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坤一東南半壁擎天一柱，毀譽參半仍是清代名臣！

光緒二十八年初秋，南京江面上霧氣沉沉，兩江總督衙門內卻是一片肅然。年逾七十的劉坤一臥病榻上，貼身幕僚低聲問道：“大人，東南若再生波折，可還有轉圜？”劉坤一沉默半晌，只吐出一句：“守住，已是不易。”同年九月六日，他病逝任所，清廷給出“忠誠”二字作為蓋棺評語。

這位出自湖南山鄉的秀才，半生在兵火中打滾，后半生又在風雨飄搖的晚清朝局間周旋。有人把他視作“東南半壁，擎天一柱”，有人卻記得他屠戮農民軍的手段，也有人對他甲午戰爭中的畏縮耿耿于懷。他的一生，確實是毀譽參半，卻也難說不是一代名臣。

有意思的是，和晚清其他幾位顯赫人物相比，劉坤一既不以思想見長，也不以驍勇聞名，他更像是一個典型的“中堅人物”：有本事，有局限，在時代洪流中完成了能完成的那一部分，然后悄然退場。

一、從考場到戰場：被時代“拽上戰馬”的秀才

道光十年，劉坤一生于湖南新寧縣一個典型的中等地主之家。家里世代耕讀，父親劉孔浚是縣學生員，還與同鄉曾國藩有些來往，在當地算得上有頭有臉。這樣的家庭環境，兒子走科舉之路幾乎是不用商量的事情。

劉坤一天賦不錯，又肯吃苦，八歲開蒙，十幾歲就走上考場。道光二十九年，他赴長沙參加鄉試，結果名落孫山。那一年，湖南有七千多考生，錄取舉人不過四十余名，能中者鳳毛麟角，落第本不稀奇。那時的劉坤一才十九歲，完全可以等著下次再搏一把前程。

局面很快變了。咸豐元年，太平天國運動在廣西起事，短短數月就打入湖南。戰火迅速逼近，讀書人的算盤被槍炮聲打亂。原本打算在考場上拼出個前程的青年秀才，突然發現老家所在的那片土地，變成了戰場。

咸豐五年，他以秀才身份投身湘南地方武裝——楚勇。這支隊伍隸屬湘軍系統，由道員劉長佑統率，一路在湖南境內與太平軍交鋒。劉坤一年齡不大，又是本家長輩的族叔，頗得劉長佑看重，對其“師視之”，作戰中也被安排在沖鋒陷陣的要緊位置。

戰陣之中，他的優點顯露出來：敢打，也耐打。一營之眾，親自帶隊突擊，多次立功受獎，在軍中名聲漸起。咸豐六年，太平軍東進江西，席卷臨江、袁州、撫州、建昌等地，清軍節節敗退，圍困之勢愈緊。劉長佑奉命增援，劉坤一提營隨軍，袁州一戰，太平軍將領李能通投降，他順勢得到推薦，敘授知縣、直隸州知州。

短短幾年間，這個原本在考場碰壁的窮秀才，憑著戰功混進官場，成了“有官身”的人。同治元年前后，他已由知府、道員一路加銜，甚至代統劉長佑舊部，轉戰江西、廣西，攻占撫州、建昌、柳州等城，以廣西布政使銜掌軍權，這在同輩中算是飛躍般的晉升。

然而，劉坤一軍政起家的過程，并不只是“封疆名臣的成長史”，也伴隨著極其血腥的一頁。同治三年，在廣西剿辦“大成國”余部和各路農民武裝時，他圍攻貴縣平天寨，俘獲起義首領黃鼎鳳。處置方式之殘酷，連當時官場文書都記載得很清楚：先將其三妾和兒女押到刑臺之下，逐一處決，以首級示之，再行正刑，甚至取其心肝祭奠陣亡官紳兵勇，剖膽示眾。

這種手段，獨立于個人好惡之外，也折射出晚清地方統治者對于農民起義的根本態度——不只是鎮壓，更要用殘酷來“立威”。不得不說，這也在劉坤一身上留下濃重的一筆：他是鎮壓者，是封建秩序堅定而冷硬的守護者。

從咸豐五年到同治四年，不到十年，他從秀才一路打到江西巡撫。對一個出身湖南鄉間的讀書人來說，這在任何時代都算“青云直上”。不過，這樣的青云，是建在農民尸山血海上的，這一點，不太可能從史書中抹去。

二、十年封疆：忙于“滅火”的江西巡撫和南北轉戰

同治四年秋，他奉命赴南昌就任江西巡撫。從時間上算，從他離鄉從軍到坐鎮一省，前后十年，速度之快，在湘軍集團中也相當搶眼。

太平天國此時已經走向末路，但戰亂并未結束。曾國荃攻克天京后，許多太平軍余部四散各省，堅持抵抗。其中康王汪海洋率領的一支轉戰粵贛閩交界，成為南方清軍的一塊“心病”。清廷決定調集閩、粵、贛軍力，在閩浙總督左宗棠統一節制下進行合圍。

劉坤一剛到南昌，就被命令趕赴前線督師。他坐鎮贛州，部署南安、吉安、臨江、袁州以及贛南數府州的防務。汪海洋部一會兒收復廣東城池，一會兒又北上騷擾江西定南、龍南一線，意圖重返江西。形勢看上去波譎云詭。

在這一輪反復拉鋸中，“嘉應州之戰”是關鍵節點。汪海洋孤軍據守嘉應州城，試圖伺機北上；清軍則三省聯營，逐步收緊包圍。劉坤一判斷，太平軍退守一城，反而陷入被動。他在奏折中說，若其當初由福建邵武北突，則“立于不敗之地”；如今卻“聚處一城，三省官軍連營而進，四面深溝高壘，使如檻獸釜魚”，應當坐圍，緩而不撤，待之自斃。

事實發展和他的判斷基本相符。汪海洋屢次突圍不成，被迫拼死一戰，最終戰死，部眾潰散。清廷對這場大捷大加褒獎，授劉坤一頭品頂戴，名聲大振。

不過，太平軍被殲滅并不意味著天下太平。江西這塊地方，地形復雜，山多林密，地主豪紳與貧苦農民矛盾極深。太平天國瓦解后各種會黨、秘密宗教、貧苦民眾的自發聚集此起彼伏，局面一點不比戰時輕松。

同治五年，福建崇安縣爆發“吃齋立會”起事，號稱“齋軍”，余波迅速波及上饒、鉛山等地。與此同時，義寧、萬載一帶“齋軍”呼應，搶劫團局，焚殺富戶，矛頭直指地方豪強。劉坤一派席寶田等部嚴厲鎮壓，兵搜山、立保甲，凡有反抗跡象，重典伺候。

接下來幾年，江西各地的抵抗幾乎沒斷過。鉛山茅排造紙、挖煤工人的暴動，義寧州會黨襲城，奉新縣民眾攻打書院和店鋪，東鄉縣抗糧農民毆傷知縣、驅打差役——這些事件，有的帶有經濟抗爭色彩，有的則已經帶上反官、反紳的明顯印記。

劉坤一在奏章里驚呼，連年發生“捆捉書吏，挾制官長”為常事，威脅到地方基層統治。他的應對方式沒有多少溫情：調兵、鎮壓、懲辦地方紳士，強調“威民以法”，試圖用強硬手段壓下去。從結果看，他雖然一再出兵東奔西跑，卻始終沒能把江西的“火頭”完全撲滅。

九年任滿之后，他轉任兩廣總督，繼而又入主兩江。短短十余年間，在南方封疆大吏的幾個關鍵位置上來回調動，既說明朝廷對其能力的認可，也說明他擅長的是“應急型治理”：哪里亂，調他去收拾局面。

到了廣東，他面對的麻煩更多。吏治敗壞，營伍空虛，鹽政腐爛，民間盜匪橫行，法國趁侵略越南之機，虎視兩廣。劉坤一上任后整頓軍務、鹽政，嚴禁賭風，統一鴉片厘金，還兼管粵海關監督。看上去政績不少，但民變依舊頻發。

光緒三年，廣東大水，饑民暴動，佛岡廳被攻陷；光緒五年，海南儋州、臨高縣客民起事，官軍采用焚山攻巖、放火焚人等極端方式剿辦，“燒毀男婦悍賊數百人”，尸橫遍野。這些血腥片段，又一次寫在劉坤一的仕途履歷上。

就在這一年，兩江總督沈葆楨病逝，朝廷再度調劉坤一出任兩江總督，兼通商大臣。自咸豐江湖起兵，到此時坐鎮東南重地，他已從“戰場秀才”變成真正意義上的封疆大員，成為晚清格局中不可忽視的一環。

三、在保守與權衡中：既非鐵血名將，也非徹底革新派

如果只看前半生，劉坤一的形象更接近“左宗棠之后的湘軍悍將”。但從光緒初年起，他的人物性格、政治態度，變得復雜得多。

在新疆問題上，他頗為鮮明地站在左宗棠一邊。中俄因伊犁問題僵持，朝內出現“海防”與“塞防”之爭。李鴻章一派主張不必強求收復新疆，重點建設海防；左宗棠則堅持出關西征，不能丟棄西北領土。劉坤一給左宗棠寫信，說若放棄新疆，“中國十八省將悉為大、小科斯”，認為國家根基不保。他還直言“天下正氣，系公一人”，對左宗棠給予極高評價。

這種態度，顯示出他在國家疆域問題上的底線意識，并不糊涂。然而到伊犁條約爭議、崇厚任案上，他的表現又明顯偏向妥協。他擔心對崇厚嚴懲，會刺激列強，尤其是俄國，導致局勢惡化，主張“暫緩崇獄，而令英居間”，實質上就是希望以暫時忍讓換取喘息。

清流派人物張之洞、張佩綸等人，則公開抨擊這種畏戰求和的思路，認為身為南北洋大臣，不思整飭軍備、擔當戰守之責，轉而寄望“曲赦”以自保，實在失職。張之洞上疏直言劉、李等“甘心畏蒽”，矛頭毫不掩飾。

就在這一場輿論對攻中，劉坤一吃了不小的虧。他試圖以禮金籠絡張之洞、張佩綸，被直接拒絕，只能自嘲“粗才俗吏”，嘆自己既羅致不了清流，也不愿與之公開結怨，唯有守著“忠厚”二字自處。

光緒七年，張之洞又在《慎重疆案片》中指出他“嗜好素深，又耽逸樂，比年來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頓”，建議朝廷另擇重臣。短時間內，劉坤一就被召進京述職，免去兩江總督，由左宗棠接任。此后一口氣閑居十年，這十年其實算是被“清流派”聯手打下來的結果。

這段經歷，往往被后人視作他仕途上的重要挫折。一方面說明他在性格上確有保守、猶豫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晚清決策圈內部派系斗爭之激烈。被迫退居鄉里的這些年，他對清流派頗多怨言，用“鸞梟同群，蘭艾并植”來形容不無怨毒，可見郁積已深。

值得一提的是，對洋務事業，他的態度很有代表性。他支持造船、鑄炮，認為增強軍備是必要的，但對電線、鐵路之類的新事物卻相當排斥，擔心它們“變華為夷”，破壞傳統秩序。這種想法，在當時大批士大夫中非常普遍，也形成了晚清洋務運動“重器物、不動根本”的局限。

十年賦閑后，他被迫再度登場。慈禧面對內憂外患，必須重新依靠湘、淮兩系力量“支撐門面”，于是起用劉坤一，再授兩江總督，兼通商事務、幫辦海軍事務。此時，他已經從當年的“打仗能臣”，變為朝廷眼中的“穩字當頭”的老成之人。

四、甲午、戊戌與東南互保：在大局和個人安危之間尋找平衡

光緒二十年，日本發動侵略朝鮮和中國的戰爭，甲午戰事爆發。戰場上，以淮軍為主的北洋陸海軍接連失利，遼東告急，京師震動。朝中一些主戰派對李鴻章集團極度失望，主張啟用湘軍系統，由劉坤一統轄新軍北上，挽回敗局。

十二月，朝廷任命劉坤一為欽差大臣，駐節山海關，節制關內外各軍。按理說，這是一次“翻身露臉”的機會。然而，此時的劉坤一年事已高，對東北戰局又不熟悉，更擔心貿然接手一盤散沙般的軍隊，會把自己一世名聲賠進去。

他的奏折措辭看似謙卑，實則極力推脫——自稱素在大江以南效力，對關外地形人事“不所素悉”；又說關內外諸軍統將多是將軍、巡撫級別，難以真正節制；再加上自認“衰老之軀，猝應艱巨”，一旦誤事，后果不堪。簡單說，就是一句：此局太爛，他接不起。

哪怕在三令五申之下，他到了山海關，仍然是縮手縮腳。有人記載，前線傳來日軍逼近的訛言，他竟然驚惶得“一日三徙”，舉止失當。隨著威海衛失守、北洋艦隊覆滅、牛莊營口淪陷，湘軍潰退，議和成為唯一選擇。他只能在調遣裁撤軍隊的瑣碎事務中結束這段“關外之行”。

劉坤一后來曾上奏自請處分，說自己未能指揮諸軍立功，請求朝廷嚴加譴責。但這種“請罪奏折”更多是官場程式，真要說他心中如何，恐怕更多的是如釋重負。他很清楚，這一仗的敗局，并不是一人可以力挽的。

戰后，《馬關條約》割讓臺灣、遼東，賠款巨額，舉國震動。他曾電請軍務處轉奏，希望“兵尚可用，和可暫緩”，試圖在議和之際回旋一線。但形勢已至此，談不上實質影響。臺灣巡撫唐景崧在紳民支持下宣布“民主國”，劉坤一起初派人表示支持，并與張之洞商談援助臺灣事宜。沒過多久，他察覺日本在臺形勢占據上風，又迅速轉向，指責唐景崧“不自度量”，要求撤換劉永福，以免刺激日本。

這一連串翻轉，透露出他性格中非常典型的一面：對大局有一定認識，卻缺乏孤注一擲的決心，更傾向于在強敵與朝廷之間尋找“能過得去”的平衡。

在戊戌變法及其后的風波里，他的角色更為微妙。戊戌政變后，光緒帝被幽禁瀛臺，外界盛傳病重。外國報紙頻頻揭露其中的虛假成分，朝野內外議論四起。劉坤一寫信給榮祿，提醒這種“假托病重”的做法，容易引發更大的反彈，建議干脆公開，說明天子病已痊愈但精神未復，由太后訓政，既可穩定局面，也可堵住輿論。

光緒二十五年，慈禧有意立載漪之子溥儒為“大阿哥”，關于廢立的問題悄然在京師流傳。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等千余人聯名電奏，勸光緒“力疾臨御”，不要退位。各省督撫大多謹小慎微，唯恐惹禍上身，選擇沉默。劉坤一卻寫信榮祿，提醒“君臣之義已定，中外之口宜防”，意在勸其不要輕啟廢立之端。這么一來，在是否保住光緒這個名義上的皇帝問題上，他是少有出聲表態的高級地方督撫。

義和團運動興起后，北方局勢更趨混亂。劉坤一一開始就主張“速剿”，明確不同意“借拳民之力御外”的路數。他致電張之洞，說“聞仍主撫，并禁洋兵進京”，對這種做法明顯不以為然，直言“一國且不敵，況各國乎”，意思很直接：連一個國家都打不過，還要跟一群列強硬碰，是自取其辱。

等到大沽口開戰、八國聯軍攻天津，清廷倉促下詔“對外宣戰”，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幾乎同時認定這是“矯詔”，堅決拒不奉行。他們不但暗中與各國領事接觸，還加派軍隊保護沿江教堂、洋商，避免局勢蔓延到東南。他們與列強代表在上海訂立所謂“中外互保章程”，即“東南互保”，明確長江以南各省不參與對外作戰，列強也不得在東南開戰、肆意進占。

站在清廷正統立場看，這等于地方督撫公開違抗宣戰詔書，另起爐灶，從政治倫理上來說很刺眼。但從現實效果看，在那幾年里，東南的大城市和航運命脈確實避免了戰火摧殘，朝廷還能有個“立足之地”。

也正因為有這層“互保”功勞，當慈禧和光緒倉皇西狩西安后，劉坤一與張之洞、袁世凱等人，被朝廷視為“支撐危局”的關鍵力量。光緒二十七年設立督辦政務處施行“新政”時，他們被允許以奏折形式參與改革設計。劉、張聯名上奏的“江楚會奏三折”，提出整頓科舉、改練新軍、仿行西法等主張，很大程度上成了后幾年“新政”的藍本。

不得不說，這里面含著一種典型的晚清式矛盾：兩位一貫偏保守的督撫，在局勢逼迫下接受部分西方制度和軍事改革建議，希望藉此加強皇權和封建統治。改革有之，保守有之，方向有限，也有其歷史必然。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劉坤一病逝兩江總督任內，享年七十三歲。清廷追封一等男爵，贈太傅，賜謚“忠誠”。站在當時朝廷視角，這四字評價并不意外：他為朝廷征戰半生，守住了東南，在原則問題上沒有明顯“叛離”；從制度角度看，這足以獲得“忠誠”二字。

從今天回看，他的一生顯得有些復雜：既曾以雷霆手段屠戮農民軍，也曾力挺左宗棠收復新疆；既在甲午戰局前猶猶豫豫，又在東南互保時承擔了不小風險；既不是大刀闊斧的改革者，也絕對稱不上無所作為的庸碌之輩。

若硬要給他找一個位置，大概可以這樣說：在晚清這座搖搖欲墜的大廈里，他不是設計圖紙的人，也不是拆房的人，而是那個站在中間，用木柱拼命頂住一角屋梁的老匠人。頂得住多久，他心里未必有底，但手里那根柱子，是一直沒放下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