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頭沒文字，考古憑什么說它是夏朝？專家用了個笨辦法

　　夏商周三代史研究中，夏朝的疑點與爭議最多。當然，隨著“疑古派”的湮滅，關于夏朝存在與否的爭議早已不存在，人們的關注重點完全轉向文獻材料與考古發現的比附上。

　　正如著名考古學家鄒衡所說：“夏文化不是沒有發現，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認它”，鄒衡先生提到的“辨認”，指的正是史書記載和出土遺跡的比附問題。

　　比如著名的殷墟遺址，由于出土的甲骨卜辭中刻有“大邑商”自稱以及歷代商王的名字，與《史記》等傳世文獻記載比附吻合，故而成為了商朝存在的鐵證，徹底推翻了疑古派“東周以上無信史”的錯誤論斷。

　　由此可見，出土文字特別是自證性文字材料對判定文明歸屬的重要意義。故而中科院院士、考古專家夏鼐根據商代殷墟文化的特征，總結提煉出了文明判定的三要素：文字、青銅器、城市。

　　但夏朝的問題，恰恰在于至今沒有發現文字。

　　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對夏朝的記載，是西周時期。西周青銅器遂公盨上銘文開篇第一句就是“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與后世史書記載的大禹治水內容驚人相似。

　　此外，春秋時期齊國的叔夷鐘有“尃受天命，翦伐夏祀……處禹之堵”銘文，秦國的秦公簋上同樣刻有“受天命鼏宅禹跡”字樣。

　　這說明，在周代時，上至周王室下至東西兩個邊陲的諸侯國，對夏朝的存在都有近乎一致的認識，人們普遍相信歷史上存在一個夏王朝。在政體、文化還未形成大一統的周代，周人想要憑空編造出一個夏朝，并且讓不同族屬的群體（特別是當時還存在殷商后裔的宋國）所接受成為共識，顯然是不可能的。

　　毫無疑問，夏朝的確是真實存在的。

　　但即便證據再多，因缺少最關鍵的自證屬性的文字材料，鄒衡先生提出的“用什么方法去辨認夏朝”的問題還是沒能得到解決。

　　要知道，2015年考古發現的南昌西漢大墓墓主之所以能夠準確判定為第一代?；韬顒①R，最關鍵的證據就是棺槨中墓主身旁發現了刻有“劉賀”字樣的私印和“臣賀”字樣的奏章，沒有比自證身份更有說服力的證據了。

　　所以，在記載夏朝的史料十分匱乏的情況下，考古發現便成了理清夏朝歷史的唯一寄托。

　　1959年，夏文化探索的先驅徐旭生先生，對先秦史書中關于夏代并包括有地名的史料記載進行了統計，共得史料80余條，去掉重復后剩余30余條，這30余條只言片語的記載，基本將夏文化的活動區域鎖定在兩個地方：晉南和豫西，據此，徐旭生首先開始了對豫西伊洛一帶“夏墟”的調查。

　　果然，在中原腹心地區洛陽偃師二里頭村，考古工作隊發現了一處體量巨大的考古學文化，這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二里頭遺址，此后晉南也發現了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

　　讓一眾考古工作者興奮的是，二里頭遺址絕非是一處簡單的文化聚落，因為這里不僅發現了恢宏的宮殿建筑群，專業的手工作坊，以酒器為核心的青銅禮器群。更關鍵的是，二里頭文化的分布范圍已經突破了地理單元的限制，遍布了整個黃河中游。

　　這也就意味著，二里頭遺址像殷墟遺址一樣是一座王都，而非普通的諸侯方國都邑。

　　就在所有人對“夏朝”的發現抱定極大希望的時候，一個現實問題擺在了面前：經過60多年的考古發掘，除了在少數陶器上發現有刻畫符號外，二里頭至今沒有發現任何文字，更談不上找到“夏”這個字。

　　從考古地層層位判斷，我們只能粗略地知道二里頭文化晚于龍山文化，早于二里崗商文化。但由于沒有自證文字材料出土，也就無法準確判定二里頭的族屬究竟是不是夏后氏。故此，持不同意見的專家認為二里頭也有可能是商湯的西亳。

　　為了搞清楚二里頭族屬問題，以徐旭生、鄒衡為代表的考古專家采用了一個笨辦法。

　　既然夏文化的年代模糊，那么我們先理清商文化的絕對年代，再用文化差異作比較，早于商文化的廣域王權文化類型，自然就屬于夏文化范疇。

　　這個辦法基于兩大客觀事實：其一，商文化的脈絡由于得到了出土甲骨文中商王世襲的印證，故而容易梳理出年代上限；其二，不同族群之間存在顯著的文化差異，這種差異不僅體現在陶器（尤其是日常生活用陶器）的制作和使用上，而且在墓葬習俗、祭祀禮器的使用上都有明顯的不同。

　　比如仰韶文化陶器典型特征是紅陶，而龍山文化陶器的典型特征是黑陶；再比如殷商的車馬坑隨葬方式為整車陪葬，而周人車馬坑隨葬方式為整車拆散馬匹活殉，所以周朝的車馬隨葬坑中殉馬呈現凌亂疊壓的狀態，與殷墟大為不同。

　　基于此，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根據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敲定了武王克商年為公元前1046年，而商文化（即商湯滅夏后的考古學文化）的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600年。

　　同時，根據同一族群創造的文化的傳承屬性，考古工作者又發現了以河北邯鄲漳河流域為中心區域的下七垣文化（即商湯滅夏以前商部落為主體人群創造的考古學文化）

　　也正是在公元前1600年這個時間節點上，考古工作者發現了以偃師商城和鄭州商城為代表的二里崗文化，承接的剛好是二里頭文化的衰落。

　　據此，商文化的來龍去脈已經搞清，即：下七垣文化（先商）→二里崗下層文化（早商）→二里崗上層至殷墟一期（中商）→殷墟二期至四期（晚商）。

　　搞清楚了商文化的發展脈絡，那么二里頭文化的族屬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首先，根據最新的碳十四測年數據，二里頭文化的年代約為公元前1750年至前1520年，其下限雖落入商文化紀年，但上限卻早于商文化。當然，下限的問題也很好解釋，考古遺跡在體現改朝換代問題時有一定的滯后性，即一個王朝滅亡后，前朝遺民所創造的文化遺存并不會立即消失，而會在新朝繼續存在一定時間；

　　其次，早商文化的源頭來自河北下七垣文化，而非二里頭文化。不僅如此，二里頭底層文化（平民）陶器在器型、紋飾上有濃厚的河南龍山文化特征，而上層文化（貴族）又以綠松石、玉璋為主要特征，與商文化有著顯著差異，二者沒有直接的前后繼承關系；

　　第三，根據中科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劉皓芳博士的研究結論，二里頭遺址出土人骨與近在咫尺的偃師商城古人群母系遺傳（mtDNA）關系較遠，而與山西、內蒙古東部、遼寧人群母系遺傳關系較近，表明二里頭和偃師商城是兩類不同族群創造的文化。

　　上文已述，二里頭文化所呈現出的是一副廣域王權的景象，它的分布范圍突破了龍山時代以血緣為紐帶的方國界線，是真正意義上的跨地域政治實體。

　　不僅如此，二里頭文化的源頭也呈現出多樣性，它的底層陶器繼承自河南龍山文化，而上層建筑所折射出的文化源頭卻涵蓋了新砦文化、東夷文化甚至浙江良渚文化等諸多源頭，這也恰恰說明二里頭遺址絕不可能是某一個諸侯方國，而是眾星捧月般的復合型文化群體。

　　要知道，龍山文化的絕對下限是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而商文化的絕對上限又不早于公元前1600年，那么在這個空當期內，存在這樣一個影響力巨大、等級分明的政治實體，毫無疑問可以印證歷代史書所言的“夏商周”中的夏朝。

　　這也是考古在缺乏出土文字記載的情況下，依然能夠證實夏朝存在的原因。

　　然而，也正是由于至今沒有在二里頭發現自證文字，所以，這個邏輯論證還存在一個證據鏈漏洞，即：夏朝人是不是稱呼自己的朝代為夏？

　　事實上，中國歷史上類似的“烏龍”其實并不鮮見，比如著名的曾隨之謎，傳世史書均記載漢東存在一個強大的隨國，但出土青銅器卻證實，隨國人的自稱是“曾國”，“隨國”是其他諸侯國以地名稱國名的叫法。

　　同樣的例子還有蘇美爾文明，蘇美爾這個稱呼是阿卡德人的叫法，蘇美爾人自稱是“黑頭人”。

　　所以，在沒有夏朝自證文字出現以前，夏朝究竟真的如周人所稱呼的那樣叫夏，抑或者真實朝代名叫“禹朝”、“文邑”……諸如此類，我們依然不得而知。

　　當然，商朝之前的朝代是不是叫夏朝，已經無關緊要，它并不影響一個強大群體存在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