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戰(zhàn)東京審判的中國檢察官｜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特別報道①

唯有正視歷史，才能避免重蹈覆轍；唯有捍衛(wèi)正義，才能讓和平薪火相傳。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東京審判，是人類在戰(zhàn)爭廢墟上重建和平、以法治捍衛(wèi)正義的一次偉大實踐——11個同盟國，28名甲級戰(zhàn)犯，419名證人，48412頁庭審記錄，4336份證據(jù)。數(shù)字背后，是一場關于侵略與反抗、罪行與正義的終極較量。《檢察日報》4月28日起推出“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特別報道”，記者循著歷史的脈絡，走進上海、南京，聆聽親歷者后人與專家學者的講述。當塵封的史料再次被翻開，那段“昕夕從公，未敢懈怠”的殊死之戰(zhàn)，依然激蕩著跨越時空的回響。

參加東京審判的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右五）團隊。（此照片展覽于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受訪者供圖

11個同盟國，28名甲級戰(zhàn)犯，419名證人，48412頁庭審記錄，4336份證據(jù)……80年前的1946年5月3日，一場人類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開庭時間最長、留下檔案文獻最浩瀚的國際大審判在日本東京開庭，史稱“東京審判”。

在這次懲處戰(zhàn)爭元兇、為侵略戰(zhàn)爭定性的歷史大決戰(zhàn)中，中國代表團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以向哲濬、倪征燠、裘劭恒、高文彬等為代表的前后共13人組成的中國檢察官團隊，在資源匱乏、強敵環(huán)伺的境況中，以堅定信念筑起證據(jù)長城，為死難同胞討回公道。

2026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記者循著歷史的脈絡去往上海、南京，聆聽東京審判親歷者后人、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以及專家學者的講述。當塵封的史料再次被翻開，那段“昕夕從公，未敢懈怠”的殊死之戰(zhàn)，依然激蕩著跨越時空的回響——它不僅是一場法律的較量，更是一代中國人在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樹立的不屈豐碑。

中國檢察官團隊的艱難啟航

1946年1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成立。根據(jù)盟軍總司令的要求，各盟國需推選檢察官與法官出席審判。彼時的中國，歷經(jīng)14年抗戰(zhàn)，山河破碎，百廢待興。受命赴日的中國代表團規(guī)模之小，令人扼腕——以梅汝璈為法官、向哲濬為檢察官的中國團隊僅17人。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蘇聯(lián)代表團70余人，美國代表團百余人，而由日籍和美籍律師組成的辯護團更是高達130人。

1946年4月29日，是國際檢察局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交起訴書的日子。東京審判實行“首席—陪席檢察官”制度，美國檢察官季南任首席，向哲濬是陪席檢察官。中國檢察官團隊主要負責搜集日軍在華暴行證據(jù)、起草起訴書，并在庭審中依分工進行舉證、陳詞及詢問證人。

由于日本侵華時間最長，中國檢察官理所當然成為起訴書的主要起草人。今年4月，向哲濬之子向隆萬在上海的家中接受了記者采訪，他說：“父親晚年曾回憶道，起訴書列舉了55項罪狀，其中與侵略中國有關的就有44條之多。大量人證物證表明，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對中國人民犯下的侵略罪行真是罄竹難書，令人發(fā)指。”

與其他團隊相比，中國檢察官團隊面臨的最大困難，正如向哲濬在電報中所言“人少事繁”。上海交通大學戰(zhàn)爭審判與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員趙玉蕙向記者介紹，一方面，庭審大量案件涉及中國，而在戰(zhàn)火初平的中國搜集和制作符合法庭要求的書面證據(jù)存在許多困難。另一方面，開庭前和開庭初期是檢察官團隊工作最為吃重的時候，但最初只有向哲濬和秘書裘劭恒兩人。向哲濬不得不回國招兵買馬，隨著高文彬、劉子健等人的加入，情況有所好轉。1947年，倪征燠等檢察顧問四人組也加入，在被告人個人辯護的反詰工作上起了很大作用。

團隊面臨的第一個挑戰(zhàn)，便是罪行的起始時間如何界定。有人主張從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算起，向哲濬等人據(jù)理力爭，主張將罪行的起始時間追溯至1928年“皇姑屯事件”。最終，國際檢察局以1928年美國、法國、英國、德國、日本、意大利等15國共同簽署的《非戰(zhàn)公約》作為重要法理依據(jù)，將起訴起始時間從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的1937年提前了9年。這一關鍵定性，不僅為中國漫長的抗戰(zhàn)史正了名，更為整個東京審判奠定了不可動搖的基石。

另一個挑戰(zhàn)則是確定甲級戰(zhàn)犯名單。1946年2月7日，向哲濬抵達東京當天，便向國際檢察局遞交了11名日本侵華戰(zhàn)犯名單。其中，土肥原賢二的主要罪行是在中國進行特務活動，曾因證據(jù)不足而未被列為被告人。正是由于中國檢察官團隊的努力和堅持，才把對這個特務頭子及日軍大將板垣征四郎的控訴爭取到由中國檢察官負責。

在廢墟與暗室中打撈血淚記憶

英美法系的訴訟程序極度依賴證據(jù)與法庭交叉質(zhì)證，中國檢察官團隊明白，唯有將確鑿的證據(jù)呈上法庭，才能讓戰(zhàn)犯服法；唯有經(jīng)得起對方律師的反復質(zhì)證，才能讓歷史不容篡改。

“中國在14年抗戰(zhàn)期間，受害最深，但是日本政府和軍方在投降前后嚴令銷毀侵華證據(jù)，中國老百姓也缺少保留證據(jù)的意識和條件。加之時間匆促，尋找和舉證非常艱難。”向隆萬說，“父親通過國內(nèi)各部門及駐外使領館的協(xié)助調(diào)查，以及到日本檔案館和戰(zhàn)時媒體中尋找蛛絲馬跡，最終搜集到大量證據(jù)，使罪大惡極的日本戰(zhàn)犯難逃法網(wǎng)。”

盡管1944年成立的“敵人罪行調(diào)查委員會”積累了海量侵華日軍在華戰(zhàn)爭罪行證據(jù)材料，但多不符合英美法庭的質(zhì)證格式與證據(jù)鏈要求。國際檢察局不得不專門來華進行補充調(diào)查，而中國檢察官團隊則承擔了繁重的翻譯、整理、格式轉化與邏輯重構工作。

周錫卿是中國檢察官翻譯，在東京的宿舍里幾乎足不出戶，日夜伏案，成功挖掘出日本軍部嚴禁士兵回國后談論在華暴行的密令，并在法庭上公之于眾，有力戳穿了辯方律師“日軍紀律嚴明、未犯暴行”的謊言。

南京大屠殺是國際檢察局十分重視的重大戰(zhàn)爭暴行。趙玉蕙表示，1946年3月至6月，根據(jù)季南的建議和向哲濬的派遣，裘劭恒與美國助理檢察官兩次回中國尋找南京大屠殺的證人，從上萬份大屠殺材料中挑選了100多份書面證據(jù)，并帶著幸存者伍長德、尚德義以及馬吉、貝德士等10多位中外證人前往東京。為指證南京大屠殺，裘劭恒還實地走訪了約20名幸存者，查閱了上萬份控訴材料。近日，記者在南京見到了兩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97歲的夏淑琴和92歲的劉民生，他們作為“活著的證言”講述了自己的慘痛記憶，為這段歷史作證。

檢察官翻譯兼秘書高文彬在浩如煙海的檔案室中日夜翻找，終于在1937年12月的《東京日日新聞》發(fā)現(xiàn)了一份剪報，標題為《百人斬殺人競賽》，上面赫然刊登著日軍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以砍殺中國平民數(shù)量進行“競賽”的照片。

“想到自己的同胞像牲口一樣被屠戮，我的心都碎了。”高文彬在回憶錄中寫道，“作為中國人，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將兩人處決。”這份至關重要的證據(jù)被火速發(fā)回國內(nèi)，直接成為后來國民政府南京審判戰(zhàn)犯法庭的核心鐵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這兩名元兇在日本隱姓埋名多年后，最終被押解至南京雨花臺刑場伏法。

更具突破性的是，團隊尋獲了德國駐南京大使館發(fā)給德國外交部的秘密電報。作為日本的盟友，德國使館在電報中客觀記錄了日軍侵占南京后殺人放火、強奸搶劫的慘狀。這份來自“第三方”的材料，形成了無可辯駁的證據(jù)鏈，徹底駁斥了日方“證據(jù)不足”的狡辯。

舌戰(zhàn)法庭，寸步不讓

證據(jù)的搜集只是第一步，如何在跨國辯護律師團的“圍剿”下完成舉證、陳詞與訊問，是對檢察官實戰(zhàn)能力的終極考驗。根據(jù)庭審記錄，中國檢察官團隊有5名成員在法庭上發(fā)言。其中，向哲濬有20次講話，倪征燠有16次講話，在庭審記錄中分別占306頁和626頁之多。

1946年5月14日，日本辯護律師在法庭上為日本戰(zhàn)犯作無罪辯護，聲稱中日之間不存在戰(zhàn)爭，因為日本從未向中國宣戰(zhàn)。

向哲濬當即舉證反駁：從“九一八事變”以后，日本在中國采取了戰(zhàn)爭性的行動，殺死了數(shù)百萬的中國人，包括士兵和平民；“七七事變”一個晚上殺死數(shù)百人；隨后日本向全中國出兵，讓無數(shù)無辜平民死于非命。他用鏗鏘有力的口氣反問：“如果這不是戰(zhàn)爭，我想問，還有什么是戰(zhàn)爭？”

參與策劃“九一八事變”的甲級戰(zhàn)犯板垣征四郎曾揚言要“和中國檢察官大戰(zhàn)三百回合”，卻被向哲濬、倪征燠、桂裕等在3天時間里詰問近500次，其顛倒是非的狡辯顯得蒼白無力。“中國檢察官團隊在法庭上和被告人律師唇槍舌劍的辯論，其激烈程度不亞于在戰(zhàn)場上拼刺刀。”向隆萬說。

秘書裘劭恒亦在法庭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起初，末代皇帝溥儀作為戰(zhàn)犯被羈押，充滿戒備，生怕被‘審判’。父親裘劭恒多次寬慰他：‘來東京是讓你做證人，是去證明日本人是怎么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國的。’”裘劭恒之子裘壽一說，在父親的耐心開解下，溥儀最終同意出庭。

1946年8月16日，溥儀作為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直接見證人，連續(xù)出庭8天，創(chuàng)造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兩年庭審單人作證的紀錄。溥儀的證詞為法庭提供了日本發(fā)動“九一八事變”、扶植偽滿洲國最有力的人證。這一事件成為當時世界各國媒體的頭條新聞，極大強化了日本扶植偽滿洲國、實施殖民侵略與經(jīng)濟掠奪的罪證鏈條。

為同胞討回公道

1948年11月12日，法庭宣讀最終判決：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廣田弘毅等7名甲級戰(zhàn)犯被判處絞刑，另有18人被判處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中國代表團以嚴謹?shù)姆ɡ怼⑾鑼嵉淖C據(jù)、堅定的信念，在人類司法史上刻下了不可磨滅的中國印記。

“父親曾感慨，他的使命就是為同胞討回公道。”裘壽一說，父親還說過“沒有強大的祖國，就沒有中國人在世界上的地位”。這句話，道出了那一代法律人最深的遺憾，也提醒著后世——法律的勝利從來不是孤立的，它必須建立在國家實力與民族尊嚴的基石之上。

“東京審判證據(jù)經(jīng)嚴格篩選，辯論充分，量刑更是建立在事實基礎上，鐵案如山。翻案，是妄想！”向隆萬說，“倪征燠先生曾將東京審判形容為一場‘殊死之戰(zhàn)’。父親也曾說過，他們檢察官團隊‘昕夕從公，未敢懈怠’。這些參與東京審判的前輩，家國情懷是融在血液里的。正是這份信念，支撐著他們在東京竭盡全力，不負使命。”

80年后的今天，當我們在春風中重溫這段歷史，東京審判的現(xiàn)實意義依然深刻。它告訴我們，歷史的真相需要有人去捍衛(wèi)，國際的公道需要實力去支撐。中國檢察官團隊在力量懸殊對比下展現(xiàn)出的專業(yè)素養(yǎng)、不屈意志與家國情懷，早已融入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那些在暗室里翻找證據(jù)的身影，那些在法庭上據(jù)理力爭的聲音，都在提醒世人：銘記歷史，珍愛和平；唯有國強，方能民安；唯有不忘來路，才能走向更遼闊的遠方。

人物檔案

向哲濬（1892—1987），湖南寧鄉(xiāng)人。1910年考入清華學堂前身游美肄業(yè)館，1917年赴美留學，獲耶魯大學文學士學位及喬治·華盛頓大學和耶魯大學的法學士學位。1925年歸國后，歷任北京大學、北京交通大學等校教授，以及國民政府司法部與外交部秘書、最高法院檢察署首席檢察官等職。二戰(zhàn)結束后，向哲濬被任命為中國檢察官代表參加東京審判，與檢察官團隊同仁共同負責搜集日軍罪證、指控侵略罪行，為捍衛(wèi)歷史正義與法治尊嚴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來源：檢察日報·要聞版 全媒體記者：劉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