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軍罕見突襲，攔截‘中國貨’”？

文 觀察者網 柳白

《華爾街日報》12月13日援引美國官員的話爆料，美軍特種作戰部隊上月曾在印度洋登上了一艘中國貨船，查獲了所謂“運往伊朗的軍事相關物資”。報道稱，這是近年來已知的美國軍方首次攔截從中國運往伊朗的貨物，凸顯了特朗普政府正重拾美國近期很少使用的激進海上戰術。

根據上述美國官員的說法，這次罕見的海上攔截行動，目的在于阻止伊朗重建軍事武器庫。

這些官員說，當行動人員登船并沒收貨物時，該船正位于斯里蘭卡海岸外數百英里處，之后船只獲準繼續航行。據這些官員和另一位熟悉此次行動的知情人士透露，美國一直在追蹤這批貨物。尚無法確認涉事船只的名稱及其船主。

報道說，這次此前未披露的突襲行動，屬于五角大樓6月重創伊朗核設施和導彈設施后，擾亂伊朗秘密軍事采購而采取的行動之一。

一名官員表示，這批貨物包含可能用于伊朗常規武器的部件，并補充說這批貨物已被銷毀。該官員說，被查獲的部件是軍民兩用物項。

第二名官員和熟悉此次查獲行動的知情人士稱，美國收集到的情報表明，這批貨物將運往專門為伊朗導彈計劃采購部件的伊朗公司。

據一位美國官員稱，此次行動既有特種作戰部隊，也有常規部隊參與。

在印度洋航行的集裝箱貨船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行動發生在美國本周在委內瑞拉海岸外扣押一艘受制裁油輪的幾周前，該油輪曾被用于從委內瑞拉向伊朗運輸石油。分析認為，這凸顯出特朗普政府正采取美國近期已經很少使用的激進海上戰術。

執行此次行動的美國印太司令部不予置評。伊朗方面未回應置評請求。

近年來，美國已針對伊朗海上運輸多次采取行動。就在2024年1月，美國中央司令部在索馬里海岸附近沒收了運往也門胡塞武裝的伊朗制造的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部件。

美國還在2020年和2023年查獲了伊朗的石油運輸，稱這些運輸令伊斯蘭革命衛隊受益。

上個月，兩名美國民主黨議員又炒作起中伊貿易問題，攛掇國務卿魯比奧和中央情報局長拉特克利夫調查一批從中國運往伊朗的“大量化學品”，還稱這些化學品可能用于導彈推進劑。

今年6月的上合組織防長會議期間，曾有記者提及，如果伊朗提出相關請求，中方會不會考慮提供實質性軍事援助。中方表示，上合組織已對伊以沖突表明立場，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為維護中東地區和平穩定，發揮建設性作用。

近年來，美國頻繁以國家安全、人權或外交政策為由，對伊朗、俄羅斯、委內瑞拉等國實施制裁，并將參與相關貿易的第三方企業納入打擊范圍，多次波及中方相關企業，暴露出美國霸權主義的傲慢。

10月，有美媒披露美國已對超過50個與伊朗石油相關的目標實施制裁，包括個人、實體和船只，其中包括中國一家獨立煉油廠和一家碼頭運營商。

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對此強調，中方一貫堅決反對缺乏國際法依據、沒有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非法單邊制裁。我們敦促美方，摒棄動輒訴諸制裁的錯誤做法。各國同伊朗在國際法框架內開展正常合作，正當合理。中方將采取必要措施維護自身能源安全和本國企業及公民的合法權益。

來源|觀察者網

延伸閱讀

美國全新的國家安全戰略，標志著全球格局的一個轉折點。隨著華盛頓將西半球置于所有其他地區之上，它正從全球平衡者的角色中抽身，從而引發了歐亞大陸力量格局的重塑。

這為中國創造了一個新的局面，一個既充滿機遇也布滿風險的局面。歐洲的凝聚力減弱，日本和韓國的行動更為劇烈，而俄羅斯對中國的依賴開始縮減。這初看只是美國的退卻，實則造就了一個橫跨歐亞大陸、更加難以預測且變動不居的戰略環境。

本文將通過對中國至關重要的三個相互關聯的領域來追蹤這些轉變。

失去錨地的歐洲

對歐洲而言，美國的新戰略意味直白而尖銳：歐洲不再被視為優先戰區或戰略上的平等伙伴。戰略文件本身就將歐洲描述為文化衰弱、社會分裂，援助資金被重新評估。華盛頓的政治精力轉向了別處，北約在紙面上依然存在，但昔日支撐它的政治確定性已不復牢固。歐洲領導人如今聽到的是一個明確的信號：他們不再是伙伴，而是需要接受審視的附庸。

特朗普近期的采訪放大了這一轉變。他對“政治新聞網”（Politico）表示，歐洲“弱小”，“不知該如何是好”。在移民問題上，他警告說“照此下去，歐洲許多國家將難以為繼”。這種論調與極右翼運動中常見的“大替代”理論如出一轍，該敘事聲稱移民不僅是政策問題，更是文明存續的威脅。當一位美國總統使用類似修辭時，歐洲政府視其為一種意識形態攻擊，而非客觀分析。

12月8日，特朗普接受政客新聞網采訪

特朗普還尖銳批評了歐洲領導人和一些特定城市。關于烏克蘭沖突，他說“他們空談過多，卻無實際產出，戰爭只是拖延”。他特別點名倫敦及其市長，稱其為“災難”，此言被廣泛解讀為超出政策批評的人身攻擊。歐洲外交官視此為蔑視，而非友邦間的分歧。這并非伙伴對盟友的言辭，而是一個自認有權評判、糾正和懲戒的強權的表態。

歐洲各國的不安是真實的。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回應稱，此次采訪印證了歐洲制定自身安全戰略的必要性，因為不能再想當然地依賴華盛頓。其他領導人也表達了類似關切。歐洲感受到的不僅是美國正在從歐洲防務中后撤，更是華盛頓正通過放大那些助長德國選擇黨（AFD）或英國改革黨等極右翼勢力的敘事，來干涉歐洲內政。歐洲各國政府擔憂，華盛頓現在更看重意識形態認同，而非真誠的伙伴關系。

這種焦慮因美國在技術上的主導地位而加劇。歐洲的機構與官員們賴以運作的平臺和系統，大多掌控在美國公司手中。一旦這些公司采取行動，無論是限制訪問還是控制通信渠道，都會產生直接的政治后果。歐洲已經目睹，那些批評美國政策的個人或機構會面臨數字層面的限制。這是一種繞過傳統外交、通過基礎設施發揮作用的杠桿力量。

雙方緊張也因歐洲試圖監管數字平臺而升級。2025年12月，歐盟因社交媒體平臺X違反《數字服務法》中關于透明度義務的規定，對其處以1.2億歐元罰款。歐盟認定該平臺在認證標識、廣告數據和研究人員數據訪問方面未能滿足透明度要求。這是歐盟依據《數字服務法》開出的首張罰單。在X被歐盟罰款令宣布后不久，埃隆·馬斯克在X上發帖稱“歐盟應該被解散”，主張監管權應歸還各成員國，而非由集權的集團掌握。

這些反應揭示了更深層次的沖突：歐洲將監管視為維護社會穩定的手段，華盛頓的新意識形態立場則視其為對美國公司及美式言論自由定義的攻擊。

馬斯克批評歐盟，認為應該解散；當前的歐盟不民主，很官僚

綜合效應是歐洲內部的分化。東歐國家聚焦俄羅斯，尋求更強威懾。西歐國家因感覺華盛頓不再以平等相待而探索戰略自主，南歐國家優先考慮經濟韌性和移民管理。中歐國家則密切關注那些呼應美國極右翼議題的政黨崛起。失去了美國這個穩定之錨，歐洲正同時朝著多個方向左沖右突。

更深層次的影響是情感上的，而非純戰略性的。認為美國是仁慈伙伴的信念已經動搖，歐洲如今看到，華盛頓視其為必須遵從美國意識形態偏好的地區，而非平等伙伴。這種認知很可能推動歐洲走向長期的疏離，大西洋的引力正在減弱，新的外交和經濟布局空間正在拓寬。

對中國而言，將面對一個更加自主、更為謹慎、更愿意重新定義對外伙伴關系的歐洲，但同時也是一個因舊有關于美國支持的假設失效而更難以預測的歐洲。

亞洲：美國后退一步，日本便前進一步？

在亞洲，美國新安全戰略最顯著的影響更多體現在心理層面，而非軍事層面。美國雖仍在日韓駐軍，但傳遞出的政治信號已然不同。華盛頓的首要關切是西半球，它是否還愿意一如既往地充當亞洲的“仲裁者”，已經要打上一個問號。這一轉變促使日本和韓國采取比以往更具獨立性、有時也更為激進的行動。

日本成為了最顯著的例子。首相高市早苗公開將日本危機與潛在的臺海沖突直接掛鉤，這標志著其政府已擺脫了以往歷屆政府所秉持的謹慎模糊策略。此舉背后的邏輯很簡單：如果日本認為美國不再愿意率先發聲或劃定最明確的紅線，那么日本就會自己來。于是，新戰略催生了一個悖論：美國后退一步，日本便前進一步。

這種咄咄逼人的態勢不僅體現在修辭上，也體現在軍事姿態中。12月6日，當中國海軍在東海開展預先宣布的常規訓練時，日本飛機和艦艇駛入已聲明的演習區域附近，進行近距離監視和電子偵察，這帶來了不必要的風險。

東京則于7日“倒打一耙”稱，有一架中國戰機對日本戰斗機進行間歇性的“火控雷達鎖定”。北京堅決駁斥這一說法，認為日本的說法歪曲了事件因果，卻對其在宮古海峽和與那國島周邊的挑釁姿態只字不提。

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

日本官員將此次事件描述為對其人員安全的直接威脅，并表示日本不會容忍此類行為。盡管雙方未進一步升級沖突，但關鍵在于政治層面。如今，日本此次反應的速度和信心，展現出一種新的戰略姿態。

這種姿態并非僅由國內政治塑造。華盛頓被其他事務纏身，更強化了這一態勢，日本因此判斷必須展現自身決心。雷達事件成為典型案例——當美國釋放出其全球承諾不再自動兌現的信號時，地區動態便會急劇尖銳化。日本通過提升自身存在感及直接挑戰中國的意愿，填補了這一權力真空。

韓國承受的壓力則有所不同。首爾需要在中國（其主要經濟伙伴）與美國（其主要安全擔保者）之間維持微妙的平衡。一個奉行“美洲優先”的美國使這種平衡變得復雜。如果華盛頓對亞洲的關注度下降，首爾要么需以更大的經濟代價強化韓美同盟，要么就得探索更為公開的避險策略。這兩種選擇都充滿風險，并且都增加了中國周邊的不確定性，因為韓國的政策將變得更易變動。

整個東北亞地區的結果是，該區域不再那么由美國的協調所塑造，而更多地受到本地決策的影響。日本的強勢、韓國的矛盾心態，在昔日維系各方、具有穩定作用的美國大戰略被拋棄之后的背景下展開。這并不必然增加沖突的風險，但確實提高了局勢的不可預測性。中國如今所處的環境是：美國角色退卻，而地區行為體的決策則比以往更迅速、更獨立。

亞洲戰略重組

俄羅斯不再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依賴中國，這只是更廣泛地區格局變化的一部分。華盛頓向一個全球聚焦程度降低的美國的轉向，會迫使多個亞洲行為體重估長期持有的戰略假設。

如果說日本和韓國是在不確定性下變得更加強硬，那么俄羅斯的調整則源于不同的邏輯。莫斯科對美國新戰略的反應異常克制，克里姆林宮并未批評該文件，反而指出其“在很大程度上與俄羅斯對全球事務的看法相符”。此中含義含蓄但明確：如果華盛頓減少與俄羅斯的對抗，并接受一個更具區域分布性的秩序，那么2022年后中俄戰略協作的戰術基礎自然會發生演變。

北京與莫斯科之間的伙伴關系從未建立在意識形態統一之上，而某種程度上是由特定情勢所塑造：2022年后，俄羅斯需要市場和外交空間；中國則得益于一個能分散西方壓力的伙伴。如果美國現在降低歐洲的優先級并尋求凍結沖突，俄羅斯就獲得了戰略喘息空間，其對中國的依賴也會相對減少。這并不意味著敵對，只是有望回歸到俄羅斯分散戰略風險的傳統習慣。

但俄羅斯只是適應美國全球參與度下降的其中一個行為體。澳大利亞也面臨自身的戰略調整。AUKUS防務協議讓澳大利亞獲得核動力潛艇技術，其設計前提是美國在印太地區持續穩定的安全領導力。如果華盛頓的關注范圍收窄，堪培拉就必須為地區威懾承擔更多責任，這將引發關于國防開支、能力差距以及美國擔保長期可靠性的艱難辯論。

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將受到影響。印度的安全態勢同時受到與中巴兩國的關系的塑造。隨著全球體系變得愈發不可預測，印度與俄羅斯已擴展的國防和能源聯系可能會進一步深化。與此同時，巴基斯坦很可能與中國靠得更近。伊斯蘭堡在重新評估其相對于印度的地位時，在經濟、軍事和外交上對北京的依賴很可能加劇。

12月5日俄印年度峰會上，雙方宣布敲定一項覆蓋2030年的經濟合作計劃

印度次大陸一直是世界上最不穩定的地緣政治舞臺之一，充斥著未解決的邊界爭端、擁有核武器的對手以及深刻的歷史積怨。美國戰略參與度的減少并不會使這一環境緩和，反而會放大現有的裂痕，并增加地區行為體自身所承受的壓力。

縱觀亞洲，一個全球聚焦程度降低的美國并不會減弱地緣政治競爭，只會讓地區動態變得更加尖銳、更顯而易見，也更具深遠影響。

中國的機遇和挑戰

在這一變局之中，中國迎來的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歐洲自主性增強，與華盛頓的對華戰略不再亦步亦趨。日本和韓國的行為更趨獨立，有時甚至更具挑釁性。俄羅斯則變得難以預測，其行動不再僅僅受制于抗衡北約這一單一目標。

中國的機遇顯而易見。西方世界協調性的減弱，為中國提供了更大的周旋空間。歐洲可能追求更務實的經濟議程，從而軟化美國技術限制帶來的影響。亞洲國家或采取避險策略，這為中國創造了在以往美國主導的僵化秩序下所不具備的外交選項。

然而，風險同樣不容忽視。日本更趨強硬的姿態推高了臺海地區的緊張溫度，韓國的戰略平衡之舉可能破壞區域聯盟的穩定。隨著俄羅斯的注意力從北約重新轉回其亞洲邊疆，它可能從一個相對低調的伙伴，轉變為更高調的競爭者。

中國如今面對的歐亞體系呈現出新的特征：美國依然存在但主導力下降，盟國們開始基于自身的擔憂和野心各行其是，而俄羅斯對中國的長期看法也趨于復雜。美國的“半球優先”戰略并未簡化戰略圖景，反而打破了舊有的協調脈絡，創造了一個中國雖有更大空間但不確定性也同步增加的世界。

美國回歸西半球，為中國創造了新的外交選項。圖為10月30日中美領導人釜山會晤場景

“后霸權”國際體系的開端

近代以來很長時間里，大國往往信奉保守主義政治家梅特涅的邏輯：穩定依賴于一個均勢的維護者，一個能夠超脫地區紛爭、防止任何單一行為體主導大陸的強大力量。1945年后，美國在全球范圍內繼承了這一角色。華盛頓充當了歐洲和亞洲的外部穩定器，這一常被稱為“美國治下的和平”的體系，塑造了其盟國幾代人的戰略預期。

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則標志著這一傳統的終結。當美國將西半球定為其戰略努力的中心時，它便從那個曾讓歐洲和亞洲的盟友們可以指望由華盛頓來保障其安全環境的全球責任中抽身了，其結果便是地區強國作為獨立行為體的回歸。日本感到有必要以更強的戰略確定性來發言和行動，韓國則更公開地尋求避險。

隨著北約直接壓力的減弱，俄羅斯獲得了戰略空間來重新調整其長期優先事項，包括審慎管理與中國的多維度關系——這一轉變正伴隨著美國從全球事務后退時，澳大利亞、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地更廣泛的區域調整而同時發生。對歐洲而言，它不得不面對一個嚴峻的現實：一個全球參與度下降的美國迫使歐盟必須應對其內部分歧、日益削弱的競爭力以及冷戰結束后安全假設的崩塌。

這些轉變催生出的世界，既無序也無清晰的界限。在這個世界里，美國依然強大，但其組織權威已不再被廣泛接受，其影響力也不再是全球性的。區域集團依照自身的利益和恐懼行事。伙伴關系變得更加易變，對抗變得更加局部化，影響力在多個場域受到爭奪，而非由單一中心所管理。

這是一個“后霸權”國際體系的開端。美國不再是普世的平衡者，中國也不再僅僅是崛起的挑戰者，俄羅斯不再只由其與北約的對抗來定義。戰略地圖變得層次豐富而非線性單一，權力分散于各個地區而非集中于一個主導極點。其后果是，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每一個主要國家而言，都面臨著一個機遇與不確定性同步增長的、更為復雜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