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書信集》與“庸常”中的掙扎

長久以來，傅抱石以“新山水畫代表”的形象銘刻于中國現代美術史：他是“抱石皴”的創造者，是與關山月合作《江山如此多嬌》的巨匠，是“往往醉后”的藝術狂士。近日出版的《傅抱石書信集》（廣西美術出版社），收錄一百六十通信札，編注者萬新華以美術史學者的嚴謹，將這些散落在歷史塵埃中的私人通信輯錄成冊，不僅為還原了一個有溫度、有焦慮、有盤算的傅抱石，更揭示了中國現代藝術大家身份轉型期的深層困境。

在這些寫給畫商、師友、家人的字句中，傅抱石以另一種身份登場——一個為畫價據理力爭的“賣畫者”，一個在時代轉折中重新思考“筆墨何為”的探索者，一個在學術研究與繪畫實踐之間反復擺蕩的知識分子。 書信集的價值，正在于它讓我們看見：藝術家的偉大，恰恰是在這些“庸常”的掙扎中淬煉而成的。

傅抱石

畫家背后美術史家身份的沉浮

在公眾印象中，傅抱石首先是大畫家。但翻開書信集，一個被遮蔽的身份同樣一直浮現——美術史學者。傅益玉在序言中回憶，1930年代初父親留學日本時，“致信導師金原省吾先生，交流如何治學，有著青年人的意氣風發”。那時的傅抱石，以撰寫一部完整的中國美術史為志業。他經常去拜訪流亡日本市川的郭沫若，請教古文字問題，在學術道路上得到郭氏持續地鼓勵。

然而，1949年后，外部環境與藝術創作思想的變化，使傅抱石的學術寫作軌跡發生了根本性轉折。故宮博物院的一則研究指出，這一時期“傅抱石的精力主要集中在繪畫實踐，寫作則注重于當時畫壇的時評與解讀個人創作意圖的文章上，對于早年傾心的古代藝術殊少為文”，《初論中國繪畫問題》等論述古代藝術的文章“屈指可數，學術廣度與深度的發展較之以往有所遲滯”。有學者認為，這是“隨著學術研究危險的增加，傅抱石的學術個性被迫消失乃至寫作愿望淡化的結果”。

1964年傅抱石致郭沫若的信

這一判斷，在書信中或許能找到更隱秘的佐證。致郭沫若的信中，傅抱石反復討論的已不再是古代畫論的考據，而是《九歌》如何以郭沫若的《屈原賦今譯》為藍本進行形象設計——“全部形象均以《今譯》為依歸，中間亦曾多次遇到困難”，他坦言“揆之舊圖，出入實多”。這既是一種創作方法的調整，也暗含著一個美術史學者在時代語境中的主動或被迫的轉向。傅抱石曾試圖在學術研究與筆墨實踐之間實現融通，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這兩條路徑的平衡日益艱難。書信集中那些關于“如何創作”的討論，遠比“如何治史”的文字為多——這本身就是一種無聲的證詞。

傅抱石一生推崇石濤，“搜盡奇峰打草稿”的理念貫穿其藝術生涯。然而，“筆墨當隨時代”這句話，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被賦予了截然不同的內涵。

1951年傅抱石致吳作人信札

抗戰時期的傅抱石，在重慶金剛坡下完成了一系列以古典詩詞和歷史人物為題材的故實畫，如《湘夫人》《屈原》《麗人行》等。這些作品的創作背景，在致張院西的信中多有折射。以《湘夫人》為例，傅抱石在畫跋中記述：“今日小女益珊四周生日，忽與內人時慧出《楚辭》讀之……蓋此時強敵正張焰于沅澧之間。因相量寫此”。家國危亡之際的文人愁緒，賦予古典題材以鮮明的時代感。1944年創作的巨作《麗人行》，更被郭沫若評為“乃聲色靈肉之大交響”。

1964年傅抱石致田宜生

1949年以后，傅抱石面臨著更為嚴峻的“筆墨”考驗。美術界提出了“改造中國畫”的口號，像傅抱石這樣創作傳統題材的畫家，“一開始內心是糾結的”。1961年，他在《思想變了，筆墨就不能不變——答友人的一封信》中，系統闡述了其新時期的藝術觀念：“由于時代變了，生活、感情也跟著變了，通過新的生活感受，不能不要求在原有的筆墨技法的基礎之上，大膽地賦以新的生命，大膽地尋找新的形式技法”。這段話看似是對石濤“筆墨當隨時代”的延續，實則蘊含著從文人審美到大眾敘事的深層轉換。

如何在新時期延續屈原題材的創作？傅抱石的選擇耐人尋味。他主動轉向以郭沫若的《屈原賦今譯》為藍本，“因為《今譯》中描繪的浪漫主義意境已符合當時社會的需求”。

潤筆即生計：畫價背后的生存邏輯

如果說藝術觀念的轉向展現了傅抱石作為“時代之子”的面向，那么書信集中那些關于畫價的瑣碎記載，則呈現了他作為“生存者”的另一重面貌。

最令人唏噓的，莫過于1950年代傅抱石致信遼寧博物館“嫌稿費太低”的軼事。據《伍霖生訪談錄》記載，當時楊仁愷在遼寧省博物館主動購藏了傅抱石的五幅畫作，但館方給出的稿費很低。傅抱石寫信向楊仁愷表達不滿，楊仁愷高度重視，立即補寄了一倍的稿費，并直言：“這個事情他不管，是別人管的，但無論怎樣，稿費不應這么低，稿費這么低是看不起人啊。”這段不足百字的記錄，道盡了一個已負盛名的畫家在體制化收藏中的尷尬處境。

這種為畫價焦慮的書寫，貫穿了傅抱石與藝術經紀人張院西的數十通信札。傅益玉在序言中憶及抗戰時期父親與藝術經紀人張輻臣“書信往還不斷，談畫之余偶及日常，有著許多生活的艱辛”——這“生活的艱辛”，很多時候就藏在潤資的多寡與交付的快慢之間。

1946年傅抱石致藝術經紀人張院西的信札

抗戰期間，他在重慶中央大學任教，戰時通貨膨脹嚴重，僅靠教職難以維持六口之家的生計，鬻畫成為不可或缺的收入來源。在一封寫于1946年7月25日的信中，他寫道：“拙作辱荷購介，感拜不盡。諸收藏家均為先生友好，弟惟有竭力在作品求其精，而請酬求其廉。”另一封信中，他主動為一幅略有水漬的《高僧觀棋》大幅“貶其酬”，并特別囑咐“凡拙作所定數目，必要時千乞先生不必拘之，再減無妨”。這種精打細算，與他筆下“往往醉后”的狂放形成了戲劇性的反差。

對于長女傅益珊的病情，他多次在信中托付友人如唐遵之幫忙尋找藥物。當女兒病情好轉，傅抱石在信中再三致謝。

1965年傅抱石致唐遵之

《傅抱石書信集》的編者在后記中寫道，這些信札“可以呈現傅抱石為人、處世、治學、從藝之道，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誠哉斯言。但它的價值遠不止于為傅抱石研究提供新史料。它讓我們看到，所謂“巨匠”，從來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醉后”狂徒。他是一個在重慶的狹小居所里為五斗米折腰的父親，是一個在時代轉折中重新思考“筆墨何為”的探索者，是一個在學術理想被迫放緩時仍努力尋找出路的堅守者。

1943年傅抱石致沈士遠

正如前不久辭世的傅益玉在序言中所言，這些書信讓她看到了“一個十分立體的父親形象”。對于讀者而言，這部書信集的意義同樣在此：它不僅是一部文獻匯編，更是一部關于“人”的證詞，尤其是，那些杰作背后——一個人如何在理想與現實、風骨與生計、學術與市場之間反復權衡、艱難行走的真實歷程。

《傅抱石書信集》

延伸閱讀｜《傅抱石書信集》編后記

過去，書信是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流方式，完全是一個個人生命化的獨白空間。它一方面講述了人際交往的真實事情，另一方面承載與親友之間的情感互通，問起居、報近況、告蹤跡、談家務，或千叮萬囑、或德行砥礪、或祝賀吊唁、或請托求索、或學問探討……細微、具體、生動，對研究社會、歷史、文化具有不可低估的價值。

作為知名人士，傅抱石一生書信無數，然因歷史的原因，如今多為散佚。十年前，我協助葉宗鎬老師整理《傅抱石年譜（修訂本）》《傅抱石美術文集續編》，曾陸續接觸、閱讀傅抱石留下的書信文字，印象十分深刻。后來，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我更加注意文獻資料的搜集，積少成多，整理出百六十之規模。這些信札，基本涵蓋了傅抱石一生的主要階段，從留學日本寫信導師金原省吾到抗日戰爭時期致函藝術經紀人張輻臣，從新中國時期書函亦師亦友郭沫若到逝世前三四年間寄書香港青年神交唐遵之……涉及學習工作、日常生活、人情往來、藝文情態與美術觀念等，內容特別豐富，可以呈現傅抱石為人、處世、治學、從藝之道，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

通常，私人信函往來，無公開宣示之虞，多能暢所欲言，即便埋怨牢騷，也可直抒胸臆。在書信中，傅抱石有嚴謹、有激烈、有彷徨、有苦悶、有圓融、有真誠、更有熱忱，反映了自己在各階段的所思所想，真實、立體、生動、有趣，足以耐人尋味。可以說，這些書信就是認識他一生行歷與內心世界的直接史料。

雖然，《傅抱石美術文集續編》曾附錄傅抱石信札若干，但相對有限，諸如致張蒨英等四通、致張輻臣札四十二通等都是近一兩年間拍場新見，殊為難得；而一些先前已有的則因或這或那的原因，內容或有省略，或有遺缺，難見全貌。如今，我總是想方設法，竭澤而漁，力爭全面，不厭其煩地書函若干友人求助，也得到了及時的回應。這里，我需要感謝郭沫若紀念館的大力支持，也感謝吳作人國際美術基金會吳寧女士、江西師范大學鄭子路學弟、上海書畫出版社王彬先生的無私幫助，正是由于他們的慷慨，《傅抱石書信集》得以逐漸完善。

需要說明的是，《傅抱石書信集》按照收信人進行分類，并以書寫時間順序加以編排，必要時作相關的簡單考訂，有的放矢，如此整理、編輯，試圖一目了然。

當然，研究歷史人物，可以聽其言，觀其行，進而總結成功之路。這里，傅抱石說人議事、談藝論學，展示了豐富的心路歷程和細膩的情感體驗。查閱其生前的來往書信，讀者可從若干側面探索到他一生鮮活的脈絡，并從中得到有意義的啟迪。

最后，感謝傅益玉老師、趙力教授賜序。值傅抱石先生誕辰120周年之際，謹以《傅抱石書信集》紀念他！

來源：于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