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驚中央！陜西第一刑事案件，四十八條生命為何命喪商洛夫妻手中

1983年—1985年，在陜西省商縣各鄉陸續出現一些怪事！一些外地打工歸來或者上城買東西的農民開始離奇失蹤，到1985年5月，向公安部門報告的失蹤者就有37人之多。而劉灣鄉葉廟村40多歲的杜長英就是其中之一。1985年5月16日，他起個大早，跟哥哥一起去城里趕集給豬買豆餅。

但兩人分手后，杜長英卻再也沒有回家，家人四處尋找。5月27日黃昏，哥哥杜長年再一次從城里尋覓回來。路過縣造紙廠時，他找到出納員、表弟侯義亭，說了杜長英十余天未回家的事。侯愣怔了片刻，叫道：“哎呀！”神色變得嚴峻起來：兩天前，有名男子拿一張金額1.85元賣麥草的條子來領錢，條子上的名字卻是杜長英。當時侯義亭問那人怎么回事，那人說杜欠他錢，一直賴著不還，他在街上堵住杜，杜把這借錢的條子給了他。

5月28日，經侯義亭辨認，領錢人是44歲的龍治民。但就在杜長年等人隨即扭住龍，要帶他去派出所時，一黑臉小伙上前說也正找這人。黑臉小伙是另一支尋人隊伍的成員，1985年元月11日，上官坊鄉某村副支書姜三合等人從西安做活回來，在西關車站打算回家碰到個頭矮小的龍治民。

龍治民說他屋里有活，挖豬圈，一天五元。但姜獨自去后，再不見回家。其兄姜銀山從勝利油田請假回家，一直尋找到了5月，均無回音。5月28日，在這個吵吵嚷嚷的人堆里，姜家看見了要找的人。持續數月的尋訪，姜家了解到，龍治民經常出沒于西關汽車站等處，春節以后，還不時從市場上招走一些男女。兩支尋人隊伍交換情況，感到事情嚴重，把龍押往公安機關報案。

兩個不相關的人失蹤都與龍有關，縣公安局決定將其收審。面對訊問，龍治民的供述來來回回就是：“杜長英的麥草條是我拿的，他欠我20塊錢。以后他去哪兒？我咋知道。”“姓姜的是我叫的，干完活就走了。干了多長時間？起個豬圈嘛能用多長時間？一個下午就干完了。他在我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走了。以后他去了哪里我咋知道。”這么一個矮小愚笨、光頭赤腳的農民能干出什么事呢？民警甚至為關押還是放走猶豫過，最后決定：先把龍犯關起來，第二天到龍的家里看看再說。沒人想到，結果令人恐懼。

5月29日早晨，兩位警察前往位于楊峪河鄉王墹村的龍治民家。龍家窗戶全堵上了土坯，昏暗得像個地窖。屋內坑坑洼洼的土質地面上，有幾處好像被鏟過；架在閣樓上的木梯上有些斑點，呈烏紫顏色，像血跡。龍妻閆淑霞下肢癱瘓，行為古怪，一會兒說：“屋里沒啥。”過了一會兒又說：“有一次家里來了幾個人，晚上我睡在炕上，聽見外間有動靜，第二天這些人就不見了。”問她怎么回事，她又不說了。過了一會兒，又沒頭沒腦地說：“我洗衣服，水紅紅的。”

民警回局里匯報后，下午增派人手再赴王墹村。龍家西廂堆放著亂七八糟的雜物，柴草、空酒瓶、破布片等，用腳撥撥才能看見一塊地面；東廂更加黑暗，污濁，雜物充盈，一進門便碰一臉蛛網和塵絮。搜查時，村治保主任說，龍的家里很臭，村里人都不肯到他家去。刑警隊長王扣成則從臭味中分離出另一種臭味——他熟悉的死尸腐味。細細找尋，王扣成在東廂一個蘿卜窖旁邊，發現一堆散亂的麥草下有兩具相擁在一起的男性裸尸。

龍治民原系商縣仁治公社龍砭子大隊人，1977年冬，他將一癡呆女子騙至家中關在樓上，奸宿數日，后被村中民兵發現解救。1978年，龍在親友的撮合下與因患腦膜炎而殘疾的閆淑霞結婚。婚后生活更為艱難，欠生產小隊口糧款180余元，隊里催要，龍不理不睬。又因其時常晝伏夜出，村中人很少與之往來。三具尸體的發現，立即引起了轟動。

全村的老少傾巢而出，前往圍觀。治保主任和幾個民兵維持秩序，民警劃出保護圈。商縣主管政法的縣委副書記、公安局長，以及商洛地委、行署的有關領導相繼趕來現場。民警帶上警犬，再次搜查龍家，沒有新的發現。據村民們講，龍家門前有過一個蘿卜窖，現已填平種上了白菜。

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閆淑霞向民警指了蘿卜窖所在的位置。這地方離門檻還不到一米。一個民兵挖了幾锨以后，挖出一些苞谷葉。薄薄的土層下，是一層苞谷稈。民警又叫來幾個人用锨，先不深挖而向四周開掘，清理出一個長3米、寬2米的場地。揭開苞谷稈，竟然有八九具尸體，是以碼柴禾的碼法，頭足彼此交錯倒置，整齊而緊湊，但從邊際可見：下面至少還有一層。

在場者都被這噩夢般的場景嚇住了。現場勘察指揮人員發出指令：暫停勘察，立即上報省廳！一個排荷槍實彈的武警，封鎖了埋尸現場，另有一個連在城內隨時待命，軍分區獨立連亦處于戒備狀態。地區公安處與現場開通了無線電話。

陜西省公安廳長副廳長張景賢和一班刑偵干部次日抵達后，挖掘工作重新開始。起尸，照相錄像，編號登記，解剖。黃昏7點多，掘出的尸體數目已經升至20具。夜幕降臨，勘驗工作停下來。王扣成對周玉局長說了那段時間里唯一的一句話：“這跟臨潼的兵馬俑一樣哩！”

5月31日黎明，“3號坑”的挖掘與尸檢工作重新開始，尸體的數目繼續上升。上午11點，“3號坑”清理完畢，整整33具尸體。對于和平時期的兇殺案，它無疑是一個天文數字了！勘驗人員相繼走出席圍，摘下口罩扔掉，長長出了一口氣。然而公安人員不敢稍有松懈，雖然沒有跡象表明案情還有擴大的可能，但也無跡象表明案情會就此終止。

稍事休息之后，大家手執有金屬尖頭的標桿在龍治民家周圍探測。誰也不希望再有所發現，即使再發現什么，也希望是有關的物證。大家心理承受力已到了極限。就在這時，上午11時30分左右，當一個公安人員再一次把標桿插進土地時，他突然僵止在那里，人們的目光向他聚攏過來……

他手下感到了一陣虛空。“2號坑”就是這樣被發現的。該坑在“3號坑”東側兩米處龍治民家的豬圈內，形狀與“3號坑”相仿，南北縱向，長2米，寬1米，深1.5米，掘出8具尸骸，排列整齊，頭足彼此倒置，與“3號坑”如出一轍。可見坑內被害者先于“3號坑”內被害者遇害。就在勘驗工作進行的同時，消息在民間不脛而走，地震般強烈地撼動了商洛全境。人們如潮水一般向王墹村涌來。

早在5月29日，屋內三尸被發現之后，由于尸體的狀況和異乎尋常的藏尸方式，即在王墹周圍引起了不小的驚動，當天就有附近村鎮的人趕來觀看。雖然消息也傳到了商縣縣城里，但三人遇害這一事實尚未超出人們的經驗，城里來人不多。

“3號坑”被發現之后，情況就不同了，圍觀者中間城里人明顯增多。從5月30日開始，以王墹為中心，方圓幾十里外出現的情景，用王墹村一位村民的話說，“就跟趕廟會一樣！”

王墹東西兩段的公路上車水馬龍，熙熙攘攘。至于來自商洛其他縣的觀者，開始多是順路來看看，再后來就有了成群結隊相約而來的外縣人。那一個星期里涌向王墹的有多少人次呢？據王家人說少說也有十幾萬。此“5·28案件”被商洛地委、商洛地區行署急速上報。這一新中國成立以來前所未有的大案，引起了中央高層領導的強烈震驚。時任中央頂層領導和公安部部長劉復之等先后作出批示，要求省、地、縣對這一駭人聽聞的特大兇案狠抓不放，查個水落石出。

由陳丕顯和公安部副部長俞雷率領的中央工作組進駐商縣。中央、省、地、縣、鄉各級領導和各級部門參與的偵破組織迅速成立。核心領導小組由省公安廳副廳長張景賢掛帥，地委副書記王殿文任副組長，下設審訊組、調查走訪組、現場勘驗組。在地委書記白玉杰的建議下，又成立了群眾破案小組。白天，當發掘、勘驗工作正在緊張地進行的時候，就有失蹤者的家人在圍觀的人群里放聲痛哭。他們在圍觀者善意的鼓動下，數次試圖沖過警戒線前去認尸，均被武警攔截。

這樣一來引起了他們及圍觀者的不滿、哭鬧、指責，甚至有一些好事者吶喊起哄，在人群中造成一陣陣騷亂。到了下午，約有一百多人聚集在商縣公安局門前，要求領導出來說話，要求認尸。王墹村被包圍封鎖起來，通往村外的各路口都站立著荷槍實彈的警察，警方向村民宣布政策，歡迎檢舉和自首。偵破領導小組甚至花了很長時間，將一個從龍家查得的、用各種香煙盒裝訂而成的小本上所記的1000多人逐個查清，發現龍治民除了其妻，并無別的幫兇。

一共殺了31個男人和17個女人，龍治民夫婦是怎樣殺人的呢？根據后來查清的事實，1983年3月始，龍游蕩于商縣汽車站、廣場、東西城門口、南秦橋頭等處，以幫介紹對象、高價雇人做工、免費住店等為名，先后將游散他鄉、外出干活的人員和癡呆傻啞者共48人誘騙至家中，先令其為他干活，待夜晚入睡后，部分由其妻照明，龍用镢頭猛擊頭部，個別未氣絕者用錐刀刺死。

并同妻脫掉遇害者衣服，搜尋財物，連死者的長發也剪掉，藏于床下。尸體于深夜無人之際掩埋在院內挖好的土坑里。僅在1985年，龍治民就瘋狂殺死了36人。其中一次，龍殺死閻百姓夫婦及其兩歲的幼兒閻小建3人。特別惡劣的是，龍誘使羅××、王××、杜××等3人先與他的妻子閆淑霞發生兩性關系，然后趁其熟睡之機予以殺害。

在龍治民家中搜出存折15張，款額533元；現金3.13元；糧票91.5斤；手表4塊；各種物證1011件。這就是他殺害48人的全部所得。趙村人邵根是“從龍爪下逃生”的人。1984年秋天，邵去王墹看電影。歸途中龍讓睡他家，說他家有活干。

“我說我家臟，他家還要臟十倍哩！也不知道是啥味，一陣一陣的，比茅子（茅廁）還嗆人。我就沒脫衣服，和他在炕上將就睡了一夜，天一亮趕緊走。”據邵回憶，那天夜里龍沒害他，八成是因為他嫌屋里難聞，幾次起夜吸煙，龍沒機會下手。給龍家挖出“3號坑”的梁鋪鄉劉河村村民劉慶娃，也屬于“幸運兒”。“挖窖之前，龍治民用石灰打了線，并叮囑我千萬不要超過灰線。蘿卜窖嘛，大一點小一點有什么關系？還打線哩！我心想龍這人做事很講究哩。”

劉慶娃說，他在東邊往下挖時碰到了一塊大石頭，摳出石頭，不得不把灰線往外移了一段，結果挖出了一塊骨頭。他看著像人骨，就喊：“老龍，這地里咋還埋著人哩！”龍治民從屋里跑出來一看，很快掩遮了過去，說：“那是老墳吧。”第二天劉被打發回去了。

“想想真后怕，當時我要是再多問幾句，龍治民還能讓我回去？”劉慶娃說。

當時的人們搞不懂：這天殺的龍治民為何要殺這么多人？實際上，這也是當初令偵查機關頗為費解的問題之一：龍持續殺人時間之久，絕非一個有著正常心智的人所能承受的。用48條性命僅換得573元錢，匪夷所思。能與日漸腐爛的尸體共處一室，深夜孤獨一人把一具具尸體搬出，然后有條不紊地排碼得整齊，更不可思議。點擊查看更多內容。當時陜西省尚未設立司法精神病鑒定機構。偵查機關從西安醫科大學和西北政法學院請來有關專家，對龍進行了一次精神病學測試。

經一天時間的韋氏成人智力量表測量及明尼蘇達多相人格調查表調查，專家認為：一、龍無任何精神癥狀；二、反應敏捷，回答問題清楚，在人類智能中屬聰明人。

專家與龍還進行了一番有關案情的對話：

問：你為什么把被害者的衣服剝了？

答：人死了還穿啥衣服哩。

問：為什么要把衣服洗了？

答：洗干凈了結實，穿起來沒氣味。

問：為什么把死者頭發剪了？

答：我聽人說過，人死了啥都化，就頭發化不了。如果連頭發一起埋了，將來你們能從頭發里檢查出來都是誰。

問：你把頭發留著，不是等于留著罪證嗎？

答：我想等攢多了賣錢哩。

問：你為什么把尸體碼得那么整齊？

答：不占地方么。

問：573元48條人命，平均殺一個人只得十幾元，這個賬你就不算算？

答：有錢的人咱叫不來，能叫來的人身上都沒啥錢。

問：你和死人住在一幢房子里，就不怕嗎？

答：怕啥哩，死人也是人嘛。

問：你殺人從來沒有害怕過嗎？

答：要說不害怕那是假的。有一次我在樓上殺了一個……睡到后半夜聽到屋里有響聲，撲通撲通響。我心想：這是咋了。莫非有鬼？可是世上沒神鬼嘛。我爬起來把燈點上，端煤油燈的手直抖。等我爬到樓上一看，你猜咋？原來腳底有一塊爛塑料布，那死鬼的血從樓縫里滴下來，砸塑料布砸出的響聲！我就找了個盆一接：淌去！又睡下了。

明顯可見，龍的殺人是有其實際目的的，一是謀取財物；二是獲取勞力；三是滿足性要求。到了后期演化為殺人成癮，從殺戮中獲取快感。公安部研究人員深入調查龍的家族及成長史后拿出的一份犯罪研究報告顯示，龍治民6歲、其妹3歲時喪母。基于傳宗接代的觀念，其父嬌慣放縱龍，去地里干活也用背簍背著。但龍在同學中年齡最大，個子卻最小，因此多次遭同學惡作劇戲弄。之后龍治民受挫后，便意志消沉，自暴自棄，并曾自編了一首充滿自嘲的打油詩為自己“征婚”。

最后因自身條件，龍治民只娶得一殘疾女子。更加心緒惡劣，處境孤獨，在社會上沒有朋友。最后龍治民遷到王墹后即經常借口這病那病不出工，出工也不出力。生產隊規定每個勞力全年要完成基本工400個，龍所做卻不到100，有時還給自己偷加工分。分配到名下的糧食都懶得去背，常由隊上派人送到家里。王墹群眾幫助移民蓋新房，龍卻鉆在借住的屋里裝病。

1982年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龍靠混工分吃“大鍋飯”過不成，便走上了另一條道路。犯罪分子心狠手辣，動輒一次殺死、殺傷多人，殺人碎尸、焚尸。作案動機多為報復、圖財、奸情。“為了錢，不擇一切手段。”陜西省公安廳一位警官認為，龍治民正是這樣一個典型。

陜西省公安廳及地縣刑事技術人員反復對現場進行勘驗，提取各種證物1006件，對48具尸體逐一進行了損傷檢驗，將其死因、年齡、性別以及被害時間作出了科學鑒定。對被害者388件衣服用警犬進行氣味鑒別，照印照片3800張，為辨認和查明死者身份提供了證據。

1985年8月30日，陜西省檢察院商洛分院以故意殺人罪，將龍治民夫婦提起公訴。9月20日，商洛地區中級法院判處二人極刑。二人提出上訴，陜西省高院來人提審后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9月27日，龍、閆二犯被處決。據辦案人員回憶，龍治民對所犯罪行毫無悔意。

在法庭上得知被判處死刑，龍治民說：“我想不通。”

法官：“為什么想不通，你殺了那么多人……”

龍治民：“我不是為了錢，是為國家除害，不殺科學家公務員之類人，只殺殘疾人。人家黃巢殺人八百萬，都沒判死刑，為何給我判死刑呢？”

龍治民唯一的孩子遠嫁他鄉。“公判大會結束以后，法院貼出了判決布告，但一共只有三張。每張布告跟前都守有警士，只許觀看，不許抄記，更不許拍照。貼出半小時就被揭了下來。”一位商洛警方人士回憶說，這是因為上級有指示，意在盡可能縮小影響，同時又合乎程序。商洛當地嚴控龍治民特大殺人案的信息外泄，不過饒是如此嚴控，附近地區還是談之色變。某縣發生了一起搶劫案，人們說是龍的同伙干的；某縣發生了拐騙案，人們也說是龍的同伙干的。

一位居民回憶說，龍案發生后，商縣農民外出打工無人接收，干部出差沒法吃飯、住宿。“仿佛一夜之間，商縣人都成了活閻王”。調查結果證明，被害者和僥幸逃生者除少部分智力低下和有某種殘疾的人外，大部分都是智力健全，并且為鄉村的強壯勞力，是農家頂門立戶的人。村民張彩娥說，由于受父母影響，在學校被孩子們羞辱，龍的女兒沒讀成書，早已改名換姓遠嫁至新疆。

這個案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刑事大案，從另一個角度，此案給我國的刑事案件尤其是性質惡劣的大型案件的偵辦提供了寶貴的實踐機會，讓我們的公安系統向專業化邁進了許多，也讓和平時期的人民第一次感受到了刺骨的寒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