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世界為何排斥世俗化？中東"原教旨主義"，到底因何而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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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50-60年代，埃及、伊朗、敘利亞、伊拉克、阿爾及利亞、突尼斯等伊斯蘭國家先后進行了影響深遠的社會和政治變革。

在政治領域，確立“一黨制”，嚴厲取締政治反對派和伊斯蘭組織，通過各種方式確保宗教上層對政府的忠誠。

在經濟上，各國都在不同程度上實行了土地改革和經濟國有化，尤其是土地的再分配，嚴重削弱了封建地主和宗教集團的經濟力量和社會地位。在司法領域，源于西方的現代刑法和民法體系逐步取代了伊斯蘭教法，即使某些伊斯蘭教法依然起作用的領域也必須接受國家的司法監督。同時政府還將教育機構和清真寺置于國家的管理和控制之下。為了削弱伊新蘭教的影響，有的國家甚至走得更遠，例如，1960年，突尼斯當局公開指責齋月的禁食嚴重影響了生產力的發展。

顯然，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在伊斯蘭世界的中心——中東地區，奉行阿拉伯民族主義和阿拉伯社會主義的世俗民族主義政權在伊斯蘭世界眾望所歸，是民族振興和國家富強的希望。伊斯蘭教被排斥在政治領域之外的同時，它的社會地位也受到嚴重削弱。

1、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崛起

在地區事務中，伊斯蘭同樣處于全面防守的地位。戰后初期，伊斯蘭世界明顯地存在著兩個相互對立的陣營，一個是以埃及、敘利亞等國為代表的激進的、較為世俗的民族主義陣營，另一個就是以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約旦等國為代表的保守的、伊斯蘭色彩較為濃厚的君主制國家陣營，雙方一直在相互爭斗。

1952年埃及“七月革命”勝利以后，納賽爾主義成了風靡阿拉伯世界乃至伊斯蘭世界的意識形態。蘇伊士運河的國有化、對巴勒斯坦解放事業的支持、在不結盟運動中的廣泛影響，為納賽爾主義贏得了世界性的威望。

正是在納賽爾主義的深刻影響下，伊斯蘭世界的政治地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些國家的王權統治土崩瓦解，另一些王權國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深切感受到納賽爾主義所帶來的威脅，實際上，納賽爾主義及其支持者曾數次作出推翻阿拉伯世界的王權統治和保守政府的努力。到1962年，隨著也門發生革命，埃及更直接卷入也門內戰，與沙特進行了一場間接的軍事對抗。

面對埃及、也門、敘利亞和伊拉克等革命政權的包圍，以及納賽爾主義的廣泛影響，沙特國王費薩爾在穆斯林世界掀起了新一輪泛伊斯蘭主義浪潮。1962年，在沙特的支持下，伊斯蘭世界聯盟宣告成立，其主要的目標就是應付民族主義的挑戰。1965年10月至1966年9月，費薩爾國王在一年之內連續訪問了亞洲和非洲的9個保守的穆斯林國家，強調必須用伊斯蘭來回擊激進意識形態的挑戰。

沙特的泛伊斯蘭主義的呼吁雖然得到不少國家的響應，然而，在中東地區和伊斯蘭世界，占主導地位的依然是納賽爾所代表的激進的民族主義。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以民族主義、世俗主義為導向的國家的發展模式逐漸暴露出各種弊端，諸如官僚主義、管理不善、效率低下、貪污腐敗等等問題越來越突出，再加上外部經濟環境的惡化導致了經濟停滯不前，人民生活下降、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使社會處于困惑和動蕩之中。

各有關國家經濟、政治、外交的挫折、失敗或陷人困境等客觀現實，使得穆斯林渴望改變現狀，企圖從伊斯蘭的傳統信仰中尋求出路。

在這樣的背景下，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進入了第二階段。

伴隨著伊斯蘭復興的活躍，那種建立“伊斯蘭”特性國家的呼聲在伊斯蘭世界日趨高漲，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迅速成長，成為許多伊斯蘭國家中最有威脅的反對派。他們攻擊政府背離了伊斯蘭教，在國內推行的世俗化、西方化和現代化破壞了伊斯蘭傳統，造成了社會的腐敗墮落和貧富懸殊；指責政府與無神論的東方集團或資本主義的西方集團相互勾結，同流合污，充當帝國主義的幫兇欺壓穆斯林。

因此，他們認為這樣的政府是“非伊斯蘭”的，其統治是非法的，人民應該起來將其推翻，重新建立真正的伊斯蘭政府。他們或公開，或秘密；或利用競選參政、游行罷工等和平方式，或采用爆炸、暗殺、綁架、劫機等暴力手段與政府進行斗爭。

他們深入農村和城市的貧民區，通過開辦學校、診所、銀行和其他社會救助福利機構，有效地削弱和取代了政府的一些職能，贏得了民眾的普遍好感與支持。他們還乘伊斯蘭復興之機，利用各種會議和出版物以及清真寺網絡，進行反政府的宗教宣傳，煽動普通穆斯林對政府和社會的不滿，同時，他們還有計劃地向軍隊、警察、政府部門和大學進行組織滲透，廣泛地尋找同情者和同路人。少數伊斯蘭極端組織經常不斷的恐怖主義活動更使各國統治當局陷入了極度的恐慌之中。而在阿富汗、巴勒斯坦被占領土和黎巴嫩南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則代表了伊斯蘭政治化的另外一種趨勢，成為反抗外族占領的主要力量。

總體來看，各種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無不把社會的種種弊病和伊斯蘭遭受的屈辱歸咎于腐敗的政府當局，無不把推翻現政權、重建伊斯蘭正義作為自己神圣的義務與責任。

面對西方國家對伊斯蘭世界的滲透與干涉，以及西方意識形態對伊斯蘭傳統的侵蝕，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咬牙切齒，不斷進行報復活動。

原教旨主義組織襲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軍事、外交機構，綁架、處死西方人質，劫持飛機等事件層出不窮，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進而影響到國際政治。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在西亞、北非等地本來就十分復雜的國際關系中，又增加了一個新的不穩定因素，使其更加錯綜復雜，變幻莫測。

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在庫特布、霍梅尼等人思想的影響下，在伊斯蘭世界困境局面的刺激下，中東、北非地區出現了一批更加激進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如埃及的“圣戰者組織”和“贖罪與遷徙組織”、伊拉克的“達瓦黨”、土耳其的“救國黨”、黎巴嫩的“伊斯蘭阿邁勒運動”和“真主黨”、阿拉伯半島的“伊斯蘭革命陣線”等。這些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都贊同“一切主權歸于真主”的觀點，反對“主權在民”、“國家利益高于一切”、“法律社會”等所謂“世俗主義”的說法。

他們都強烈地反對社會和政治現狀，認為現實的一切都是“反伊斯蘭教”的，要求通過“革命”或“圣戰”來摧毀現實，建立真正的伊斯蘭社會。它們的規模雖然不大，人數雖然不多，但其政治主張非常極端，而且也更加富于“行動性”，故而影響很大，沖擊力很強。

2、激進主義的立場

在反對西方和西方化的過程中，很多原教旨主義組織采取了激進主義立場。

在伊斯蘭世界眾多的組織中，完全奉行或部分奉行激進主義信條的，應當首推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這個老牌的原教旨主義組織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生分化，老一代的成員，大多經受了長期的監禁或被通緝生涯，他們經過反思，放棄了極端、恐怖活動。也有一部分成員，尤其是它的年輕一代出于報復心理，在賽義德·庫特布的思想影響下，走向更為極端的一面。隨后建立的“伊斯蘭解放”組織、“贖罪與遷徙”組織、“圣戰者”組織、“伊斯蘭圣戰者”組織等70多個小社團、小組織，在意識形態上均不同程度受兄弟會的影響。

堅持激進主義的某些組織，往往從事恐怖主義活動，其成員有著自身的邏輯思維方式、甘愿自我犧牲的精神和“為主殉道”的信念，往往視死如歸。例如“伊斯蘭阿邁勒運動”軍事首領哈姆禮，曾在伊朗軍事訓練營中受訓一年，先后6次劫持飛機。

他說：“我們什么也不怕，真主與我們在一起并賦予我們力量。我們像馬一樣正在做一次比賽，看誰先去見真主。我想要早于我的朋友去死，他們則想要在我之前去死，我們想要去見我們的真主，我們歡迎里根的炸彈。”“他們（指美國人)依靠他們的先進武器。可是，他們必定知道我們的人民依靠的是虔誠的信仰。”

“伊斯蘭阿邁勒運動”領導人穆薩維也這樣認為：“我們為伊斯蘭教而工作，并受伊斯蘭革命制約。”所以，我們是“真主黨”的一部分。

“如果美國殺害我們的人民，那么，我的人必定殺害美國人。”“我們已經說過，如果自衛，如果在反對美國、以色列和法國壓迫者立場上構成恐怖主義，那么我們在這方面是恐怖主義者。這是條血路、殉難的路。對我們來說，如果死是為真主的事業戰斗的時候，在捍衛被壓迫者的時候來臨的話，它比吸支煙容易得多。”

“真主黨”領袖謝赫·法德拉拉赫則認為使用恐怖主義手段對付美國是“非常自然的”事。

他說：“我們并不支持或鼓勵去襲擊美國的文化機構，或襲擊在世上從事正當職業的美國人。但是我們覺得當美國通過以色列壓迫伊斯蘭世界或穆斯林時，使用戰爭的手段反對美國當局的同時，采用恐怖主義手段在政治上攻擊美國，則是非常自然的。”

如果說恐怖主義只存在于伊斯蘭世界，這肯定與事實不符；同樣的，認為伊斯蘭世界只存在“圣戰”，否認伊斯蘭世界存在恐怖主義，也是不合實際的。恐怖主義往往有著明確的政治-宗教目的，例如戰后不久，埃及穆斯林兄弟會以針對政界人物所從事的恐怖主義活動，20世紀70年代“伊斯蘭解放”組織攻襲軍事技術學院、“贖罪與遷徙”組織綁架并殺害前宗教基金部長以及80年代“圣戰者”組織槍殺薩達特等恐怖活動均說明此點。

黎巴嫩極端主義組織所從事的恐怖活動更是在宗教信仰掩護下有著明確政治目的的恐怖主義行徑。

恐怖主義是不得人心的，它違背了國際公法，也超出了人性的底線，與真正的民族解放斗爭是兩碼事。一個被壓迫、被奴役的民族爭取合法權益的斗爭是合乎常理的，是會得到世界人民的關注、同情和支持的。可是它一旦采取了恐怖主義手段，攻擊或行動的目標往往針對或波及無辜，即便是在為正義事業而施行此類活動，其結果也是令人厭惡和反感的，會很快失去國際的同情和支持，因為任何一個國家或有理智的民族是不會與恐怖主義者或殺人狂同流合污的。

3、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崛起的社會背景

在擺脫殖民控制、獲得獨立以后，20多年來，伊斯蘭各國在探索現代化道路的過程中，曾經借鑒過各種各樣的東西方發展模式，如埃及納賽爾的社會主義，伊拉克復興黨的社會主義，土耳其的世俗自由資本主義以及巴基斯坦時而資本主義、時而社會主義的嘗試，都未能達到富民強國的目標。相反，伊斯蘭世界出現了頻繁的政變和動亂，剛剛擺脫老牌殖民帝國的統治卻又落入了新興超級大國的干涉，普遍的君主專制和軍事獨裁使得伊斯蘭所主張的民主公正理想遙不可及。

這就讓穆斯林對現狀普遍產生反感和抵觸，認為東西方模式都不適用于伊斯蘭社會，伊斯蘭應該有自己的獨特發展道路。

戰后伊斯蘭各國的現代化集中于經濟領域，但各國的經濟發展卻出現了一些帶有共性的問題。在現代化過程中，雖然傳統的、落后的自然經濟逐漸被淘汰，但由于基礎薄弱，多數伊斯蘭國家經濟水平仍然不高，工農業生產仍然落后，經濟大多畸形、單一，對外依賴嚴重，廣大穆斯林尤其下層群眾的生活困苦不堪。即使在一些石油生產大國中，盡管經濟總量相當可觀，人均國民收入已經達到甚至超過發達國家水平，但巨額石油財富集中于少數權貴手中，社會分配嚴重不均，貧富差距十分懸殊。這一切都與伊斯蘭所提倡的正義、平等、友愛格格不入，普通穆斯林自然會對這種現實感到失望和不滿。

我們從伊斯蘭世界的一些統計數字中，可以看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確實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

在伊斯蘭各國，戰后人口普遍膨脹，青年人口比例激增。

在埃及，1947年人口統計為1900萬，到了1956年7月，估計人口已增到2340萬；1966年人口統計為3005萬；1976年估計人口為3810萬。在1947-1976年的30年間，人口猛增了100%。在1976-1990年的15年間，埃及人口又增長了40%，達到5740萬。也就是說，到1990年度，在埃及25歲以下的青年人有2465萬，而不足35歲的青年人則有3130萬。

在伊朗，1967年估計人口為2628萬；1976年增至3350萬；10年后，增至4940萬；1991年3月，人口已達5850萬。在阿爾及利亞，1948年人口約為868萬；獨立后的20世紀60年代末，人口約為1335萬；30年后，到1992年人口已達2550萬，人口年增長率達到3.3%。

再如巴基斯坦，二次大戰期間(1941年)，估計西巴人口為2828萬；1951年，人口增至3374萬；1981年，人口統計為8430萬；到了1991年，人口總數已達11378萬。可見，1981年巴基斯坦30歲以下人口約有5000萬，超過人口總數的一半。從這些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出，在伊斯蘭世界，一方面人口總數過快增長，另一方面，青年人顯然占有相當大的比例。

這些青年人出生、成長于一個急劇變動的年代，殘酷的現實令他們沮喪，滿腔熱情和充沛精力常常由于失業而無所寄托，他們往往遁跡于宗教復興運動，尋求自身理想的迅速實現和社會現狀的激進變化。

應該說，伊斯蘭世界的人口激增和年輕化是支撐原教旨主義復興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伊斯蘭復興最活躍的70、80年代，青年人構成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盛行的主要社會基礎。

人口微增不僅帶來諸如糧食、住房、就業、交通等社會難題，而且由于缺乏財政投入或得力舉措，伊斯蘭世界的高出生率往往意味著高文盲率。

20世紀80年代，埃及10歲以上的人口約有56%為文盲；在摩洛哥的2100萬人口中，有75%是文盲，其中50%人口又是21歲以下的青年人；在阿富汗，文盲占全國人口的90%；在巴基斯坦，文盲占73.8%；在蘇丹，文盲占50%，在孟加拉國，文盲占74%；在伊朗，文盲占79.2%；又如在非洲的幾內亞，文盲占75%；幾內亞比紹占80%，吉布提的文盲，男子和婦女分別占84%和91%。

文盲如此眾多，必然導致現代科學文化知識難以普及，傳統觀念和保守思想難以清除，社會的整體文明層次難以提升，官方和現代精英階層推動的改革難以奏效。這些文盲或低文化層次的人大多是社會的中下層群眾，其中又多為青年人，他們對現狀嚴重不滿，渴望奇跡的出現和生活的轉機，因此很容易在原教旨主義者的煽動、蠱惑下，成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追隨者、支持者或同情者。

戰后伊斯蘭世界的人口激增還導致了畸形的城市化問題。在現代化進程中，自然經濟遭到破壞，農民大量離開農村，涌向城市，城市人口飛速增長。

1947年阿爾及利亞的城市人口僅占全國人口的25%,到1987年則增至67%；同一時期，利比亞從20%增至65%，伊朗從20%增至50%；伊拉克從35%增至68%；約旦從25%增至60%；沙特從10%增至73%；埃及從33%增至50%。更令人吃驚的是，很多伊斯蘭國家的大量城市人口往往集中于少數大城市。例如，70年代中期，埃及首都開羅的居住人口已達1600萬，幾乎占當時埃及全國人口3810萬的42%。

由于缺乏經濟支撐和基礎設施，這種快速的城市化產生了大量諸如貧困、失業、混亂、擁擠、犯罪和污染等社會問題。城市新增人口主要來自于農村移民，這些人在落足城市后，卻大多淪為社會底層，淘金的夢想變成了悲慘的夢魘。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很容易癡迷于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的宜傳和活動。正是畸形的城市化，使得城市成為了各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的中心。

總之，戰后伊斯蘭世界各國的發展出現了嚴重的偏差，產生了種種社會問題，從而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提供了廣闊的活動空間。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之所以能夠崛起，是因為它利用了處于困境中的穆斯林，尤其是中下層群眾對現實的不滿，迎合了他們改變現狀的愿望。

盡管普通穆斯林投身這場運動，是寄希望于在宗教的復興中解救自己的現實困境，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熱衷的卻是政治，是在宗教復興的旗號下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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