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秒鐘的擁抱

? Michael Nguyen/NurPhoto/Getty Images

利維坦按：

電影《阿甘正傳》中，當他忽然有一天開始跑步時，很多人不明白他跑步的意義何在，媒體不斷在追問：你是為世界和平而跑步嗎？你是為無家可歸者跑步？你是為女性權利跑步嗎……他們就是無法明白阿甘的那句話：有些人跑步，什么都不為。

同樣，我們一生中所熱愛和追求的，并不必然伴隨著一個“這有什么意義”的追問，它本身就是意義。只不過，在現今媒體和商業社會下，很多事物都被冠以了工具化的敘事：這種敘事看似有道理，殊不知，這讓我們在不經意間遠離了食物的本質。

幾十年來，米高梅電影公司（MGM）出品的電影總是在雄獅利奧的怒吼中拉開序幕，環繞它的是那句座右銘——Ars gratia artis：為了藝術而藝術。鑒于米高梅是一個龐大的營利機器，我們或許會懷疑這種高尚情操的誠意。盡管如此，除了飽受爭議的“道德提升”目標外，這確實表達了人們拍攝電影為數不多的正當理由之一。為了其他任何目的——利潤、自我推銷、宣傳——而創作的藝術，根本算不上真正的藝術，至少在最純粹的意義上不是。

因此，當我看到最近一份“國家藝術通行證”（National Art Pass，持有者可免費或減價進入英國各地的美術館和博物館，編者注）的廣告時，感到有些震驚。其標語“見識更多，活得更精彩”（See more. Live more）聽起來沒錯：藝術確實充實了我們的生活。

但事實證明，這里的“更多”純粹是數量上的，而非質量上的。“用藝術為你的生命增壽幾年，”主標題這樣宣告，緊接著是：“在美術館和博物館度過時光可以助你長壽。”藝術不再是為了藝術本身，而是為了你的心臟——而且是肉體上的心臟，而非精神上的。這種關于藝術的宣傳已變得無處不在，英格蘭藝術委員會也在推銷一種觀念，即“參與創意和文化活動已被證明對個人和社區的健康有益”。

阿爾貝托·賈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行走的人II》（1960年），現藏于華盛頓特區國家美術館。? Billy Liar/Flickr

我或許對那張宣傳海報感到震驚，但并不感到意外。長期以來，我一直在私下哀嘆“萬物皆工具化”的傾向：似乎再也沒有什么事物本身具有價值，而僅僅被視為服務于某種實用功能的手段。我最早察覺到這一令人遺憾的趨勢是在2010年，當時我不幸受命評論格雷琴·魯賓（Gretchen Rubin）的書《幸福計劃》（The Happiness Project，2009），該書記錄了她整整一年對幸福生活的刻意追求。書中有一段話對我的沖擊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今天幾乎都還能逐字復述。她與丈夫的一天開局不順，但在道歉之后，魯賓寫道：

“我們擁抱了——至少持續了六秒鐘。我從研究中偶然得知，這是促進催產素和血清素流動的最短時間，這些提振情緒的化學物質能增進感情。緊張的時刻過去了。”

這給我留下了一個令人膽戰心驚的畫面：一個女人擁抱丈夫，不僅是出于愛或溫情，更是為了釋放荷爾蒙并緩解壓力。這些句子凸顯了她的“幸福計劃”是如何讓她在做每一件事時都帶著“改善情緒”的目的。似乎沒有其他事情比這更重要，甚至連真相也不例外。在為期一年的“把自己當成快樂機器”的實驗結束時，她反思了哪些改變了，哪些沒有。“也許我只是在看我想看的東西，”她思忖道，接著又加了一句：“也許吧，但誰在乎呢？”只要能讓你感覺好點，管它真假。

在目睹了“為了幸福而擁抱”到“為了長壽而創意”的這些年間，我見過無數類似的例子：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不是因為它們本身的價值而被提倡，而是因為它們能帶來的物質性好處。這種工具化已經悄然成為常態，以至于我們甚至沒有意識到它的怪異，更遑論其錯誤之處。我們似乎也沒有意識到它究竟有多么普遍。然而，它的影響卻十分深遠，一次又一次地讓我們迷失在生活的真正價值之中。

在診斷問題所在并提出解決方案之前，我有必要為“萬物皆趨于工具化”這一看似極端的論調正名。這絕非修辭上的夸張，而是我真心覺得，幾乎所有有價值的事物，在提及自身價值之前，都至少有人先強調了其功利效用。

以去教堂為例。大多數信徒認為禮拜是一種虔誠的義務，而不是獲得進入天堂的實用手段。然而，如今甚至一些基督徒，比如在《卓越基督教》（Premier Christianity）雜志上撰文的黛博拉·詹金斯（Deborah Jenkins），也會引用研究指出：“成為教會社區的一員可以延長壽命、減少抑郁并促進積極的心理健康。”

我今天隨手翻閱的一本書，則主張祈禱有助于身體健康，并引用一項研究稱：“每日的禮拜祈禱在心血管系統、血液以及肌肉和骨骼方面都帶來了顯著的醫學益處。”當然，如果被質疑，沒有人會說這些是實踐宗教的最佳理由。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將這些當作非常好的理由提出來。此外，這些理由看起來更可信，也更“科學”，至少比“一個充滿愛意的造物主真的在乎你如何度過周日上午”這樣的說法更容易被接受。

? The Telegraph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我們甚至被賦予了達到性高潮的工具性理由。《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2015年的一條標題——“科學家稱每天一次性高潮或可預防前列腺癌”——概括了一種如今廣泛傳播的觀念：男性進行性生活或自慰的最佳理由之一，不再是為了獲得快感、親密或釋放性緊張，而是為了保護自身健康。

你可以花很長時間去列舉那些人們本身就珍視的事物，希望找到一個從未因其健康、財富或幸福方面的好處而被稱贊過的例子。但這樣的尋找注定徒勞。北方歌劇院（Opera North）的網站列出了唱歌的10個好處，其中只有一個——“它可以讓你表達自我”——與藝術和創造力有關。其他的包括“讓你感覺更好”、“增強肺功能”、“幫助緩解壓力和放松”、“有助于改善記憶”、“在生活艱難時提供幫助”以及“提升自信”。

? ideath/Flickr

那些倡導與自然重新建立聯系的人，其理由同樣迎合了那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功利主義享樂觀，而正是這種觀念最初導致了人類與自然的疏離。英國國民信托（The National Trust）談到“在自然中行走有助于身心健康”，而日益流行的“森林浴”則鼓勵我們把林地當作一種可以“走進去”的診所。這些所謂的自然倡導者似乎沒有意識到其中的諷刺之處：如果我們走進樹林只是因為它們能為我們做什么，那么我們的心態，與那些砍伐樹木的人所持的剝削性、掠奪性思維其實并無不同。

甚至連哲學——這種以無功利之心追求智慧的活動——也未能逃脫被工具化的魔咒。如今，大學僅僅宣稱其課程能讓你探索一些最根本的存在問題已經遠遠不夠了。現在的問題顯然更加注重實際利益：哲學如何幫助你買房或積累養老金？哲學常常被宣傳為“可遷移思維技能”的訓練課程，而這些技能最常應用于何處，也顯而易見：職場。劍橋大學哲學系專門辟出一整頁網頁，介紹其教授的五項對簡歷大有裨益的技能：思維能力、溝通能力、組織能力、人際交往能力和研究能力。

當工具化應用于我們與他人互動或為他人所做的事情時，它就顯得尤為有害。康德將其視為一種“絕對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一種道德上的絕對要求——即“對待人性，無論是自身還是他人，始終將其視為目的，而絕不能僅僅將其視為手段”。我們用來描述將他人工具化的詞語，也恰恰反映了我們認為這種行為的腐蝕性：去人性化、物化、剝削。這也正是為什么，把社會關系工具化不僅是不道德的，而且最終會適得其反。如果我們開始強調社會關系能為我們帶來什么，那么我們就把其中的他人當成了實現自我提升的工具。

試問自己：我們有多少的愛好是出于本心，而不是出于利益性的目的？? GIPHY

我甚至還沒有來得及列舉那些已被例行公事般工具化的活動。我們還可以加上園藝、運動、露營、游泳、參與競選、社區志愿服務、烘焙面包、手工藝、寫日記、大笑、說“謝謝”。我們越來越少地去問這些事情本身有什么價值，而是去問它們能為我們帶來什么好處。而所謂的“好處”，指的正是健康、財富以及世俗意義上的成功。

那些出于本身價值而熱愛自然、藝術、學習、友誼等事物的人，或許會覺得強調它們的工具性好處令人反感，但這樣做究竟有什么害處呢？畢竟，一個過著工具化生活的人和一個沒有這樣生活的人，可能在做完全相同的事情。

這種反對意見忽略了一個事實：良好生活不僅取決于我們做什么，還取決于我們如何去做。兩個擁有相同文化日程的人，可能去看同樣的展覽、觀看同樣的電影、聆聽同樣的音樂，但如果他們的動機根本不同，那么他們所生活的世界也就截然不同。

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回到一個基本問題：為什么任何事物會具有價值？

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亞里士多德是最早（當然并非最后一個）指出這一點的人之一：我們做某些事情是為了達成其他目的，而另一些事情則本身就是目的。只有后者具有內在價值，而作為手段的事物只具有外在價值。如果我們要問生命中的終極價值在哪里，那么顯然，它存在于那些具有內在價值的事物之中。

這道理如此淺顯易懂，以至于人們可能會覺得它老生常談。但它值得我們跨越時代、貫穿人生各個階段反復強調，因為我們很容易被純粹的功利性事物所蒙蔽，而忽略了真正有價值的東西。金錢當然是最明顯的例子。金錢的價值在于它的購買力，它可以用來獲得我們最珍視的許多東西。然而，我們似乎總是忍不住想要積累更多的金錢，永遠覺得不夠，從而忽略了與愛人相處的時間和我們熱愛的活動。

追求外在價值而非內在價值，本就是一種相當常見的錯誤。而對一切事物的工具化則又更進了一步。它不僅讓我們偏離那些本身就有價值的事物；它還剝奪這些事物的內在價值，把它們變成純粹的手段。更糟的是，這些“目的”本身甚至也并不具備價值。

想一想，工具化究竟服務于什么：健康、財富以及心理幸福感。這些目標顯然都令人向往，以至于我們很容易忽略一個事實：它們都不具備內在價值。這一點對于財富顯而易見，但對身心健康同樣成立。

先看身體健康。

我們常常談論它，仿佛它是最重要的一切。這也是為什么奧古斯滕·巴勒斯（Augusten Burroughs）那句“當你擁有健康，你就擁有一切”會在網絡上廣泛傳播。但我們并不是為了健康本身而重視它。我們看重它有兩個原因：其一，失去健康通常意味著痛苦和折磨，而這些本身就是壞的，應當避免；其二，擁有健康能讓我們更有能力去做那些賦予生活意義的事情。

電影《羞恥》（Shame）劇照。? 豆瓣電影

然而，一個沒有愛、缺乏有意義活動或體驗的健康人生，將是空洞的。事實上，許多慢性病患者在經歷中讓自己和他人都感到驚訝：他們發現，健康其實并不是最重要的東西。在疾病中，他們更清楚地看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并發現，與其健康卻被人厭惡，不如生病卻被人愛著。正如一位使用輪椅的受訪者對護理學副教授伊麗莎白·林賽（Elizabeth Lindsey）所說：“即使我行動不便，我依然可以充實地生活，因為對我而言，生命源于內心。”身體健康固然重要，但它只是一個基礎，讓我們更容易欣賞真正重要的事物。事實上，林賽還談到“疾病中的健康”，她認為，真正意義上的健康并非僅僅是沒有疾病[1]。

即便心理健康本身也并非最終目的。心理疾病本質上是負面的，因為它是一種毫無所得的痛苦。然而，擁有良好的心理健康，正如擁有健康的體魄一樣，僅僅是通往那些更具根本價值之物的路徑。甚至某些心理上的痛苦也并非本質上的壞事。悲傷其實是有益的，因為它證明了當我們所珍視的人遭遇不幸時，我們的情感反應正在正常地運作。

甚至連幸福——這或許是被工具化論調引用最廣的益處——也不是一種內在的善。如果一個人因看到自己偏見所憎恨的人受苦而感到幸福快樂，這絕非好事。生活在化學藥物制造的虛幻中，雖然滿足快感卻與現實世界脫節，這也不叫好事。當你的伴侶在背叛你，而你卻生活在一段關系穩固的幻覺中并感到幸福，這同樣不是好事。清醒的痛苦或許比幸福的無知更難受，但這并不意味著無知就是好事。

亞里士多德在將“心盛”（flourishing）定為人類最高之善。? wikipedia

那么，如果健康、財富和心理健康都不是本質上的善，究竟什么才是“內在之善”呢？哲學家們屢屢犯錯，試圖將某種單一事物定義為“至善”（summum bonum），即人類的“終極利益”。對亞里士多德而言，它是理性的沉思；對佛教徒而言，它是痛苦的消解；對康德而言，它是善良意志；對功利主義者而言，則是幸福。然而，似乎沒有理由將具有內在價值的事物狹隘地限制在某一種狀態或活動中。亞里士多德在將“心盛”（flourishing，即“幸福/蓬勃生活”）定為人類最高之善時更接近真相，他的錯誤僅在于對“何為蓬勃”給出了過于教條的規定。當我們的生活投入到那些因其自身而非他物而具有價值的事物中時，我們便處于蓬勃之中。蓬勃的形式如同人類個體一樣千差萬別。尼采認為沒有音樂的生活將是一個錯誤，但對于那些對音樂無感的人來說，這并非錯誤。認為生命的終極價值源于具有內在價值的事物的觀點，本質上是多元主義的。

人類的內在之善涵蓋了所有那些無需進一步辯解就能讓生命值得追求的事物。若問及它們“有什么意義？”，這本身就是一種誤解。它們本身就是意義所在。我們無法通過論證來說明它們為何有價值，只能描述是什么讓它們具有價值，并期待他人能識別出其中的分量。

? Hawaii Business Magazine

例如，我們可以說，在森林里度過的一天首先就應當被珍視，因為它讓我們意識到生命存在的奇跡，并對自然界感到驚嘆。參與或觀看一項運動，意味著親身經歷或見證身心合一的挑戰與喜悅，這種合一比生活中其他任何事都更加完美。學習一門外語是通往另一種文化的門戶，讓你能與該文化的成員交流，接觸其文學與媒體。所有這些事物都充實了我們的生命，拓寬了我們的閱歷，即便它們沒能讓你的壽命延長一秒，或讓失智癥晚發生一天，它們依然是有價值的。如果你僅將它們視為增強心理、情感或體能的手段，以備未來那些可能（也可能并不）同樣有意義的時刻，那么你便分散了注意力，離開了此時此刻真正有價值的事物。生活不是為了未來的排練。它是一場已經開始的比賽，而時間正在流逝。

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的區分在概念上或許清晰，但在現實世界中很快就變得不那么分明。顯而易見的是，許多事物既具有內在價值又具有外在價值，正如我之前論證的那些被錯誤工具化的事物一樣。工具化本身并不創造外在價值，它只是將外在價值提升到內在價值之上。

此外，內在價值也并非總是優先于外在價值。人類有現實的生存需要，有時賺錢、劈柴或獲取食物，比讀小說或陪孫輩玩耍更為重要。許多事情本來就必須出于工具性目的去做，而如果一個人只從事那些具有內在價值的活動，那將是一種極為特殊的特權，甚至是一種奢侈。

還有，并非所有外在利益都具有相同的價值。有些利益比其他利益更能服務于最終價值。為了博取老板的歡心、賺取金錢而阿諛奉承，最終只會讓我們遠離人生最重要的東西，而且也無法保證我們以后還能回到正軌。相比之下，學習倫理學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實現美好生活的手段，但這個目標近在咫尺，幾乎可以算作一種善。

這也是為什么我認為，“為藝術而藝術”與“藝術作為教化工具”的爭論在某種程度上是被誤導的。有些藝術，尤其是器樂和抽象繪畫，確實應該只為其自身而被欣賞。但許多文學、電影和戲劇作品，能夠為我們提供關于倫理、政治以及人性的洞見。所有這些理解，都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生活，更加關注自己和他人生活中真正重要的東西。這樣的藝術可以被視為通向道德教育的手段，但在優秀的藝術中，手段與目的緊密交織，以至于這種區分顯得人為刻意。例如，任何關于安東·契訶夫為何是偉大劇作家的論述，都無法把他的戲劇技巧與其作品所體現的人性分開。許多說教式藝術的問題，并不在于它包含教訓，而在于這些教訓表達得過于粗糙簡陋。這類作品不僅藝術性低，也不是好的教育工具。

? ThoughtCo

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而工具化的一個問題在于，它試圖將這種復雜性扁平化、簡單化。它鼓勵我們找出“最有用”的東西，并將其從那些具有終極價值的事物中剝離出來，置于其之上加以優先考慮。在這樣做的過程中，它往往削弱甚至破壞了它原本聲稱要最大化的那些好處。

以社會關系為例。我最近聽說有一項研究[2]稱，無論做什么——甚至是閱讀——與他人一起做，都比獨自進行對我們更有益。這一信息如今被廣泛傳播，人們也因此知道，社交對身心健康很重要。但友誼和共同體最有價值的特質之一，恰恰在于它們讓我們擺脫對自我的關注，使我們更加意識到他人的需要。要從社交中真正獲益，我們必須以正確的心態去參與：因為關心彼此而相處，因為彼此有啟發性，因為我們享受成為共同體驗或共同事業的一部分。如果我們只是出于提升個人幸福感的目的去交往，那么我們很可能無法獲得社交本應帶來的那些益處。

工具化看起來很高效，因為它讓我們直接奔著想要的實用結果去。但結果往往弄巧成拙。很多時候，如果你僅僅為了得到某種好處而去開展一項活動，你反而得不到它。那些看起來像是走捷徑的做法，最后卻成了斷路，把你真正想達成的目標給毀了。

如果說工具化是一種如此嚴重的錯誤，那我們為什么還會走到這一步呢？畢竟，我們并不是有意要剝奪那些最珍視的活動的意義，或把朋友當作提升心理狀態的工具。工具化的根源，源于西方現代性中幾個相互關聯的特征。

啟蒙運動使一種觀念得以成熟：主權且自主的個體具有首要地位，這一觀念在古典思想和基督教傳統中都有深厚根基。幾個世紀以來，這種觀念逐漸成為一種“常識”。每個人都被認為應當是自己命運的主宰，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作者。自我表達與自我決定被視為成為“真實自我”的關鍵。

在一個權力由少數人掌控、多數人被壓制的時代，啟蒙思想家提倡更大的個人自由無疑是正確的。但人類同樣是社會性動物，不可能完全自主。現代性的錯誤在于忽視了這一點，把所有重心都放在個人自由上，而對彼此的依賴關注不足。這導致對自主性的過度強調，把對個體性的推崇推向了極端。其結果就是“原子化”：一個我們彼此之間的分離被不斷放大的世界。

讓·胡貝爾（Jean Huber），《哲學家的晚餐》（Un d?ner des philosophes，1772）。? Courtesy the Voltaire Foundation/Wikipedia

這種原子化的世界具有若干特征，而這些特征都在助長工具化。首先，它滋生了一種“控制的幻覺”。在被鼓勵去感受自身自主性的同時，我們忽視了一個事實：有太多事情并不在我們的掌控之中。世界的發展既會隨機地帶來機遇，也會隨機地制造障礙。我們甚至都無法完全掌控自己。我們的基本構成——性情、人格、天賦與局限——并非出自我們的選擇；我們也無法直接觸及思想與意志背后的隱秘機制，不能隨意決定自己喜歡什么或相信什么。

然而，在被預設為自由而自主的前提下，我們會想象自己可以操控世界，去實現一切想要的東西。幸福、健康與成功似乎唾手可得，只要我們做出正確的選擇即可。于是，世界就變成了一系列可以拉動的杠桿和可以按下的按鈕，一切都服從于我們的意志。簡而言之，一切都可以、也必須成為實現我們所選擇目標的手段，因為我們認為這正是自我決定的必要條件。

在晚期資本主義，我們的自主能動性越來越多地通過“消費者”身份來體現。自由首先被理解為如何支配金錢的選擇上，并伴隨著一種承諾：只要付出金錢，所需的一切都可以獲得。消費主義心態不僅影響了我們對待商品的方式，也影響了我們與萬事萬物的關系。

? Forbes

結果便是，世界本質上變成了交易性的——一切都成了獲取其他東西的工具。約會軟件讓人產生“挑選伴侶如同購物”的感覺這絕非偶然，因為我們甚至用消費的框架來看待伴侶關系。政治也變成了一種“以選票換取利益”的交易，在這種邏輯中，選民和政客都相信勝者通吃，就像拍賣中出價最高者贏得一切，而支持失敗一方的人則被拋諸腦后。民主本應是協調不同訴求的機制，而不是讓勝者得到一切。投票應當是表達意見，而不是保證結果。但在新的消費主義心態中，選票不再意味著賦予責任，而是購買權力。

工具化的另一個深層文化根源，是那種從自然科學中悄然滲透進我們文化的還原論。還原論的核心觀點是：理解事物運作方式的方法，就是將其拆解為各個組成部分。這種思想在幾個世紀里為自然科學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它在社會科學領域的相對失敗，揭示了其局限性。經濟、社會和心理活動無法通過簡單的機械過程來解釋。我們已經意識到，即便在自然科學中，僅靠拆解事物所能解釋的東西也極其有限；觀察系統作為一個整體如何運作，具有同樣——有時甚至是更重要的——意義。

許多工具化行為背后，其實都潛藏著一種無視系統整體、僅關注局部元素的粗糙還原論。一次豐富的體驗（例如戶外活動）被簡化為促進血液循環或釋放荷爾蒙的手段。藝術本能激發出各種復雜且往往相互沖突的情感，如今卻僅因其喚起某些積極情緒的能力而受到推崇。社會紐帶本會帶來痛苦與心碎，也會帶來喜悅，如今卻被簡化為“情感支持”的來源。

當對個人自主權的過度迷信、交易式的消費者心態，以及對事物運作規律的還原論態度結合在一起時，我們便不可避免地將世界視為一個可以為了提升自身福祉而隨意掠奪的資源庫。悲哀的是，當我們這樣做時，我們實際上是在忽視而非服務于我們內心最深層的需求。

?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如果我們扭轉這種“萬物皆工具”的傾向，我們的文化會變成什么樣？當然，我們仍會為了達成某些目的而去做很多事。我們也會欣然承認，生活中許多美好的事物同樣會帶來工具性的益處。但我們會將這些益處視為令人欣慰的副作用，而非其核心目的。一個“去工具化”的世界，將是一個讓我們更加關注此時此刻真正價值的世界。

以友誼為例。我們從他人身上獲得的個人益處是真實存在的，但這些益處不應成為與他們相處的理由。人際關系的價值在于我們珍視身處其中的“人”，而非因為與他們共處能讓大腦分泌內啡肽。大衛·休謨在兩個多世紀前就糾正了這一錯誤，他寫道：“我因善待朋友而感到快樂，是因為我愛他；但我并非為了那份快樂才去愛他。”拒絕工具化，就是要明白：感覺良好往往是良好生活的結果，但它并不構成良好生活本身。

欣賞事物本身的價值，而非它們可能帶來的利益，這是一種解放。它將我們從內心的重壓中解脫出來：我們不再需要時刻確保自己的所作所為服務于某個更長遠的目的，也不必用未來可能積攢的籌碼來為當下的每一天辯護。

把生命活到極致，意味著充分領略生活賦予的一切，而不是試圖從中榨取可兌現的利益。它讓我們認識到，美好的生活是我們每天都能擁有的，無論是在細微之處，還是在宏大之中。最重要的是，它告訴我們，我們所愛的人與物，其存在本身便已足夠，無需附加任何功能，就值得我們傾注時間與關懷。活在這個世界上，并領悟到“生活本身即是目的”，這便是通往生命圓滿的鑰匙。

參考文獻：

[1]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46/j.1365-2648.1996.02135.x

[2]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19485506251364333

文/Julian Baggini

譯/樹上的男爵

校對/tim

原文/aeon.co/essays/instrumentalisation-is-making-everything-a-means-to-an-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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