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天下也是搶來的，為何周朝以后的人都以華夏自居？考古揭秘

我們都知道，中國人以及具有中國血統的人都被稱之為華人，甚至我們國家的全稱，也冠有“中華”二字。

但事實上，從古至今，我國都沒有“華族”或“華國”一說，“華”的直接來源是與“夏”字的互文，在古漢語當中，“華”和“夏”的聲母、韻部相同，史書也常常將兩個字互通互用，比如《左傳》中就有“裔不謀夏，夷不亂華”，這里的夏和華就是同義詞。

在更多的歷史文獻中，則通常二字連用，稱為“華夏”也叫“有夏”或“諸夏”，這個“夏”字就是源自夏朝的國號。直到今天，華夏一詞都是中國的別稱。而追根溯源，自稱“華夏”或“夏”，始于周朝。

周人在完成商周鼎革之后，曾驕傲地宣稱“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我圖夷茲殷……其有夏之居”，自稱夏人的周人，在夏朝滅亡500余年后，再次打出了第一王朝的旗號。

如果從后世王朝興替的歷史案例逆推，周朝是以臣子的身份推翻了宗主殷商的統治，為了博得政治合法性，那么打出被殷商推翻的夏朝的旗號，把造反變成恢復祖宗江山，自然有了統治的法理。

不過，這一推測有兩個不合理之處。

其一，周武王在《牧誓》中，列舉了一大堆伐商的理由，甚至連“惟婦言是用”都用上了，但唯獨沒提過自己是夏人后裔這一條，顯然，周武王并未像后世諸如反元的紅巾軍領袖韓山童自稱宋徽宗八世孫那樣，為自己建立一套造反說辭。

事實上，周天子為姬姓，而夏朝君主則為姒姓，姓氏的不同，已然否決了周夏王族同源的可能。現代考古也已經證實，夏文化的主體在豫西二里頭，二里頭文化在晉南豫西一帶發展序列明晰，內涵豐富；而豫西卻不見先周文化，反倒是在陜甘交界地帶，發現了豐富的先周文化遺跡，這種空間上的巨大跨越，表明周人甚至連夏后氏旁系分支都算不上。

武王伐商雖然滅亡了商朝，但這并不代表商族群的消失，他們以殷遺民的身份接受了周朝的統治，這其中就包括紂王的兄長微子啟所建立的宋國。在大量殷商貴族面前，以夏人身份建立統治的合法性，很難起到實質作用。

畢竟，對于“惟殷先人，有典有冊”（殷商的先人有了書冊典籍）的商族人來說，他們很清楚周人的究竟是不是夏后氏的后代子孫。

其二，夏朝法統的建立，本身也是通過暴力奪權手段來完成的。中國王朝文明的奠基，肇始于堯舜時代。當然，這里的堯舜恐怕并非個體，因為按照史書記載，堯在位共98年，其中70年為親政，后28年做了“太上王”，由舜代行權力。

舜的情況同樣如此，舜在堯在世時就已經攝政了28年，晚年時又效仿堯讓位于禹，自己又過了17年才死去。堯舜的超長壽命，折射的恰恰是堯帝的陶唐氏、舜帝的有虞氏先后執掌部落聯盟最高權力的情況，而堯、舜不過是兩大部落歷代最高首領的統一稱謂罷了。

如果我們從考古發現角度去觀察，代表陶唐氏遺存的晉南陶寺文化，絕對年代從公元前2300年一直延續至前1900年，前后存續時間近400年，已然進入了夏紀年范疇。這表明，堯讓位與舜，所讓渡的是部落聯合體的最高領導權，即天下共主由陶唐氏變更為有虞氏，而非讓渡陶唐氏君主的位置。

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奇特的“禪讓”機制，并非像儒家所宣揚的那樣是出于上古圣王的賢明，而是酋邦性質的部落聯合體所衍生出的一種“輪流坐莊”模式。

根據考古發現顯示，龍山文化時代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存在大大小小上千個聚落，遺址面積從幾萬到十幾萬不等，每個聚落的經常性人口在千人以上。這些聚落按照血緣、聯姻等方式，組成一個氏族體共同對外，實力此消彼長，堯帝所在的陶唐氏、舜帝所在的有虞氏皆是此例。

直到大禹的出現，徹底推翻了已運行數百年的權力交接模式。

禹背后的姒姓部族，通過治理洪水，構建了一個全新的夏后氏大部族，這其中就包括有夏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等等，隨著實力的上升，夏后氏取代有虞氏而成為天下共主也就順理成章。

但禹在權力交接問題上，卻并未遵守約定，對此，《戰國策》有記載：“禹授益，而以啟為吏。及老，而以啟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于益，其實令啟自取之。”

大禹雖然名義上將共主地位讓渡給東夷部族的首領伯益，但卻為啟培養了大量黨羽，最終，夏啟通過暴力手段從東夷部族手中奪回了最高權力，繼續維持了以姒姓有夏氏族為核心的天下共主地位，這就是所謂的“名傳天下于益，實令啟自取”。

但禹、啟父子此舉，也意味著大禹家族將世襲代表夏后氏部族出任部落聯合體最高首領，組成夏后氏部落的其它氏族將再無權問鼎，這自然引發夏后氏內部的不滿，有扈氏首先站出來反對。于是，夏后氏內部爆發了甘之戰，最終，夏啟獲勝，部落聯合體時代徹底終結，夏王朝建立。

由此可見，夏朝的天下，并非是有虞氏讓渡給夏后氏后自然形成的，而是充斥著暴力和權謀。既然夏朝的天下也是搶奪來的，那么夏商周三代的權力更迭就具有了同一性，周人以有夏自居的用意，顯然就不能解讀為標榜奪權的合理性了。

孔子的例子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

孔子，姓子，宋國公族之后，也就是說，孔子其實是殷商后裔，與被周武王推翻的商紂王同源。商族的起源脈絡較為清晰，他們最早生活在河北漳河流域一帶，創造了下七垣考古學文化，跟豫西為中心的夏文化族群八竿子打不著，甚至都不在堯舜大聯盟部落的體制內。

但在孔子的理念里，也把自己列為了有夏的范疇，而將未納入王化的地方稱之為夷，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夷夏之分。

其實，在西周分封的上百諸侯國中，除了杞國是正兒八經的夏朝后裔以外，其它諸侯國或為姬姓諸侯、或為像宋國一樣是源自不同族群后裔的封國。

但奇怪的是，這些由上古不同部落族群演化而來的諸侯方國，無一例外的都將自己自稱為有夏、諸夏，管仲在勸誡齊桓公尊王攘夷時，就提出了“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的論斷。

這種民族共同意識，顯然出于自覺，否則僅通過周王朝的官方灌輸，絕難讓包括孔子在內的殷商后裔也產生如此強烈的認同和歸屬感。

那么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自周王朝以后的人，都以華夏自居呢？換言之，夏朝究竟有什么獨特之處，會成為不同族群后人共同的標簽呢？

考古發現為我們解開了困惑。

《左傳》曾有句名言：“昔伊、洛竭而夏亡”，上世紀50年代，著名考古專家徐旭生在傳說中夏人活動的中心地區伊洛一帶開展考古調查時，發現了二里頭文化，經過幾十年的考古發掘，二里頭文化就是夏文化已成考古界的主流共識。

不過，二里頭文化所呈現的面貌卻與早于它的龍山時代諸多考古學文化截然不同。

扎根豫西的二里頭文化，卻并非由河南本地的龍山文化直接發展而來，它的底層陶器繼承自河南龍山文化，而上層建筑所折射出的文化源頭卻涵蓋了晉南陶寺文化、河南新砦文化、山東海岱文化、湖北石家河文化甚至浙江良渚文化等諸多源頭。

這表明，二里頭文化是眾多不同族群文化共同匯聚而形成的，它既實現了取長補短，又完成了多元歸一。

而反觀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龍山文化時代，各處考古學文化之間隔閡嚴重，典型的特征便是大量帶有軍事防御用途的城邑的發現。

比如曾做過部落共主的陶唐氏遺存—陶寺遺址，就發現了深溝高壘的城墻，略晚一點的陜西石峁遺址，甚至發現了內外雙城角樓和疑似“馬面”等附屬設施。

曾任二里頭考古工作隊長的許宏教授曾有如下歸總：“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時間里，也就是文獻中的夏王朝前期，考古發現的中原地區各類群體間互不統屬，戰亂頻仍。”

敵對色彩的濃厚，自然也就阻隔了不同文化族群的融合。像上文提到的陶寺文化、良渚文化然一度輝煌，但其內部文化因素卻非常單一，也未能突破血緣和地域的限制，實現跨地理單元的傳播輻射。

這跟二里頭文化所發現的源頭多元，沒有修筑城邑有著很大不同。

二里頭遺址僅有宮城而無外城城墻的修筑風格，與殷墟和秦都咸陽高度雷同，后兩者也同樣沒有修筑外城。表明夏王朝時代，突破了以血緣為紐帶的方國界線，組成夏族群的群體不再是單一的夏后氏同姓聯合體，而是融合了眾多其它族群，這些族群在外圍建立的衛星城邑，自然而然成了二里頭遺址的屏障，這就是考古學家眼中的“大都無城”。

為什么夏朝會呈現出這樣的場景呢？

這就不得不提到那場上古曠世洪災。根據張莉博士等團隊的研究顯示，公元前2000年前后，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聚落中普遍發現了大洪水沖刷留下的痕跡，從龍山時代到二里頭時代，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聚落總數量從1669個驟降至180個。

顯然，龍山晚期，絕大多數氏族部落都遭遇到了毀滅性打擊，但也就在這個時間節點上，洛陽盆地的二里頭文化崛起，其一經出現，就呈現出文化面貌的多元性。

這充分表明，在大洪水過后，殘存的氏族聚落共同遷居到了當時最適宜農耕的洛陽盆地，根據文獻記載，這次大遷徙的主導者，應該就是負責治水的夏后氏。

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血緣為紐帶的族群壁壘不復存在，洛陽盆地成了不同族群共同的復興之地，而這個大融合族群的國號“夏”，也就成了所有族群后裔共同的文化印記。