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數據用于公共治理，仍應顧及隱私之界

市民在藥店購買幾盒助眠藥、速效救心丸，竟收到“駕照注銷”的提示短信？當地交警部門回應：確有此事。近來，這一事件在網上引發熱議，一方面向大眾普及了“酒駕”之外還有“藥駕”這個概念，明確其嚴重危害不亞于“酒駕”；另一方面，這條短信觸動了公眾的敏感神經：僅因購藥就面臨駕照注銷，個人隱私的邊界何在？當大數據賦能“治駕”，公共安全與個人隱私該如何平衡？

事情緣起于某地市民收到的一條短信：交警部門通過大數據比對分析，發現當事人可能存在妨礙安全駕駛的疾病就診或購藥記錄，要求其30日內前往車管所辦理駕駛證注銷手續，逾期未辦理將依法公告作廢。

短信發出的初衷清晰明確——防范患有癲癇、嚴重心臟病等疾病的駕駛員駕車上路，避免“藥駕”引發交通事故，造成人身財產損害。這一管理初衷本無可厚非，道路交通安全關乎公共利益，對駕駛人身體狀況開展必要審查，也是國際通行的管理做法。但這條短信所折射的管理方式，觸碰了現代法治社會兩條敏感紅線：個人隱私的合理邊界，與行政程序的正當合規。

有網友不禁追問：買酒、買刀是否也會被提醒、被吊銷相關證件？這背后直指一個核心認知：公共安全可以作為限制個人權利的合理理由，但此類限制必須恪守“比例原則”，即手段與目的相匹配，且對個人權益的干預降至最低。

從公共安全層面看，對患有妨礙安全駕駛疾病的駕駛人開展篩查與干預，確有必要。癲癇發作、突發心臟病、嚴重眩暈等狀況，都可能在駕駛途中瞬間釀成災難性后果。近年來，“藥駕”肇事案例頻發，社會關注度持續攀升，不少醫務人員也主動開展科普宣傳。從這一角度而言，交管部門主動識別風險、前置干預隱患，初衷契合公共利益需求。

但問題的核心在于：個人就診記錄和購藥信息，交管部門依據何種權限獲取？如果未經法定授權、未經數據脫敏處理、未向當事人履行告知義務，便直接批量調取數據，數據獲取的通道是否合法、是否具備明確授權，是無法回避的關鍵問題。

比隱私問題更直接、更易引發公眾質疑的，是程序上的瑕疵。不妨設想多種情形：當事人購藥并非自用；曾被診斷相關病癥但已痊愈，或病情穩定經醫學評估不影響駕駛……這些情況下，當事人本有權提供相反證據、申請復核，卻可能因現行程序安排，錯過30日期限直接面臨駕照公告作廢的結果。

更值得重視的是，醫療數據具有特殊敏感性，既關乎個人最私密的身體狀況，也直接影響公眾就醫的信任基礎。

如果患者預見到就診、購藥記錄會被用于“注銷駕照”“影響生計”等目的，前一秒就醫購藥，后一秒信息就會“被調閱”，勢必產生直接后果：部分患者選擇隱瞞病史、回避就醫，進而衍生間接影響：醫患之間難以建立充分信任。兩種情形最終都會損害公眾健康，甚至反向增加公共安全風險——那些真正患有不宜駕駛疾病的人員，因擔心失去駕照而拒絕就醫、隱瞞病情，繼續駕車上路。

由此可見，醫療數據用于非醫療用途，不僅需要明確的法律授權，更要審慎評估其“次生風險”。一項好的公共政策，不能只考量“如何發現風險”，更要考量“風險發現機制本身是否會催生新的風險”。

這條短信之所以引發廣泛關注，是因為它觸及了現代社會治理中的一個核心難題：當技術進步讓“數據治理”變得空前高效時，我們該如何在治理效率、公民權利、公共安全與個人隱私之間，劃定清晰合理的邊界？

公共安全不是可以無限穿透隱私的通行證，個人隱私也不應成為逃避合理監管的擋箭牌。當一條短信既讓公眾感受到“被關注”，又讓他們感到“被冒犯”時，這恐怕不是公眾不夠理解管理的苦心，而是管理方式本身還需要進一步打磨完善。

公共安全與個人隱私并非不可調和的矛盾。在法治框架下，完全可以嘗試找尋兼顧兩者的治理路徑：在明確法律授權、規范數據使用的同時，完善“藥駕”綜合治理舉措。除駕駛人端的管控外，還可加強對可能影響駕駛能力藥物的分類管理，比如在藥品說明書中強化安全警示，在醫療環節建立更完備的風險告知和記錄制度。

技術向善，治理為民。大數據“治駕”，既要守牢公共安全底線，也要護好個人隱私紅線，讓治理真正贏得社會公信。

原標題：《文匯時評 | 醫療數據用于公共治理，仍應顧及隱私之界》

欄目主編：張裕

來源：作者：文匯報 唐聞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