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位閨秀共襄一部佛典：燕園蔣氏與《法苑珠林》的刊刻傳奇

在常熟城內辛峰巷，圜阓折沖之間，坐落著一座奇石峭拔、花木扶疏的江南名園——燕園。200年前，以燕園蔣氏女眷首倡，由一百名閨秀醵資，重新刊刻了一部唐代釋道世編纂的佛教重要文獻、被稱為佛教小百科的《法苑珠林》。這部刻本被陳垣先生稱為“常熟蔣氏回復為百卷，最為有識”。

是誰薈聚起這么多閨閣名媛，出錢出力來刊刻這樣一部大型類書？這與燕園主人蔣因培及其妾董姝的遭際有著一段頗不平凡的聯系。

常熟燕園今景

蔣因培，字伯生，家世常熟，自從父親蔣瞻岵沒于山東汶上縣令任上以后，就長期流寓山東，嘉慶二年以舉人入仕后，也一直轉官山左，在費縣、陽谷、汶上、金鄉、滕縣、嶧縣、高密、巨野、泰安、齊河等縣都留下了宦跡，雖然始終沉淪下僚，但他卻遍交天下名士，這源于他的詩才與雅好。蔣因培年輕時就展示出極高的詩材天分，應順天鄉試時為其時士人領袖之一的法式善所欣賞稱譽，在山東，他又與當時名士孫星衍、黃易、郭麐、王芑孫等人相交，“一時名士至山左者，題襟書壁，各有酬倡”，當時作為學林祭酒的阮元稱其“與張船山（張問陶）、郭頻伽（郭麐）相伯仲云”（《小滄浪筆談》），又與同邑孫原湘齊名并儔（陸繼輅《邵蘭風哀辭》，《崇百藥齋文集》續集卷四），交情甚深。蔣因培的廣泛交游，得益于其自身的詩情才華，得益于諸多前輩名士的激賞延譽，也得益于其自身廣泛的興趣，特別是在金石和圖籍收藏方面，富收藏，精鑒識，比如對泰山碧霞宮秦碑的重新搜掘便名揚當時。燕園所藏圖書與字畫也常常為當時人借觀，以文人雅好大大擴充了自身的交際圈，這也為后面能對《法苑珠林》正本清源和順利刊刻打下了基礎。

蔣因培《烏目山房詩存》書影

蔣因培的性格也是其廣泛交游的原因，一方面是其至性，順天鄉試時聽聞父親病，馬上星夜回程，卻因所騎驢劣，“墮驢背者屢，傷腰股，血漉漉襦袴間”，然而最終仍未能見到最后一面（黃安濤《蔣君墓志銘》，蔣因培《烏目山房詩存》卷首）。這則故事也讓人想起其父蔣瞻岵年輕時，為探視病重的祖父，“徒步往省。冬寒風雪，糧糗斷絕，渡河履冰，冰觸足趾皆傷，血涔涔然”（郭麐《蔣君行狀》《靈芬館雜著》卷一），仿佛同一母題的再現。

至性的又一面是其不修邊幅、落拓不羈，郭麐就曾說他內衣“積兩月不浣”，喜縱酒大呼，招搖過市，“群兒咸指目之以為狂人”（蔣因培《烏目山房詩存》卷首）。除此之外，蔣因培還善于談謔，梁恭辰在《北東園筆錄》里就記錄了兩則蔣因培所說的齊諧野談，足見其談鋒之健，能引人入勝。

黃安濤撰蔣因培墓志

蔣因培的另一大性格是高自位置和剛正耿直，常向人說平生只服膺黃景仁、張問陶和郭麐三人（見郭麐《病起懷人詩三十首》，《靈芬館詩三集》卷一），可見其崖岸峻絕。他曾公開斥責巡漕御史的貪婪需索，并拂衣而去（黃安濤《蔣君墓志銘》），時人稱為強項，并得到了嘉慶帝的朱筆褒賞（蔣因培《留別齊河二首》“愧荷丹豪點注來”句小注，《烏目山房詩存》卷四）。可以說其時的蔣因培是意氣風發。

但可能也是由于其剛強的性格，蔣因培的宦途隨后遭遇了兩次挫折。丁紹儀稱其“屢躓屢起，卒至被黜謫戍”。（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一）

第一次是在丁母憂之后。嘉慶十八年十二月（該年十二月初一為1813年12月23日，初十為1814年1月1日，故其母喪在1813年末至1814年初期間），蔣母金氏去世，蔣因培回籍安葬，三年期滿，正遇上時任山東巡撫陳預清查庫銀虧缺，嘉慶帝對此十分重視，“東省十五年以后，虧缺倉庫錢糧之泰安、兗州、沂州、登州、四府屬州縣，經朕特降諭旨，從嚴示懲。”（《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三百十六“嘉慶二十一年二月六日”）蔣因培丁憂前正任泰安知縣，故而也遭革職。因皇帝要求嚴懲，“忽被嚴旨追回山東，事不可測”（孫原湘《天真閣集》卷二十二詩題），甚至“幾置大辟”（孫原湘《蔣伯生五十歲小像》，《天真閣集》卷二十二）。但總體來說，庫銀虧缺是清代相當常見的現象，尚有轉圜余地，既然虧空，那么只能自己想法補全，到嘉慶二十一年（1816）十月，泰安虧缺已“全完”，故而嘉慶帝下旨所有全完的原任知縣“俱著準其開復原官”（《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三百二十三“嘉慶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蔣因培的第一次危機不僅平穩度過，甚至還得到引見的機會，“又將緣事革職續經開復之原任山東泰安縣知縣蔣因培帶領引見，奉諭旨：蔣因培著準其開復，留于山東，以知縣照原缺繁簡酌量補用”。（《清仁宗起居注》“嘉慶二十二年二月初八”）不久后蔣因培等人為報復陳預，寫了匿名揭帖，指控陳預各項貪黷罪行。（《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三百四十“嘉慶二十三年三月六日”）

蔣因培的第二次危機則來得嚴重得多。關于此次事件，已有多篇論文有所述及，但普遍所據材料有些問題，存在一些誤讀，以至部分事件起因、結論、細節等都有可以補充的地方。

該事件的起因是山東知縣的調補。嘉慶二十五年（1820），山東奏調十二州縣縣官，巡撫錢臻參劾當時作為齊河知縣的蔣因培狂謬挾私，稱蔣在“巡撫官廳喧呶。口稱所調各缺，均系繁難苦累”。于是蔣因培再次以“妄生議端，計較缺分肥瘠，搖惑眾聽”而遭到革職。（《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卷八“嘉慶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齊河縣毗鄰省城濟南，是沖繁難的要缺，大約是蔣因培不滿被調離齊河去簡缺處，懷疑這些人事調動背后存在私弊，于是有所發聲。不久后道光帝派出戶部右侍郎王鼎前往山東查辦此案。從道光元年（1821）五月至六月，經過大量證人對質，訊明各執一詞的諸人，得出結論，蔣因培是不滿調補一事，寫下稟稿，交由知府吳階，吳階未加勸阻或揭發，又轉呈按察使童槐，童槐又向巡撫錢臻面稟，才有了這次參劾，至于蔣氏在官廳喧嘩叫嚷一事則屬不實，認為童槐“稟稿系由知府吳階送閱，乃于明白回奏折內，不將吳階奏出，轉稱蔣因培在官廳喧呶，系聞自韓公麟，顯有諱飾”。于是錢臻、童槐、吳階都受到了輕重不一的處分，蔣因培則因送呈稟稿，在被參劾之后，又“輒敢刊刻稟呈詩句，肆行傳播。而所刻稟稿，又與原稟語句多不相符，尤為狡詐”，被發往軍臺效力。（《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卷二十“道光元年六月二十六日”）

蔣因培前往的軍臺是張家口。雖然在今天看來，張家口地區靠近北京，并不算過于遼遠，但對于當時的交通條件、生活條件和社會認識來說，張家口離京城遠隔燕山山脈，面望蒙古高原，確實是邊疆塞上、軍旅戎馬之地。對當時士人，可說是九死一生的邊荒。這次前往戍所，蔣因培是攜妾前往，照顧起居，除了董姝，還有另一妾陳昭（陳文述言其攜其兩姬赴戍，見陳文述《頤道堂詩選》卷二十九；陳昭名字見蔣氏刻《法苑珠林》第三卷出資人題名）。在戍所，蔣因培不僅與其如夫人董姝詩歌唱答，也多與其時如萬全縣縣令吳增嘉等往還唱和，還學習滿語，尚不算寂寞。（見蔣因培《烏目山房詩存》各詩）

今張家口大境門

清代發往軍臺，例得捐納贖回。道光三年，時任河東河道總督的外甥嚴烺出資，將蔣氏贖回，從道光元年九月到道光三年上半年（九月見董姝《重刊后記》，道光三年六月蔣因培已在河南蘭陽見到嚴烺，見蔣詩《癸未六月晤嚴小農甥于蘭陽行館》，《烏目山房詩存》卷五，故其歸尚在六月之前），蔣因培實際在戍所約一年有奇，全身而返，可謂幸事，連其自己也調侃到“入門先向妻孥笑，吾戴吾頭今又歸”。（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一）歸來后的蔣因培在北京和濟南呆了很長一段時間，似乎仍在尋求重登官場的機會。（在北京可見孫原湘《蔣伯生還自戍所留京都年余仍被旨放歸相見以入關圖屬題》，《天真閣集》卷二十九；在濟南之燕園可見何紹基《題圉令趙君碑三首》小注“道光二三年間伯生居濟南西關外之燕園”，《東洲草堂詩鈔》卷二十三，何紹基在時間上記憶略有出入）可惜沒有成功，之后便回到常熟，又浪游四方，于道光十八年（1838）溘然長逝。

《法苑珠林》的刊刻，直接原因就是為了祈求蔣氏的平安歸來，刊刻發起人董姝就說：“燕園主人以事遣戍，姝實從行，發愿刻經一部，默求佛力弘護，及早賜還。”（董姝《重刊后記》，《法苑珠林校注》2910頁）是將刻經作為種福田、持愿力的一種方式。雖然起因是蔣因培的被譴，但由于卷帙浩繁，蔣因培塞上歸來時全書仍未刻完，歸來后又請人校對，直到道光七年（1827）才最終告竣。

《法苑珠林》成功刊印，最大的功臣，還是蔣氏如夫人董姝。這部《法苑珠林》最引人注目的特點，也是女性的主持與廣泛參與。

董姝，字申林（申林之字來源于《真誥》，為云林夫人王媚蘭字，席佩蘭《長真閣詩集》卷七有詩《蔣伯生大令取真誥安妃降事，五香馥芬，如燒香嬰氣語，字其姬人，作香嬰室圖》，但云林夫人與安妃一節無涉，或此處字其姬是指另一妾陳昭），跟隨蔣因培外戍塞上，可說備嘗艱辛，卻無“可憐之色”，她在詩中寫到：“閉置深閨每自嗤，可容速變作男兒。蠻靴學試桃花馬，快意生平此一時。”可謂豪情萬丈，甚至將“壯游試與仙游較”，認為這段經歷“卻比向時妝閣好”“女伴他時定愛聽”（均見董姝《塞上偶成》，蔣因培《烏目山房詩存》卷五附），足見巾幗風度。

華冠《香嬰室圖》

清代閨閣文學勃興，清中期以來，袁枚、陳文述等知名文人又以女弟子等形式先后提倡風氣，董姝同時，僅常熟一城就有歸懋儀、席佩蘭等閨閣詩人大家，而通過女性親屬、密友的日常交往活動，閨閣文學一時蔚為風氣。同時當時禮佛、進香等“家內宗教”活動又是深閨女性交際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此形成了一張閨秀交際網。董姝正是在這種關系網中，學書學詩，能了解《法苑珠林》“為內典之多聞總持，作真丹之人天眼目”，能清楚當時流行本“流傳既少，舛繆滋多”（董姝《重刊后記》，《法苑珠林校注》2910頁），能藉著燕園豐富的藏書，“因批藏本，用勘此書”（呂琴姜《重刊法苑珠林序》，《法苑珠林校注》第1頁），能將自己伴戍塞上的傳奇經歷作為社交資本，向女伴娓娓講述。也正是在這張交際網中，董姝在面對刻印《法苑珠林》的大筆經費時，首先想到的也是自己的女性關系網。

董姝作《塞上偶成》

燕園刻《法苑珠林》又稱閨閣百家本，原因是全書一百卷，每卷均有一位女性出資人贊助，共有一百名女性參與。董姝這樣記述這筆資金的由來：“女君聞之，欣然出簪珥，質錢鳩工，并普告閨閣諸大家，共襄是舉。檀施無吝，勝果遂圓。”（董姝《重刊后記》，《法苑珠林校注》2910頁）全書的序也請了同為女性的呂琴姜撰寫，這篇富麗的駢文當時就頗為知名。（《（光緒）畿輔通志》卷二五一列女傳七，但檢《萬善花室文稿》卷六，該文或為其夫方履篯代作）這項盛事得到了當時知識界的交口稱贊，陳文述就說到：“鹿女隨龍女，金錢聚十方。因緣在閨閣，姓氏盡姬姜。諸佛皆歡喜，六時恒吉祥。現身來說法，即此是慈航。”（陳文述《頤道堂詩選》卷二十八）可以說沒有閨閣諸女的推動，《法苑珠林》這樣一部大型佛教類書，是無法面世的。

燕園刻《法苑珠林》，起因于蔣因培的謫戍遭際，憑借著其豐富的藏書資源，在以董姝為首的眾多女性的共同努力下，歷時七年刊刻成功，成為當時及后世《法苑珠林》刊本的典范之一。其刊刻始末及涉及人物的前后因緣，是地方文化史、女性史上值得記憶和追述的一段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