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寫下了她的夢，也寫下了思想史的經典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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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10月14日，弗洛伊德在給好友弗里斯的信中寫道，他正在治療“一名十八歲的女孩”。這名被弗洛伊德稱為“多拉”的女孩飽受漫長的癔癥之苦，情緒低落、精神渙散，混雜著憂郁與憤怒。在他看來，病癥不是憑空襲來的怪物，而是靈魂深處無法言說的情感借身體發出的聲音。要消除癔癥癥狀，就必須解開無意識的束縛，使受抑制的精神碎片重見天日。在治療談話中，多拉傾吐出了破碎的人生故事與兩個相對完整的夢。弗洛伊德從這些充滿象征和轉義的碎片中析解出了意義，并將其組織成了更完整的心靈圖景，揭開了多拉無意識中潛藏的秘密。

治療進行了大約三個月。幾個星期之后，弗洛伊德迅速寫就了以《夢與歇斯底里》為題目的一篇案例史，將它稱為“我迄今為止寫下的最為精妙的作品”。彼時，他剛剛出版《釋夢》。他在書中基于對自身夢境的分析摸索出了夢的解析技術，卻遭到了維也納學界冷遇。多拉的夢境為他打開了以真實病例驗證分析技術的空間，這部案例史也因而真正奠定了其精神分析生涯的基礎。

多拉：關于一個癔癥案例分析的片段

[奧]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孫飛宇 譯

以下內容節選自

《多拉：關于一個癔癥案例分析的片段》

導言

孫飛宇 文

在這個著名的案例史開篇，弗洛伊德如此寫道：這是一位普通癔癥患者，患有神經性咳嗽、失聲、呼吸障礙、偏頭痛、抑郁以及厭世也就是自殺的傾向。這位患者的父親將她帶到了弗洛伊德的面前，并且請求弗洛伊德幫助她恢復正常。弗洛伊德隨后把這位名為多拉的主角描寫成一名美麗聰慧的少女：“多拉當時正值青春年華，這名女孩聰明伶俐，有著迷人的外貌。”這個女孩的父親是一名企業主。弗洛伊德對他的描述是，“年近五十，卻有著罕見的活力與才干”。這一描述和后者在文中自述的形象并不一致，甚至可以說是截然相反。女孩的母親是一名家庭婦女。弗洛伊德對她的描述明顯受到了多拉父親的影響：受過一點教育，并不聰明，潔癖。女孩的哥哥比她大一歲半，在生活中是其典范，總是會在家庭爭端中站在母親的一方。這個女孩從六歲起就體弱多病，極為脆弱地依戀父親，且由于長期的無效治療而鄙視與抵制醫生。在長期的患病、抑郁以及近期的昏厥與自殺留言之后，她被父親強行帶到了弗洛伊德的診所。

故事在隨后的對話中漸次展開。根據多拉父親的敘述，他們一家人在B小鎮與K夫婦發展出了親密的友誼。K太太對生病的多拉父親有著無微不至的照顧，而K先生則和多拉成了好朋友。在一次和多拉的湖畔散步中，K先生突然向多拉求愛，并遭到了多拉的拒絕。多拉后來向家人說起此事，并要求父親斷絕和K太太之間的關系。而當父親向K先生求證的時候，K先生卻對此斷然否認，并認為整個故事完全出自多拉的編造。多拉的父親一方面完全否認自己和K太太之間有任何不軌的關系，另一方面，雖然他對K先生評價不高，但他顯然站在了后者一方，并由此出發對弗洛伊德提出了請求：“請盡力讓她（多拉）好轉起來。”

然而弗洛伊德并沒有完全站在K先生一方。在幾個月的治療中，多拉逐漸向弗洛伊德講述出了更多的故事。其中包括父親和K太太之間曖昧不軌的關系，以及早年間K先生對多拉的一次強吻事件。弗洛伊德發現，在這次事件中，多拉已經開始出現癔癥狀態。

弗洛伊德坐在診療躺椅旁

但是，弗洛伊德同時也發現，在談話療法中將多拉的注意力指向K先生并非一件易事，因為在交談中，她所有聯想最主要的層面，以及任何她容易想到或者說容易記起的事情，總是與她的父親有關。例如，她會不斷說起父親與K太太的復雜關系，并舉出一系列的事件來加以佐證。在敘述的過程中，多拉顯露出了明顯的對母親的認同。在這一母親—父親—多拉的家庭三角中，對母親的認同使得父親的背叛及其用多拉作為交換的意圖呈現了出來。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也發現了多拉和K先生之間的復雜關系。從各種細節出發，弗洛伊德認為多拉實際上對K先生是有愛意的。多拉本人當然并不同意這一觀點。不過在弗洛伊德的視角中，這一觀點構成了他從癔癥和語言的角度理解多拉的重要環節。

在上述兩重關系之外，弗洛伊德還發現了多拉和K太太之間復雜而微妙的關系。雖然根據多拉偏執的觀點，K太太應該是自己不幸的罪魁禍首，然而在談話中弗洛伊德很少會聽到多拉對K太太的抱怨之詞。所以，弗洛伊德認為，多拉關于她父親與K太太之間關系的過分強烈的思維序列，并不僅僅為了壓制她曾一度意識到的對K先生的愛，還為了掩蓋她對K太太的愛。

由此，在這個案例史中，以多拉為軸心，就形成了一張由兩個家庭構建而成的網絡。多拉在這個網絡里受到了父親的背叛，并且被他作為禮物交換給了K先生，又在復雜的性與權力的關系中遭到了來自K先生和K太太的不斷背叛。當然，在弗洛伊德的理解之中，這一禮物自身也有其作為存在物的驅力，而并不僅僅是一個禮物。

在所有的這些環節之外，多拉最終還作為弗洛伊德的禮物，被弗洛伊德以“多拉”或者毋寧說“禮物”的名義發表了出來，成就了弗洛伊德，同時也成就了精神分析。

對弗洛伊德來說，這部作品對精神分析和《釋夢》的真正價值在于他對兩個夢的分析，尤其是對其中第一個夢的完整分析。他認為自己通過對這兩個夢的分析，證實了在《釋夢》一書中發展出的理論。

《釋夢》德文版

這個案例史以多拉突然中止治療而結束。不過，在案例史的最后，弗洛伊德以幾乎無法掩飾的得意之情，附上了一小段多拉重新出現并且證實自己的理論與治療效果的故事。所以，雖然這個案例史的題目叫作《關于一個癔癥案例分析的片段》，但弗洛伊德在其中卻已經呈現出了一個相當完整的對人的精神分析式理解。這一點，正如漢娜·戴克爾（Hannah S. Decker）在其著名的《弗洛伊德、多拉與1900年的維也納》（Freud, Dora, and Vienna 1900）一書中所說，“在將近一個世紀中，精神分析在理論和技術上都把這個案例珍視為一個先鋒”。

然而，1900年的弗洛伊德，正處于事業的低潮期。他的《釋夢》雖然已經發表，卻遠遠沒有得到期望中學界的積極回應。他在給弗里斯的信件中把自己描述為“年老、邋遢的以色列子民”，處于極度的沮喪之中。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仍然沒有征服羅馬，無論在事業上，還是在他的個人生活中——他要到下一年即1901年，才會在他弟弟的陪同下游覽羅馬，看到一直期待的米開朗琪羅的《摩西像》，并且逐漸獲得他自己的信心和勇氣。在這個事業和個人自我認知的低潮期，多拉這個禮物的出現，對于他、對于精神分析而言都有著重要的意義。然而，讀者諸君或許會好奇，這個名為多拉的少女，在現實中是什么樣子的呢？

《摩西像》

這個案例史在后來的精神分析思想史內部和更為廣泛的思想史乃至于文學藝術領域中都引發了無窮無盡的討論。借用加拿大精神分析史專家馬宏尼（Patrick Mahony）的說法，這是弗洛伊德所有案例中得到最廣泛的討論的一個。與此相關，“多拉”這個化名和弗洛伊德在案例史寫作中的匿名化努力，顯然無法掩蓋住那位名為伊達·鮑爾（Ida Bauer）的女孩的真實人生，使其不斷受到精神分析學家和歷史學家們絲毫掩飾不住個人好奇心的專業窺探。

1882年11月1日，伊達·鮑爾出生于維也納的山坡路32號。1900年10月，伊達的父親帶她去見弗洛伊德的時候，他們家住在維也納第九區的列支敦士登大街（Liechtensteinstrasse），與弗洛伊德寓所的距離也在步行可達的范圍之內。伊達出生的時候，父親菲利普·鮑爾（Philipp Bauer）時年二十九歲，母親凱瑟琳娜（Katharina Gerber）時年二十歲。她是家里的第二個孩子，哥哥奧托·鮑爾（Otto Bauer），如前所述，比她大一歲半——在哥哥出生后僅僅五個月，母親就又懷孕了。伊達的父母皆為猶太人。父親出生在波希米亞（今屬捷克）——當時屬于奧匈帝國的勢力范圍，后來他也在當地置有產業。他在1850年到1860年之間隨父母遷居到維也納。母親也生在距今捷克與波蘭邊境很近的波希米亞山區，并在約1860年之后全家遷到了維也納。所以總體來說，伊達的家庭是當時許多從波希米亞遷居到維也納的猶太人的代表，正如弗洛伊德的家庭在19世紀中葉從今天同樣屬于捷克的摩拉維亞的弗萊堡遷居到維也納一樣。這些維也納的猶太人群生活中充滿了各種苦難，然而對他們來說，最為重大的詛咒則是猶太人本身的宿命，即永恒的不安（eternal uncertainty）：不見容于各種區域，永遠處于被驅逐的境地，以及由此帶來的內心的脆弱感和敏感性。

多拉（伊達·鮑爾）和哥哥奧托·鮑爾

1888年，在伊達六歲的時候，由于父親患上了肺結核，所以他們全家遷往了案例史中的B小鎮，也就是位于意大利北部、當時屬于奧地利蒂羅爾郡（County of Tyrol）的梅拉諾（Meran/Merano）。梅拉諾在當時以療養而聞名，許多維也納人都會選擇此地作為度假去處。伊達一家在這里遇到了漢斯·澤林卡（Hans Zellenka）及其夫人佩皮納（Peppina Zellenka）——也就是案例史中的K夫婦——并且成了密友。K夫婦育有一兒一女，女兒克拉拉（Klara）比伊達小九歲，患有先天性心臟病，也就是后來案例史中所記載的那個夭折的孩子。1892年，伊達父親的視網膜脫落。兩年后，也就是1894年，在伊達十二歲的時候，她父親出現了精神錯亂。根據澤林卡的建議，伊達父親于同年去維也納尋求弗洛伊德的治療幫助。弗洛伊德將其診斷為梅毒并成功進行了治療，由此獲得了他的信任。這一信任使得他在1898年帶著伊達去見了弗洛伊德，并在1900年發現伊達的自殺威脅后，將其帶到了弗洛伊德的面前。此后便是弗洛伊德在案例史中所記載的故事。

在伊達終結治療后，弗洛伊德于1901年完成了該案例史，伊達則在1902年又一次去見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對于這次會面對自己理論和治療的證實有些得意，多年之后，他也在腳注里承認了自己的一處錯誤：他曾宣稱伊達后來嫁給了那位在她的第二個夢里出現的工程師。而實際上，伊達于1903年12月6日嫁給了一位生于布達佩斯、當時居住在維也納的匈牙利人恩斯特·阿德勒（Ernst Adler）。不過，我們很難說這不是弗洛伊德故意為之的匿名化舉動，因為弗洛伊德顯然知道伊達的婚姻，并且認為這是她恢復健康的關鍵一步。這也就幫助我們理解了在本文開頭的那個問題：弗洛伊德為何要等待四年之久才發表這篇案例史。我們已經聽他說過：

在治療結束之后，我又等待了四年，直到聽說病人的生活已經發生了變化，而這變化讓我認定，她對本文所講述的事件及靈魂歷程的興趣可能都已經逐漸消逝，我才發表本文。

這個變化就是伊達的婚姻與生育。她的丈夫是一名不得志的作曲家與工程師，比她大九歲。這一年齡差與伊達父母的年齡差相同。1905年4月，在二人婚后第十六個月，伊達生育了一個男孩。他們的生活在此后確實發生了變化：“1905年6月14日，在孩子出生兩個月后，‘多拉’和她的丈夫正式離開了猶太人社區。第二天，他們就受洗皈依了新教。”

這一變化并不意味著她與父母關系的斷絕。伊達此后和父母一直保持著比較密切的關系。她的母親在1912年由于肺結核去世。次年，她的父親也由于肺結核的直接影響而去世。1915年，她的伯父也去世了，這導致了他們家族生意的中落。令人驚訝的是，從未有過生計經驗的伊達曾一度以經營橋牌俱樂部為生，而且生意不錯。丈夫恩斯特在1932年由于心臟病去世。哥哥奧托·鮑爾后來成了奧地利著名的社會主義運動領袖，于1938年在巴黎去世。

伊達雖然并未加入政治運動，不過隨著時代的變遷，尤其是二戰的原因，身為猶太人的她不由自主地被狂飆一般的世界局勢所席卷。她的兒子科特·赫伯特·阿德勒（Kurt Herbert Adler）后來成了一名劇作家與導演，于1938年移民美國。在兒子的幫助下，她最終于1941年成功移居美國，于1945年去世。

一戰期間，弗洛伊德就已經和伊達失去了聯系。不過在1922年，弗洛伊德曾從他在1922至1923年間的私人醫生菲力克斯·多伊奇（Felix Deutsch）那里得知，伊達再次患病并且向后者尋求幫助。在此期間，伊達曾主動向多伊奇醫生表明自己就是“多拉”，并且為此而感到非常驕傲。嚴格說來，這是她所遭受的最后一重背叛——來自弗洛伊德的背叛。弗洛伊德為了成全自己的精神分析，而將“多拉”寫入了案例史，貢獻給了學界。她當時對此并不知情。雖然這一案例史使得多拉進入了歷史，并讓這位女性在多年后為此感到驕傲，然而從個人的角度來說，這一案例史同樣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伊達更為豐富的人生。我們在案例史中無法讀到的是，這位聰慧、敏感、獨立同時又堅韌頑強的女性，喜愛閱讀，熱愛音樂，和維也納這座文藝之都的許多居民一樣富有文藝氣息。至少從表面上來看，對于音樂的喜愛或許是她選擇了一位音樂家作為自己丈夫的重要理由，同樣也是她留給兒子的重要影響。在對伊達第二個夢的簡短分析中，弗洛伊德敏銳抓住了一個關鍵的要素——這使得弗洛伊德的分析雖然簡短，但是堪稱成功。在這個夢里，伊達重返德累斯頓歷代大師畫廊，并借助于拉斐爾的《西斯廷圣母》超越了自己的癔癥，進入了歐洲的宗教史和文明史。弗洛伊德為此寫道：

……她想起了自己在德累斯頓的首次短暫停留。她那次是作為陌生人四處閑逛，當然也沒有錯過去參觀那間著名的畫廊。另一位熟悉德累斯頓的男性親屬正與他們在一起，想要充當畫廊的向導。但是她拒絕了他，獨自前往，在那些吸引她的畫作前駐足停留。在《西斯廷圣母》前，她待了兩個小時，陷入了靜默的夢一般的崇拜之中。當被問到那幅畫的什么地方能夠讓她如此喜愛時，她找不到一個清晰的理由。最后她說：圣母瑪利亞。

收藏于德累斯頓歷代大師畫廊里的《西斯廷圣母》

伊達站在拉斐爾的這幅大師之作面前神隱的每一處細節，都被弗洛伊德和后世的研究者們詳細討論過。弗洛伊德對她的理解從癔癥到達了生活，在這個案例的結尾處，從生命史和兩個家庭史交織的社會學之網中，經由拉斐爾所理解和描繪的圣母進入了歐洲文明史，和“多拉”這個名字在歐洲歷史上的復雜流變緊密關聯了起來。這是弗洛伊德的文明無意識，也是我們理解“多拉”的真正開始。

紙書指路

多拉：關于一個癔癥案例分析的片段

[奧]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孫飛宇 譯

?裹著一身的時代癥，此刻重返弗洛伊德

?叩診被家庭、社會與歷史寄生的不安靈魂

?夢的解析于真實病例中的首度錘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生涯的真正開端

?從夢的萌生處縱身一躍，溯洄被壓抑的精神的逃生路線

?權威新譯詳解，以多語種參比揭精神分析真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