產中的占比也逐步提升，給破產處置帶來了更大的挑戰。

Bloomberg Law近期報道指出，近年來美國破產市場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非傳統資產”，這些資產的處置難度極大，成為破產程序中的重點與難點。例如，莫奈等著名畫家的畫作，其價值受市場行情、真偽鑒定、保存狀況等多重因素影響，估值難度極大，且僅有有限的高端買家能夠承擔其高昂的價格；F40法拉利等稀缺豪車，市場存量極少，交易市場狹窄，且估值波動較大；賽馬、加密貨幣賬戶、星巴克禮品卡等資產，要么缺乏統一的估值標準，要么持有過程中會產生持續的成本，要么面臨監管政策的不確定性，處置難度均非常大。

具體而言，美國特殊資產處置面臨三大核心困境：一是估值困難，多數特殊資產缺乏統一的市場定價標準，其價值受主觀因素、市場行情、政策變化等影響較大，難以準確評估，如稅收抵免“因稅法可能隨時變化而難以估值”，加密貨幣則受市場波動影響，價格瞬息萬變；二是持有成本高，部分特殊資產需要長期持有才能實現其價值，期間會產生持續的倉儲、維護、管理等成本，如波本威士忌“需要數年陳釀才能成為合格的波本威士忌”，期間的倉儲、養護費用持續產生，增加了破產處置的成本；三是市場狹窄，多數特殊資產的交易對象有限，缺乏廣泛的交易市場，導致處置周期長、變現難度大，如莫奈畫作“只有有限買家能拿出近4000萬美元”，難以快速變現。

中國關聯企業破產實踐中，同樣面臨特殊資產處置的諸多困境，且不同行業的特殊資產處置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在房地產企業破產中，在建工程、土地使用權等資產的處置，需要兼顧工程質量、規劃要求、政策限制等多重因素，且處置周期長、涉及利益主體多，難度較大；在科技企業破產中，知識產權（專利、商標、著作權等）是核心資產，但其價值評估難度大，且受技術更新換代、市場需求變化等影響較大，處置不當可能導致資產價值大幅縮水，影響重整的可行性；在金融機構破產中，股權質押、金融衍生品、不良貸款等資產的處置，面臨價值波動大、監管政策嚴格、交易流程復雜等問題，增加了處置的復雜性與難度。

中美兩國的實踐經驗表明，特殊資產處置的關鍵在于“時間”與“程序”的靈活安排。一方面，需要給予特殊資產足夠的處置時間，避免在市場低谷期急于變現，通過長期持有、合理培育，等待市場行情好轉，實現資產價值最大化；另一方面，需要設計適當的程序，規范特殊資產的評估、處置流程，引入專業的評估機構、處置機構，拓寬處置渠道，通過資產證券化、重組、拍賣、協議轉讓等多種方式，提高特殊資產的變現效率。同時，還需要加強對特殊資產處置的監管，防范處置過程中的利益輸送、資產流失等問題，保障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三）破產隔離與實質合并的張力

在結構化融資領域，特殊目的載體（SPV）的破產隔離是核心機制之一，而實質合并破產則可能對這一機制造成沖擊，形成破產隔離與實質合并之間的張力，這一問題在美國破產實踐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也是中國未來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

特殊目的載體（SPV）是結構化融資中常用的法律工具，其核心功能是破產隔離，即通過設立獨立的SPV，將基礎資產與發起人的資產相分離，確保即使發起人陷入破產困境，SPV的資產也不會被納入發起人的破產財產，從而保障結構化融資產品投資者的合法權益。這種破產隔離機制，是資產證券化、項目融資等結構化融資交易的核心假設，也是維護結構化融資市場穩定的重要基礎。

然而，在關聯企業破產案件中，SPV往往由發起人（控制企業）設立，與發起人及其他關聯企業存在一定的關聯關系，若法院在破產程序中裁定將SPV與發起人、其他關聯企業實質合并，將直接打破SPV的破產隔離機制，導致SPV的資產被納入合并破產財產，用于清償所有關聯企業的債務，這將嚴重損害結構化融資產品投資者的合法權益，沖擊整個結構化融資市場的信心。Kim Yonmi曾明確指出：“實質合并可能影響結構化融資中特殊目的載體的使用，以及項目融資交易，破壞市場對破產隔離機制的合理預期。”

這一問題的實質，仍是法律形式與經濟實質之間的沖突：從法律形式上看，SPV是獨立的法人主體，享有獨立的法人財產權，與發起人及其他關聯企業相互獨立，應當適用破產隔離機制；從經濟實質上看，SPV由發起人控制，其設立、運營、管理均依賴于發起人，與發起人及其他關聯企業存在密切的關聯關系，甚至可能存在資產混同、利益輸送等情形。當發起人陷入破產時，法院面臨的選擇是：堅守SPV的法律形式，維護破產隔離機制，保護投資者利益；還是突破法律形式，適用實質合并，實現債權人的實質公平。

美國法院在處理此類案件時，通常采取審慎的態度，一般情況下，對于符合監管要求、能夠保持獨立運作、不存在資產混同、利益輸送等情形的SPV，法院不會輕易裁定實質合并，而是尊重其破產隔離機制，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只有在SPV與發起人及其他關聯企業存在嚴重的資產混同、SPV淪為發起人逃避債務的工具、不適用實質合并將嚴重損害債權人利益的情況下，法院才會考慮適用實質合并。

中國目前尚未出現此類典型案例，主要原因在于中國結構化融資市場的發展仍處于相對初級階段，SPV的應用范圍相對有限，關聯企業破產中涉及SPV的案件較少。但隨著中國資產證券化市場的不斷擴大、結構化融資產品的日益豐富，SPV的應用將越來越廣泛，破產隔離與實質合并之間的張力也將日益凸顯。未來，中國在完善關聯企業破產制度時，應當明確這一問題的處理原則：對于符合監管要求、保持獨立運作、不存在資產混同、利益輸送等情形的SPV，即使其由同一控制人設立，與其他關聯企業存在關聯關系，也不宜輕易適用實質合并，以維護市場對資產證券化交易、結構化融資的合理預期，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同時，對于存在嚴重資產混同、被用于逃避債務的SPV，則應當依法適用實質合并，實現債權人的實質公平。

五、結論與啟示：邁向“工具理性”的實質合并制度

（一）比較法啟示

通過對美國實質合并規則的系統考察、中美關聯企業破產制度的全面比較，以及特殊資產處置機制的跨域分析，結合中國關聯企業破產的理論研究與司法實踐，可提煉出以下幾點對中國制度完善的重要啟示，為中國關聯企業破產制度的優化提供參考。

第一，確立衡平法思維，明確實質合并的“最后手段”屬性。實質合并的本質是一項衡平救濟措施，其設立的目的是為了彌補法律形式主義的不足，在特殊情況下實現債權人的實質公平，而非對法人人格獨立原則的否定或突破。美國法院在適用實質合并時，始終強調其“最后手段”的屬性，明確規定只有在考慮了破產撤銷權、衡平居次、個別清償撤銷等其他救濟措施，并確認這些措施無法實現債權人實質公平后，才可以援引實質合并救濟。中國司法實踐應當借鑒這一立場，轉變對實質合并的適用理念，避免將實質合并作為處理關聯企業破產的“首選工具”，堅守法人人格獨立的基本原則，只有在確有必要的情況下，才能適用實質合并，防范實質合并的濫用風險。

第二，細化實質合并審查標準，構建更具操作性的框架。美國判例法從Vecco七要素測試到Owens Corning測試的演進，體現了實質合并審查標準從“清單化”到“綜合平衡”的深化，其精細化的審查標準、對債權人主觀信賴的重視，值得中國借鑒。中國《全國法院破產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確立的“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區分成本過高+損害公平清償”三要件，雖然明確了實質合并的適用基礎，但仍較為原則，缺乏具體的操作指引。未來，中國應當在現有三要件的基礎上，結合具體的審查因素，進一步細化審查標準，如明確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的具體認定情形、區分成本的判斷標準、債權人公平清償利益的衡量方法等，同時引入“債權人依賴”的主觀要件，平衡客觀混同與主觀信賴，形成更具操作性、更科學的審查框架，統一裁判標準。

第三，引入“視為實質合并”模式，豐富關聯企業破產處置路徑。美國SBP案確立的“視為實質合并”模式，在保留關聯企業法人人格獨立性的前提下，實現資產與債務的合并處置，既兼顧了實質合并的效率優勢，又為關聯企業的重整再生保留了組織靈活性，尤其適用于那些具有專業化經營優勢、保留獨立法人資格更有利于后續發展的關聯企業。中國目前的實質合并主要是典型的實質合并，處置路徑相對單一，難以滿足不同類型關聯企業破產的需求。未來，中國應當借鑒美國的經驗，引入“視為實質合并”模式，明確其適用條件、法律效果與程序規則，允許法院在重整程序中，根據案件具體情況，裁定合并關聯企業的資產與債務但不消滅其法人資格，為關聯企業的再生提供更多元的選擇，提高關聯企業重整的成功率。

第四，完善程序保障機制，兼顧各方利益。實質合并破產涉及債權人、股東、職工、關聯企業等多方主體的利益，程序保障是實現實質公平的重要前提。中國目前的程序保障機制雖然明確了聽證程序、舉證責任等內容，但仍存在不完善之處，如上訴救濟機制不夠明確、利害關系人的參與權保障不夠充分等。未來，中國應當進一步完善實質合并的程序保障機制，明確聽證程序的具體流程、利害關系人的參與范圍與權利，細化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完善上訴救濟機制，確保各方利害關系人的合法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確保實質合并的適用過程公開、公平、公正。

（二）制度展望

當前，《企業破產法》修訂草案已進入審議階段，增加“關聯企業破產”專章，完善關聯企業破產的相關規定，是學界、實務界的普遍呼吁，也是解決中國關聯企業破產實踐難題的迫切需要。結合美國的經驗與中國的實際情況，未來中國關聯企業破產制度的完善，應當重點明確以下幾方面內容，構建一套兼具規范性、可操作性與靈活性的制度體系。

在適用條件上，應當堅持“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為核心要件，輔以“區分財產成本過高”和“嚴重損害債權人公平清償利益”兩項補充要件，明確三個要件的遞進關系，避免實質合并的適用標準過于寬泛，防范濫用風險。同時，應當細化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的具體認定情形，明確區分成本的判斷標準，為法官的裁判提供具體的參考，統一裁判標準。

在程序規則上，應當明確實質合并破產的申請主體、舉證責任、聽證程序、裁定期限、上訴程序等內容。明確申請主體包括關聯企業、債權人、清算義務人、管理人等，保障相關主體的申請權；細化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明確申請人與被申請合并企業的舉證責任邊界；規范聽證程序，確保各方利害關系人能夠充分表達意見；明確法院的裁定期限，提高破產處置效率；完善上訴救濟機制，賦予當事人對實質合并裁定的上訴權，規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權。

在法律效果上，應當區分清算程序與重整程序的不同情境，作出差異化規定。在清算程序中，實質合并的法律效果應當是徹底否認各關聯企業的法人人格獨立性，將其財產與債務合并，進行統一清算，合并后各關聯企業的法人資格歸于消滅；在重整程序中，可借鑒美國的“視為實質合并”模式，允許法院裁定合并關聯企業的資產與債務，統一制定重整計劃，但不消滅各關聯企業的法人資格，保留其組織靈活性，為企業的再生提供可能。

在特殊行業例外上，對于金融機構、上市公司、國有企業等特殊行業的關聯企業破產，應當制定差異化的實質合并審查標準。這些特殊行業的關聯企業，往往涉及公共利益、金融穩定、投資者權益保護等重要問題，其破產處置具有特殊性，不能簡單適用普通的實質合并標準。未來，應當結合特殊行業的監管要求，明確其實質合并的適用條件與審查標準，兼顧實質公平與行業穩定、公共利益保護。

（三）結語

實質合并破產制度的核心價值在于：當法律形式主義所堅守的法人人格獨立、有限責任原則，與關聯企業高度整合的商業現實發生根本性沖突，導致債權人利益無法得到公平保護時，破產法院所享有的衡平權力應當優先介入，以保障債權人整體利益的實質公平得以實現。正如王靜法官所言：“實質合并是破產法工具理性的完美闡釋”，這一判斷精準地揭示了實質合并的制度本質——它并非對法人制度的“例外”或“挑戰”，而是破產法在特殊情境下實現公平價值的重要“工具”，其存在的意義在于彌補法律形式主義的不足，平衡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

在工具理性的視角下，實質合并的適用應當始終服務于破產法的核心目標：公平清償債權人的合法權益、挽救有再生希望的企業、維護市場經濟秩序。中國關聯企業破產制度的完善，既不能盲目照搬美國的判例法經驗，也不能固守現有的成文法框架，而應當立足中國的法律傳統與司法實踐，吸收美國實質合并規則的合理成分，確立衡平法思維，細化審查標準，完善程序保障，引入多元化的處置模式，防范實質合并的濫用風險。

唯有如此，這一源于衡平法的制度創新，才能在現代破產法體系中找準定位、發揮實效，既堅守法人人格獨立的基本原則，維護市場交易的穩定性與可預期性，又能在特殊情況下實現債權人的實質公平，化解關聯企業破產帶來的風險，為中國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