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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有慧,鄭逸梅先生長孫女,著名畫家)
今年是祖父鄭逸梅誕辰130周年。這些年來,整理他的遺著,已成為我退休生活的主要內(nèi)容和精神依托。在翻閱手稿、辨認字跡、編輯成書的過程中,我仿佛重新走回那個堆滿書籍紙帳、飄著銅瓶梅香的亭子間,也重新認識了那位伏案不輟、筆耕一生的“舊聞記者”。
故紙堆中重逢祖父
祖父一生愛書、買書、教書、寫書,“涉筆生花八十春”是他文學生涯生動的寫照。我與他共同生活三十八年,點點滴滴,至今歷歷在目。小時候,我最喜歡鉆進他那不足十二平方米的朝北亭子間,那是我的游樂場,也是我的啟蒙課堂。我常趴在他膝頭,纏著他講故事,或偷偷翻看他裝訂成冊的《新民晚報》,尤其愛看上面的漫畫。他從不嫌我吵鬧,總是慈祥地縱容我的“纏繞”。唯在每晚六點到九點,他必靜坐燈下,批改作文、閱讀書籍、續(xù)寫日記——數(shù)十年如一日。正是從那刻起,我懵懂地意識到書寫與閱讀的重量。
我雖從事美術教育與繪畫,屬于“隔壁鄰居”,卻未能延續(xù)他寫日記的習慣。成長于紅旗下的我們這一代,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接觸有限。直至退休之后,我才真正走進他的世界,邊學邊做,竟也陸續(xù)主編、編輯了《鄭逸梅友朋書札手跡》《鄭逸梅遺印集》(以下簡稱《遺印》)等十九本書籍。這個過程,于我而言,猶如進入另一所學校,在故紙堆中重逢祖父的溫厚與博學。
今年,《鄭逸梅日記》五冊將由上海大學出版社出版,堪稱一大快事。這些日記盡管只是日常瑣記、友朋往來之痕,卻真實映照出一位文人的興趣與交游,是窺探那個時代文化生態(tài)的一扇窗。感謝張偉、梁穎、陳子善諸先生,以及祝淳翔老師不辭勞苦辨認潦草字跡、詳加注釋,他們的嚴謹令這段塵封的記憶重煥光輝。
與此同時,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即將影印出版《紙帳銅瓶室集印譜二種》,收錄祖父上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手編的《紙帳銅瓶室集印》與《它山之石》,并附《秋芷室論印文編》。翻閱稿本,驚喜難抑:文徵明、鄧石如、吳昌碩、豐子愷等明清以至近世名家的印蛻紛呈其間,更有馬太龍、謝梅奴、陶壽伯等隱士高手之作,空白處常見祖父毛筆批注,兼具藝術與史料價值。
祖父生前不言“收藏”,常自謙“不夠格”,但他的紙帳銅瓶室中,書札、畫扇、竹刻、硯石、印拓等琳瑯滿目,儼然一座微型的文化天地。他尤好交友,通訊錄中存四五百人,堪稱“半部近代文壇友朋錄”。這些印章,不止于金石趣味,更承載一段段文林往事。在《紙帳銅瓶室集印》《它山之石》稿本(以下簡稱《集印》),不得不再特別提出的,比較需要關注之處是:有幾位名頭顯赫的隱士,如原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先生之子馬太龍先生的刻印,湖南篆刻家謝梅奴先生刻印——他曾為毛澤東主席刻過二方印章(現(xiàn)藏國家博物館),此外還有臺灣的陶壽伯為先祖父治印等,可謂琳瑯滿目。
印章不止金石趣味
《集印》內(nèi)還有蔣吟秋所用印、來楚生治印、陶冷月自刻印、陸小康(陸康)治印、香港文人包天笑所用印等,異常豐富。此次即將出版的《集印》如能讓讀者和《鄭逸梅遺印集》(以下簡稱《遺印》)一并了解,他們便可體會二書之間不可隔斷的“血脈”,意蘊自是延綿不絕。
《遺印》中,先祖父的收藏一以貫之地以掌故為上,遺存的六七十方印章內(nèi),蘊含著不少掌故事例。如朱大可先生贈送的印章“人在梅花中”——先祖父名逸梅,齋名“紙帳銅瓶室”也是蘊含一個“梅”字,恰巧我初習畫也以畫梅花為主,大可公贈送此印章有多層意蘊,此印時常會蓋在先祖父或者是我的畫面上。朱大可,名諱奇,字大可。曾與施濟群、陸澹安等創(chuàng)辦《金鋼鉆報》,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多家報社就職,著作多種,有《古籀蒙求》《新注唐詩三百首》《蓮垞古文字考釋集》等書籍,早年習字學書,因此一手唐楷小字奪目耀眼。曾給筆者書寫自撰四色梅花詩詞手卷,字跡雍容華貴、厚潤清脫。
“人淡如菊”一印也是借以先祖父的一段逸事掌故。徐云叔先生曾給先祖父治印“梅魂菊影”,先祖父他本姓鞠,后嗣到外祖父鄭家,先名際云,后改為逸梅,南社名宿高吹萬曾書聯(lián)“人淡如菊,品逸于梅”。因此“人淡如菊”也是先祖父酷愛的閑章,于我亦然。而且使用的頻率,基本是筆者居多,先祖父曾戲謔和友朋言:“鳩占鵲巢”。
另有數(shù)方印文也有趣生動,如:鄧散木先生刻“舊聞記者”,陳茗屋先生刻“秋芷室”(喻“臭知識”),馬太龍刻“逸梅惡札”(先祖父一直認為自己的墨筆字春蚓秋蛇,作文也平平,自嘲),張寒月先生刻“三千弟子半紅妝”“長壽養(yǎng)和村長”(先祖父曾居住在養(yǎng)和村1號),等等。
特別是“長壽養(yǎng)和村長”印文分別見有兩位篆刻家治印:一是傅其倫,浙江桐鄉(xiāng)人士,西泠印社社員,嘉興市書法家協(xié)會名譽主席,有多種書籍出版,如《傅其倫作品集》《傅其倫印存》等;另一位是柳璋,柳氏字北野,四明(今浙江寧波)人,曾問業(yè)于朱大可、胡樸安、胡寄塵諸宿老,從事律師職業(yè),任上海半江詩社社長。特別是柳北野的邊款有三個印面長題,敘述治印因緣。此印文內(nèi)容在“文革”時期也遭到“小將”們的斥責,謂“‘村長’就是壞人!”如今回首,真可笑得“有理說不清”。
《遺印》內(nèi)的印章雖不滿百枚,但是治印之士和印文內(nèi)容,均有許多逸事掌故可以發(fā)掘。
2019年,《遺印》在書展簽售時排起長隊,一小時后仍人流不散,讓我親眼見證讀者對他不滅的懷念。如今,《紙帳銅瓶室集印譜二種》與之并讀,更可完整窺見祖父在筆墨之外的金石世界。
回首來路,我從一個趴膝聽故事的小孫女,到今日為他整理遺編、為他的書畫配插圖,仿佛是一種隔代的回應。雖未能日日寫日記,卻在他的字句與印痕中,學會了另一種記憶的方式。
愿紙帳常溫,銅瓶永續(xù),梅魂依舊淡如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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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2025年9月20日《新民晚報》第15版《國家藝術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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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帳銅瓶室集印譜二種:
附秋芷室論印文編
編著者:鄭逸梅 編著 王若舟 整理
定價:360.00元
ISBN:978-7-5013-8647-5
裝幀開本:精裝16開
■ 文章來源: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重大項目編輯室
供稿 | 王若舟 編輯 | 劉思宇
監(jiān)制 | 張頎
審核 | 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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