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最從容”的黑馬重慶銀行，還能狂奔多久？

作者 | 圍觀群眾

2025年最從從容容游刃有余的銀行，出乎所有人意料。

不是宇宙行，不是興業，甚至不是招行。

是重慶銀行。

3月24日晚間，重慶銀行發布年報，這家前不久剛剛躋身萬億俱樂部的城商行黑馬，再度震驚市場：2025年實現營收151.13億元，歸母凈利潤56.54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0.48%和10.49%，在行業周期調整之際創下年度業績歷史新高。

但數據并不能反映一切，真正精明的投資者，會多問幾個問題，以此考究重慶銀行增長的底層邏輯。

比如盈利能力的提升，到底是因為資負結構和成本管理能力的優化，還是激進擴張帶來的短暫閃光？

比如對公狂飆之外，重慶銀行苦苦尋求多年的第二增長曲線，是否有了眉目？

再比如楊秀明上任兩年后，重慶銀行的轉型之路，是否有了真正的進展？

這些問題的答案，勾勒著當下重慶銀行的成色。

比業績更驚人的，是重慶銀行盈利能力的提升速度。

2024年年末，在A股32家上市銀行中，重慶銀行凈息差只能排在倒數第四。

到了去年第三季度，全行業凈息差堪堪止跌回穩之際，重慶銀行以1.42%的凈息差回升至第20位，進步飛快。

行業已經展示過改善凈息差的理想方式，那就是在資產端強化風險資產定價能力，同時在負債端優化存款結構，依靠中間業務帶動低成本存款沉淀，推動輕量化轉型。

難不成重慶銀行已經神功大成，率先走通了轉型之路？

至少數據面并不支持這一點。定期存款在2025年維持了上漲態勢，占比提升至77.31%。

計息負債付息率整體降幅相對生息資產收益率而言也不算明顯，兩者差距在2025年末甚至收窄了。

而中間業務收入同比下降32.66%，占營收之比也降低至不足4%。

這顯然不是一家“未來銀行”的報表該有的模樣。歸根結底，重慶銀行凈息差的增長，主要得益于生息資產的規模擴張，其中對公貸款漲幅尤其明顯。2025年占比貸款總額進一步提高至77.46%。

但其可持續性存疑。

重慶銀行的對公貸款，十分符合一家城商行的特征，主要服務于城市建設。2025年末，其基建和政務類金融業務合計占比接近50%（48.28%） 。

其中又以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作為支柱，占比超過27%。盡管該部分業務的投向明細未被披露，但從與重慶銀行“銀租聯動”的控股子公司鈊渝金租的業務結構也能大概看出，基建占據近75%的份額。

基建類業務的資產質量上佳，但對銀行而言有收益率偏低的天然短板。

2018年重慶銀行將其作為自己的第一大類業務之后，凈息差排名驟降至第24位。

所以在貸款結構并無明顯變化的前提下，去年凈息差的回暖到底是怎么實現的？

常用凈息差計算公式為（利息收入-利息支出）/生息資產平均余額*100%，當期限為年時，其分母為年初和年末生息資產的算數平均數。

在經歷了2025年生息資產的大規擴張后，利息收入增長在分子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問題在于分母。生息資產在2025年末的擴張的確體現到了分母上，但與年初（2024年末）并未大幅增長的生息資產規模一平均，變相導致分母相對較小，從而使得最終得出的凈息差結果較大。

所以我們不妨設想，若要計算2026年凈息差表現，假設重慶銀行資產結構不發生重大變化，在分母基數效應消失后，凈息差承壓是大概率事件。

注意，假設的基本前提，是重慶銀行的資產結構不發生重大變化。因為但基建類貸款收益率天然較低，其規模增長對利息收入的拉動有限。

另一方面，重慶銀行的發展路子，與區域內另一家銀行高度同質化。

成都銀行，2015年租賃與商務服務業余額不足100億，2016年翻倍至208億，成為該行第一大授信行業并持續至今。成都銀行在其招股書中解釋稱，主要系“撥改租”業務貸款余額增長較快。

所謂“撥改租”，可被簡單理解為用于基建項目的融資租賃。時至今日，這類或與之相近的業務模式已經成為基建類金融的常用模式，重慶銀行也不例外。

但重慶銀行直到2018年才將之視為自己的第一大對公業務，較成都銀行晚了兩年，而同類業務競爭時，先發優勢極為重要。

盡管“成渝雙城經濟圈”戰略升級能帶來足量業務機會，但兩者在業務上的高度重疊，難免意味著競爭和博弈。

更何況，此類授信的猛增，歸根結底是一場針對核心資本充足能力的消耗戰，但經歷了生息資產的狂飆之后，2025年末，重慶銀行資本充足率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

這意味著重慶銀行需要不斷補血，而除了內生式的利潤留存之外，發債更是不可或缺的補血手段。但金融債本身，又會因為高昂的付息率，進一步下壓凈息差。

穩住盈利能力刻不容緩，但在這方面城商行的選擇不多。

提升金融投資占比算是一種，但是把雙刃劍。

一方面，市場波動起伏，金融投資對業績的拉動力度并不穩定。重慶銀行金融投資已占比資產的40%左右，但投資凈收益不到營收的20%。

另一方面，將更多資產投入到金融投資，意味著能用于投放貸款的空間減少，而貸款的收益率通常要高于金融投資。

更常見的另一種方式，是加碼零售板塊。

若要提升零售客戶開發程度，改善負債端，最好的時候或是十年前。彼時重慶銀行傭金和手續費凈收入占比超過20%，此后一路下滑至今。

故對重慶銀行而言，發力零售資產端似乎就成了大勢所趨，問題是其當下正處于風險暴露階段，不良率飆升至3.23%，同比增長近20%。

頗遺憾的是重慶銀行并未披露去年各零售細分業務的不良情況，盡管符合監管底線要求，但業內常將之視為一種不良異常升高時的“遮丑”行為。

因此我們僅可從過往的趨勢判斷，經營貸、按揭、信用卡的不良率均在持續上升。而占比較小、不良率正處于下行階段的消費貸，似乎是一個發力方向。

頗值得玩味的是，2020-2024年這五年，重慶銀行將消費貸單獨列示，到今年又與信用卡合并，歸類為“消費貸及其他”。

對于類似做法，業界普遍認為，更改表述往往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銀行對該業務未來發展前景的態度。例如交行在發力消費貸前夕，就曾將其獨立列示。合并列示的意味，往往恰恰相反。

重慶銀行要以消費貸破局，的確難度頗大。

一方面，重慶銀行正在面臨與日俱增的競爭壓力。

要知道，重慶有“小貸之都”之稱，據重慶日報，2025年重慶消金綜合實力位居全國第一梯隊。有37家網絡小貸機構，包括馬上消費、螞蟻消金和小米消金這“三巨頭”，份額合計占比近30%。

放諸以往，小貸和銀行的客群并不重合。但隨著3·15新規落地，2027年之前小貸公司綜合利率必須壓降至12%以下。

絕大多數小貸公司依賴銀行同業授信或ABS，綜合資金成本普遍在5~8%之間，加上3~5%的不良貸款撥備，2~3%的運營成本，利潤空間在12%上限下幾近于0，這還沒算覆蓋高風險客群帶來的額外損耗。

利潤空間收窄，勢必倒逼小貸公司向上發展客群，此前與銀行互不打擾的關系，不排除有因此被打破的可能性。

而與銀行相比，小貸公司也許借貸成本高昂，但速度更快、流程更便捷、且額度審批往往更寬松，具備一定競爭優勢。

重慶銀行此前也做過破局嘗試，那就是作為小貸公司的資金方，賺取資金收益。

但平心而論，這真的是一門好生意嗎？

看上去，小貸公司能突破屬地限制，將觸角伸向全國，問題是重慶銀行僅僅是作為背后金主，并不直接接觸客戶，沉淀不了自己的客群。

與此同時，看上去重慶銀行賺了小貸公司的資金利息，但小貸公司在借款端收取的利息才是大頭，靠這筆不菲的收益，小貸公司完全有能力覆蓋不良缺口。

但作為最終出資方的重慶銀行，承擔的是結結實實的信用風險，反映到報表上，就是2022年和2023年連續兩年超過17%的金融業貸款不良率。

重慶銀行未必算不清這背后的賬。只不過作為一家常年以對公業務見長的銀行，其在零售端的風控經驗勢必是不足的，因而授信給小貸公司，某種程度上可視為從對公這一舒適區出發，曲線積累零售端的業務經驗。

但高達17%的金融業不良率，似乎說明重慶銀行在舒適區的經驗，也有失靈的時候。

同樣是在2022年前后，重慶銀行零售貸款業務迎來關鍵拐點，各類貸款規模均出現不同程度下滑。

其中又以消費貸規模收縮最為明顯，從6.36%下降至不到3%，堪比腰斬。

銀行急劇收縮某類業務，往往與資產質量下滑有關。彼時重慶銀行消費貸不良為1.49%，看上去很低，但當時消費貸整個盤子也才104.9億元。

更令人疑惑的是，消費貸發展過程中試錯在所難免，對重慶銀行而言，一邊強化風控，一邊做大消費貸規模并非不可行，因為盤子的擴大能在一定程度上稀釋不良率。

但規模收縮如此堅決，也許意味著其消費貸的實際不良率比表面看上去更高。

正是2022年，重慶銀行金融業不良貸款沖高至1.5億元，假設該部分不良全部為小貸公司放出的消費貸（實際上大概率還包括經營貸），加上同年重慶銀行自身1.57億元的消費貸不良，則消費貸整體不良率達到2.93%，遠超其他所有零售類貸款。

由此來看，至少在目前，重慶銀行還未在零售端找到適合自己的抓手。

2024年3月，楊秀明正式任職重慶銀行董事長，至今恰好兩年出頭。

差不多是楊秀明上任半年前，在重慶銀行供職近13年的前行長冉海陵退休，高嵩接任，此后重慶銀行正式進入“楊高配”時代。

縱觀重慶銀行過去歷任董事長，除首任甘為民是股份制銀行（中信銀行）出身之外，其余兩人都是國有大行或監管背景出身：林軍曾在人行和工行任職，楊秀明曾于農行任職。

楊秀明之前的兩任董事長，風格實際上頗有差異：

作為重慶銀行的奠基元老，甘為民的風格頗進取，常在多個場合提及傳統銀行在未來5-8年內將消失，在彼時躺著就能賺錢的銀行業，他早已認識到利差的紅利時代正在遠去。

除此之外，他對科創類貸款頗有諸多創舉，從所謂“彈性利率”到“選擇權貸款”，他一直在尋求城商行的投貸聯動之道。

相比之下，林軍更趨穩健，其任期內營收表現雖有波折，常被人“吐槽”地產不良飆升，且盈利能力起伏較大，但至少歸母凈利保持逐年上升。

而冉海陵經歷了兩任風格迥異的董事長，結果主義地看，如此搭配有好有壞。

好的是重慶銀行的多項戰略，比如支持小微、發力科創等戰略得到了延續。

壞的是，重慶銀行十分需要一個頗為進取的董事長拉高其發展上限。

冉海陵的履歷相當豐富，在加入重慶銀行之前，干過行政，做過重慶涪陵罐頭廠副廠長，做過信托公司的副總經理，后又去券商當了總助。

而至少當前的楊高二人，都算是銀行科班出身，理應更能切中行業發展脈搏。

早在2003年，經濟學家黃奇帆來到重慶銀行（當時還是重慶市商業銀行）調研，彼時給出的定位是：“重慶市商業銀行之于重慶，相當于浦發銀行之于上海，深圳發展銀行（現平安銀行）之于廣東。”言下之意，是重慶銀行理應成為重慶發展的金融基石。

若從城市發展的角度來看，重慶銀行的任務無疑完成得頗出色。

但站在銀行自身變革層面，浦發之所以成為浦發，不僅僅在于與上海發展深度共振，更因踩中行業發展節奏，從大戶時代到科創再到輕資產轉型，莫不如是。

摸索一條轉型之路，走通城市發展之外的第二增長曲線，仍是重慶銀行的當務之急。

數據支持：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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